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不是想否定就否定的了的！
-------再谈端午节与屈原

（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对于端午节的来历，最普遍的说法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唐代褚朝阳有“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的句子，道出了端午时节人们对屈原的怀念。因为纪念屈原的缘故，端午节被赋予了诗意。解放后曾一度把端午节定名为“诗人节”。
有人说，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以节日的形式纪念一位诗人，不仅说明屈原有着感人至深的文化力量，也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早就富有诗意、审美力和爱国忧民传统的民族。后人纪念屈原很大程度是出于对其人格的尊敬和人生理念的认同。“屈原报国无门，忠而见谤，所以用自沉汨罗的方式殉国，其实也是殉他心中的崇高理想。历代的文人墨客，到了端午节都要写诗作赋，以表达对屈原的缅怀。民间的纪念活动更加丰富多彩，逐渐形成了一种遍布全国的文化习俗。这说明中国人民对屈原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有着高度认同。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文化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有着浓郁的诗意，或者说闪耀着诗的光辉。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有着执著而潇洒的生活态度，基于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悦感，对朴素单纯之美的领悟，以及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价值追求。这些领悟与追求，除了“诗”这个词以外无以名之。
文以载道，诗言志，词言情。中国人喜欢用文章阐明道，用诗表达志向，以词抒发感情。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唐诗宋词，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中国人的内心。不管时代如何推进，不管生活环境有多大的变化，人们内心的喜怒哀乐是相去不远的，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永远不会改变。

（二）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曾经联合开展一项调查(1018人参加)，结果显示，75%公众认为端午祭屈原缘于中华民族推崇君子人格。85.5%的人认同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以节日的形式纪念一位诗人，不仅说明屈原有着感人至深的文化力量，也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早就富有诗意、审美力和爱国忧民传统的民族。      有人说，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以节日的形式纪念一位诗人，不仅说明屈原有着感人至深的文化力量，也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早就富有诗意、审美力和爱国忧民传统的民族。在此次调查中，超过八成(85.5%)的人对此表示赞同，其中53.8%的人表示“完全赞同”，31.7%的人表示“基本赞同”。
中华民族因为什么而纪念屈原?调查中，75.4%的公众认为原因是屈原的爱国忧民，是中华民族向来推崇的“君子”人格;50.3%的人认为是由于当时的楚国人民为屈原悲剧性的死而震惊，人们怀念他，渐成习俗;20.4%的人认为是因为中国自古是“诗的国度”，而屈原是最早出现的伟大诗人。
调查显示，60.3%的公众认为“诗最能体现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悸动”，59.2%的人认同“诗是语言艺术的极致”，还有28.5%的人认为，“是否喜欢诗，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审美情趣”。
调查中，60.9%的人认为伟大的诗人和感人的诗歌，永远都不会过时。对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76.8%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心里有类似的意念。“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以及国家的未来都需要一个不断探索和开拓的过程。而诗歌未来的发展也是如此。”
（三）
否定屈原的存在早已有之，不自今日始。
早在“五四”以前，四川学者廖季平在《楚辞新解》与《楚辞讲义》中，就开始怀疑《史记·屈原列传》中关于屈原的记载，认为屈原“25篇”，都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后来因为汉朝人厌恶暴秦，而将其归在所谓“屈原”的名下。
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读楚辞》一文，文中说：“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并且说：“《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认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据需要而塑造出的“传说”式的人物，这就像西方的古希腊名著《荷马史诗》，本来是民间流传已久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属于早期口头的集体创作，后人却将这些作品的著作权归于虚构的盲诗人“荷马”一样，这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处理这类作品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他认为屈原与荷马一样，都是虚构的、“箭垛式”的人物，绝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著名学者梁启超、谢无量、陆侃如等人，则对廖季平、胡适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到20世纪30年代，又有许笃仁发表《楚辞识疑》，认为《离骚》为刘安作，《怀沙》《九歌》《天问》等，都是汉代人的作品。1938年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的何天行《楚辞新考》（1948年以《楚辞作于汉代考》书名再版），约有十余万字，以一部专著的形式，更详细、更系统、更全面地否认《史记·屈原列传》，并进而否定屈原的存在，可以说是否定屈原其人的集大成之作。
这一公案在1949年以后又引起了两次更大的争讼。
首先是1951年，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楚辞探故”系列论文：《楚歌及楚辞》《离骚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骚”》。在这些论文中，他认为《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传统的屈原25篇及《招魂》等，都不是屈原的作品，并怀疑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紧接着，有郭沫若、宋云彬、沈知方，以及前苏联著名学者费德林等人撰文与之争论。
第二次则是从日本引起的。早在1965年，就有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冈村繁博士，说《离骚》等作品，是屈原死后人们对他的追叙，是多人的集体创作。此后，广岛大学的铃木修次等人，也认为《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所作，屈原本人也只是一个传说。日本学者的怀疑以及怀疑的依据，都是胡适、何天行等人观点的老调重弹，并没有什么新意。

（四）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怀疑屈原的真实性呢？
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目前可见到的先秦所有文献中，确实没有关于屈原的任何记载。人们通常认为，屈原“三闾大夫”的政治地位，“入则与王图议大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政治影响，创作千古杰作《离骚》的文学影响，还有自沉身死的悲剧命运，以这样的身份，竟然在史籍中完全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确实是不正常的。我认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因为屈原在他的作品《离骚》《九章》中，多次对楚王的行为进行直接而严厉的批评，这种“暴显君过”（班固语）的行为，不容于楚国当时的统治者，所以楚国的典籍故意不记载；其二是有关文献遭秦火散佚了，故而不传。大家想一想，战国以来，天下“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秦、楚两国在政治上的矛盾激烈而不可化解，楚怀王被骗入秦，又客死于秦，更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积怨。这种对立甚至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仍然没有消除，“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当时流传很广的口号，便生动地反映了楚人对秦朝的愤懑。而屈原是坚决主张抗秦的人物，又是敌国文化的代表，那么秦始皇作为文化灭绝主义的坚定推行者，将与屈原有关的文献销毁，顺理成章，并不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不管怎样，要否定屈原的存在，首先要推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真实性，胡适、何天行等学者就是这么做的，不过因为他们的论证缺乏说服力，所以并不能达到“否定屈原其人”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就此问题略加论述。
首先，汉初的贾谊就写过《吊屈原赋》，篇中写道：“仄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贾谊离屈原的时代不过一百多年，他本人又是处于汉王朝中心的政治文化名人，因此可以说，这对于证明屈原其人与《离骚》的真实性，是很有说服力的。
其次，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桓宽的《盐铁论》卷二：“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卷五：“屈原放逐于楚国。”“屈原行吟泽畔。”多次提到屈原，以及他遭人诋毁、流放泽畔的经历。刘向的《新序·节士》中，也有一段相当详细的、关于屈原事迹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产生于西汉、时间在司马迁前后的文献，完全可以构成一个证据链，作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佐证材料，从而说明这篇文献的真实可靠。因此，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屈原其人确实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去主观地怀疑屈原的存在。

（五）
在人们的心目中，屈原这个名字总是与爱国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楚辞学者曹大中却接连发表了《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再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三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等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核心观点是：第一，“在先秦时代，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第二，先秦文献中，“虽然很多著作都论述过‘忠君’，却没有一家论述过爱国”；第三，“在先秦时代，普通百姓对某一国所采取的或去、或就、或留的态度，并不是他爱国与否的标志”；等等。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其实曹教授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中国”，也就是“天下”，就是“四海”，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使武王伐纣、秦灭六国，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战争，当时战争的各方，也并不认为那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战争，而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斗争，是在争夺这个大家所共有的“天下”。因此，从楚国到宋国去，到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去，无须关文，更无须签证，完全可以自由来往。楚国人到晋国去做官，也不会被他人或舆论认为是不爱自己的祖国。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他身为楚国人，为报家仇逃奔吴国，并领兵杀回自己的祖国，毁掉楚国的宗庙，挖开楚平王的坟墓，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可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卖国”或“不爱国”。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屈原精神中也确实存在着爱国主义的胚胎，那便是特别浓烈而执着的故国乡土之情。我们知道，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史记·楚世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经过数百年的苦心经营与努力，到春秋战国才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由于楚国地处边远，又相对封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那就是现在学术界非常重视的“楚文化”。
由于楚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深恋故土已成为楚人的传统性格，再加上屈原偏执重情的诗人气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对乡国的爱恋显得更为突出。所以他在作品中反复表达这种感情：“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桔颂》）‘“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在《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也就是诗人自己，在经历了反复多次的犹豫彷徨之后，下定决心离开楚国，去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可是当他从天上看到故乡，所有的决心便顷刻瓦解：“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大意是说：透过太阳的光明，我看到我的故乡，仆人悲伤马也留恋，弯着身子回头凝望，不愿走向他乡。正是这种特别突出的“恋乡”情结，逐渐成就了屈原的爱国精神。

（六）
两汉时期，人们对屈原人格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忠直之臣、迁谪之客、狂狷之士这三个层面上。虽也有司马迁等人提到过屈原“睠顾楚国”的感情，但对于他热恋故国乡土的精神层面，始终没有过多关注。此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屈原的评价，大抵遵循汉人的基本框架，未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
最早将屈原的“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的是洪兴祖。洪兴祖所处的北宋、南宋之交的时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宋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也因冒犯秦桧而遭贬职。国家危亡、个人怨愤交织于心，于是借屈原之事抒己之怀，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叙》中，将屈原自沉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为“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一为“去则国而从亡”，不忍离去。前为忠君，后为爱国，故“屈原虽死，犹不死也”。他还反复强调：“屈原之忧，忧国也。”“长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尽管洪兴祖还没有明确地标明屈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屈原的“恋乡”情结予以突出和扩张，在屈原接受史上第一次将其提升到恋“国”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屈子“自沉”以浓重的殉宗国色彩，从“乡”到“国”，屈原人格中的爱国层面初具雏形。
南宋时期，鉴于金人南侵的危亡形势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政治伦理需要，朱熹的《楚辞集注》在洪兴祖的基础上，对屈原的爱国情操给予了进一步的提炼和强化，大力表彰其“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歌颂其“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在对待北方失地的问题上，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主战派。他从现实的政治目的出发，以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力图为抗金救亡树立一面“忠君爱国”的精神旗帜，同时，也是想把它作为投向南宋投降派的批判枪矛。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尽管在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并没有形成独立而完整的爱国意识，但屈原特别突出的故土观念，客观上已经孕育着爱国主义的胚胎，而在此后对屈原人格的解读与认知过程中，历史给予了屈原故土观念以新的意义和新的内涵。
从“恋乡”到“爱国”，从“宗族之国”到“民族之国”，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的屈原接受史，终于完成了对接受对象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的提升与完善。从此以后，以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屈原人格日益深入人心，并在外患迭起的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传和张扬，渐次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例如明末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哀郢》中，说屈原“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是“忠臣之极也”。王夫之在清兵入关后，曾在衡山组织义军奋起反抗，晚年隐居衡阳石鼓山，多次拒绝清王朝的馈赠与招聘。他的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无疑深受屈原精神的影响。又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强调屈原坚持齐楚联盟，团结抗秦，反对与强秦妥协的精神，实际上是在呼吁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事实上，这个历史剧在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方面，也确实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向来“风”、“骚”并称，“风”指《诗经》，“骚”指“楚辞”，两者都是中国文学的典范，影响后世极为深远。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真正的诗人，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为追求真理和自我完善，不愿与世俗社会妥协，宁愿自沉汨罗，以保其峻洁品格的超凡行为，令人无限景仰。两千多年来，无论是作为诗人的屈原，还是作为一个人格类型的屈原，得到了历代人们的崇敬，甚至进入了我国的民俗，形成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竞渡，其地位崇高不言而喻。1953年，世界和平组织将屈原选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更加提高了他的地位，屈原已经成为湖湘文化乃至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杰出代表。
尽管在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并没有形成独立而完整的爱国意识，但屈原特别突出的故土观念，客观上已经孕育着爱国主义的胚胎，而在此后对屈原人格的解读与认知过程中，历史给予了屈原故土观念以新的意义和新的内涵。
屈原自沉汨罗，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他坎坷而忧愤的一生。然而，肉体的毁灭却正是辉煌精神和伟大人格诞生的标志，诗人以死的悲剧启迪着后人去思索生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作为一个被漫长的历史所充分肯定而又很少有人可以企及的人格类型，其核心的层面是什么呢？屈原人格的特质，也就是区别于其他人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有多种多样的回答，而主要集中在爱国精神、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忧患意识等方面。但我认为，屈原人格最本质的东西不是爱国精神，因为那是一种几乎所有人都具有的普遍的情感倾向，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成员，绝大多数都会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也不应该是人们所说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因为这两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主流的价值观念，在儒家思想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部分人都把对天下苍生的责任当成自己的应有本分，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古训，也会伴随着启蒙开始的教育，融入人的血液中。因此，这两者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认为，屈原人格的核心层面，不是爱国精神、责任感或忧患意识，而是一种超出世俗与常人的独立意识。
屈原的独立精神，是一种以较高文化素养为基础的，纯而又纯、容不得半点儿瑕疵的人格类型，它远远地超出现实和世俗，无论在哪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都不可能全面仿效，但作为一面精神旗帜，一种人格理想，特别是经由“自沉”这种极端方式的渲染与高扬，屈子人格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并对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屈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不是想否定就否定的了的！

造谣者要枪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