刚才在和朋友闲聊，聊到历朝历代的吏治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少过贪腐问题，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便如恒河之沙一般不计其数。朋友苦笑之余，就问：“难道中国古代就没有惩处贪腐的体制和能人吗？”我说：“有啊，比如包拯、海瑞不都是这样的吗？但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

确实，我现在经常会提到一个概念，中国的腐败不是源于所谓的体制问题，而是古即有之的文化之根，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实在少得可怜，在任何一个朝代，清官都一定是非主流的。一说到清官，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多半都会是包青天，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包青天就该是中国古代的非主流代表了。

当然，这个非主流只是借以调侃，和如今的所谓非主流文化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像包青天这样的清官，虽然一直被中国人所歌颂、所赞誉、所怀念，但他们这样的清官却始终是少数派。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你能数出多少个呢？如果不查资料，光凭记忆，我估计绝大多数人都数不出十个吧，名副其实屈指可数。如果说贪官，那就实在太多了，任何一个朝代大概就有反腐问题，每年都要抓或者杀不少贪腐分子，但改变不了越抓越腐、越杀越黑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严重的贪腐问题呢？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自然有多个方面的，但想来想去，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根深蒂固的送礼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根源在于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面子问题。中国人自古就好面子，视脸面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所以不管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都免不了要各种请客送礼，请客的人要花钱送礼，吃请的人也同样要送礼花钱，这都已经形成习惯甚至是文化了，这种文化不革除，贪腐如何制止得了？

其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身份问题。这个文化的出现由来已久，大概早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之前就有了吧，靠读书能做官，做官就自然而然高人一等，久而久之读书人也就有了我清高、我脱俗、我高人一等的习惯，瞧不起下人、瞧不起农工商之辈。既然有了这种高人一等的心态，那么一旦当了官，有了权，自然而然也就把奴役他人、攫取个人利益当成天经地义的事，凭什么你们这些低等人能跟我享受同样的生活呢？我高人一等，就该有高人一等的享乐。既然有了如此心态，中饱私囊花天酒地也就很难避免了。

其三，则是“和为贵”的中庸心态在作祟。对于中庸这个说法，其实我个人认同部分，凡事讲个度确实比较好；但是，如果放在吏治上，中庸就未必那么合适了，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任何事务，都要看一个背景环境。如果中国官场大部分都很清廉，少数几个贪腐分子会在中庸的环境下慢慢被同化、被洗涤；但如果环境是大部分人都贪腐、或者大部分人都不那么干净呢？那中庸的理论也同样会将区区几个心灵洁净者同化腐蚀，本来就不多的清官会在这个环境下束手束脚、郁郁不得志，最终不是洁身引退，就是同流合污了。

所以，清官就成了历朝历代的非主流，那就半点也不奇怪了。

至于如何解决这个环境改变人、文化腐蚀心的“贪腐主流文化”问题，有人倒是提出过一套应该是行之有效的系统办法，就是全面改变文化，从根源动刀。可惜这个办法却被某些别有用心者恶意破坏了，至今还在不断抹黑，既然如此，贪腐文化仍然会继续盛行下去，清官仍然只能是非主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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