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语-樊迟请学稼》的文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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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关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曹魏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引包氏所言：“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也说：“夫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则四方之民感化自来，皆以襁器背负其子而至矣，何用学稼以教民乎？”都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学稼与成德无关。
    后来的朱熹则说：“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所谓“许行‘君民并耕’之说”，可见《孟子·滕文公上》。农家许行主张贤君“与民并耕”，孟子以社会分工的道理予以反驳，并且说：“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朱熹把“樊迟学稼”与许行的“君民并耕”对应起来，以说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孟子反对“君民并耕”是同样的道理，都是依据社会分工的道理。
    元代有儒家学者陈天祥著《四书辨疑》，其中就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作了说明，他说：“盖樊迟在夫子之门，不问其所当问，而以农圃之事问于夫子，夫子以是责之耳，非以农为不当为也。”他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责备樊迟“不问其所当问”，并不存在鄙视农业、鄙视农业科技的问题。
    据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作为教育家，孔夫子这里所希望培养的是一个合格的为政者，是为人民提供一套切合当代实际的社会制度产品，要以礼义信建立、运行并维护这制度下的良好社会秩序，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为民生实业创造必须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也就是以文明化育人心、改善天下政治、治国平天下，这是为政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如《论语·述而》所说孔子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要学生通过学习《诗》、《书》、《礼》、《乐》，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君子。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孔子难免会反对学生学习与他的教育目的无关的知识。现代教育讲德育与智育（包括科技教育）的统一，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对于当时的孔子来说是不可能想到的。孔子之前，学在官府，主要的教育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当然不可能教授与之不相干的农业科技知识。孔子虽然开私人讲学之风，但在教育内容上是不可能做出太大改变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反对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对于在学习《诗》、《书》、《礼》、《乐》过程中所遇到的科技知识，孔子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多学。孔子曾在教弟子读《诗》时说过，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六艺”中的“数”实际上也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可见，凡是与培养高尚道德有密切关系的科技知识，孔子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可以理解为反对学生学习与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无关的知识，反对与成德无关的东西，而不能简单地从中得出孔子鄙视农业的结论。
    第二，孔子不希望他的弟子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这只是表明他个人对社会各种不同的事业或职业的偏好。社会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就个人选择事业或职业而言，存在着是选择体力劳动还是选择脑力劳动的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观。从全社会来看，必然会有人选择从事脑力劳动，因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只是分工不同，选择从事脑力劳动，这本身并不等于就是鄙视体力劳动。事实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是出于他对体力劳动以及农业科技的鄙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理想的价值要高于实际技能，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因此，孔子之所以偏好脑力劳动，反对樊迟学稼，那只是希望自己的弟子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并不存在鄙视体力劳动的问题。不愿意学习某种知识，不等于鄙视那种知识；不愿意从事某种事业或职业，也不等于鄙视那种事业或职业。
    第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不希望他的弟子学习体力劳动的技能，并不等于他看不到农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基础地位，看不到农业科技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比如，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当然也就离不开农业科技。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0]这里的“时”就是指农时。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也就是要求遵守农业生产的规律，就是要依据农业科技知识。由此可见，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等于他否定农业科技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绝不能简单地以此认为是孔子鄙视农业生产者，鄙视农业技术。从中国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撰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具有圣贤智慧的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
    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无论古代农学家们对此作如何解释，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并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由此可见，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二）
   《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一章，文字比较浅显明白，而诸家注释多有歧异。结合孔子的仁德思想、教育方法、汲汲求仕的经历及其政治理想，力图恢复语录体的载记方式所省略的相关背景，探求孔子之本意及用心所在。孔子对樊迟请学稼的批评，在方法上，与其一贯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相一致；在思想上，则是批评樊迟迷惑于神农之言、稼穑为治本的异端之学，而坚持其一贯的“为政以德”的思想，以仁德而推行政治。此章虽简略，却涉及到孔子的仁德思想和基本的政治理想。
      一般都把这段话作为孔子轻视并反对生产劳动的佐证。这段话能否说明孔子对生产劳动持否定的态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首先弄清“樊迟学稼”这一章的确切内涵。孔子所谓“小人”，其含义要作具体分析。在先秦典籍里，“小人”的对立面是“君子”，它们最初主要有这些含义：从社会地位看，“小人”是卑贱者，“君子”则为尊贵者；从对维护统治秩序的道德规范的修养来看，“小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因而成为无德者，“君子”则是有德者；从社会分工来看，“小人”劳力，“君子”劳心。“小人”与“君子”这些含义已被广泛接受，这里不再举例佐证。上述“小人”的三种含义明显地可以贯穿起来，所以对于《尚书·无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之艰难”里的“小人”，《正义》就说：“小人谓无知之人，亦是贱者之称，躬为稼穑是贱者之事。”这里，兼有位卑、无知、劳力这些特性的只有劳动者，那么具有尊贵、有德、劳心等特性的自然也就是统治者。故“小人”又指劳动者，“君子”又指统治者。
    在先秦典籍里，“小人”与“君子”出现的形式有两种：单独使用与对举成文。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的统一。由上文“小人”与“君子”的区别可以看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的内涵都是对立的，这是二者关联在同一个句子里对举成文的基础；反过来，这种对举的形式又决定着它们各自内涵相互对立，这是一条规律。如：《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统治者与劳动者）。《诗经·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尊贵者与卑贱者）。《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劳心者与劳力者）。《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小人恐矣，君子则否”（无德者与有德者）。《论语》里“小人”与“君子”对举成文的例子俯拾即是，如《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当政者与劳动者），《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德者与无德者）。它们都遵循上述规律，那么《子路》“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又怎能例外呢？这里“上”取代了“君子”，指统治者，与它对举出现的“小人”指的是劳动者也就不言而喻了。
    孔子为什么对樊迟下这样的论断呢？这是基于对樊迟认识与接受能力的了解。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观察与了解学生的丰富经验，并总结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孔子组织教学的主要形式是师生之间的问对，他善于借助这种教学上的组织形式来加深对学生认识与接受能力的了解。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孔子说：“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樊迟三问与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相比只是些小问题，孔子不但予以肯定，而且作了具体而又通俗的回答。在《子路》篇里，樊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雍也》篇里，樊迟问“知”，孔子的回答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樊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孔子对樊迟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样也是具体而又通俗的。在《颜渊》篇里，樊迟问“仁”，孔子答以“爱人”；樊迟问“知”，孔子答以“知人”，樊迟对此理解不了，孔子只好作简要解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对此更是想不通，就去请教子夏。子夏比樊迟高明，就举例给他作进一步说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举直”而“使枉者直”，属于“仁”；知道谁是直人而举他，属于“智”。孔子的答语“举直错诸枉”乃“仁”“智”之事。在《为政》篇里，孟懿子问“孝”，孔子答以“无违”。樊迟不明白孔子答语是何含意。孔子给他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见孔子的答语直接涉及到“礼”。由上面樊迟与孔子之间的问对可知，凡是孔子的答语直接涉及到“礼”、“仁”、“智”这些层次较高道理较深的学问，樊迟就不易理解，孔子对此也十分明白，所以，在《子路》篇“樊迟学稼”这一章里，“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这番话就只好等樊迟出去以后再讲；孔子对于樊迟提出学稼与学为圃这些低层次的问题也并不惊奇，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樊迟啊，你真是个劳动者。”言下之意，你可以去学习稼穑之事了。孔子从樊迟的实际能力出发，肯定了樊迟学稼与学为圃，这就是因材施教。
    孔子的许多言论还闪耀着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子贡问孔子治理卫国的国政首先得干什么，孔子回答首先必须“正名”，并阐明理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治理国政，可谓百端待举，孔子以“正名”为纲，以其他事项为目，这就分清了矛盾的主次。孔子主张首先“正名”，这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孔子要求“言顺”、“事成”，重视“礼乐”，强调刑罚适中，说明孔子并没有忽略次要矛盾，只是主次矛盾的解决有先后之分。孔子重“礼”，把它看作为人处世的根本，他说：“立于礼”（《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尧曰》）。“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做人要讲“礼”，治国同样要讲“礼”，所以孔子说：“为国以礼”（《先进》）。孔子还进一步强调了“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大作用，“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孔子又重“义”，并把它视作人的行为规范。他常说：“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子认为君子的特质就在于其品德修养体现了“义”的规范，所以他说：“君子喻于义”（《里仁》），“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孔子更强调在实际行动中贯彻并实践“义”的规范，“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达其道”是目的，“行义”则是具体的行动与手段。“义之与比”，强调行动要以“义”为指导。孔子对当政者提出了“义”的规范与要求，他高度称赞子产“使民也义”（《公冶长》），“义”无疑是孔子衡量当政者的一条重要标准。孔子还重“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明确地把“信”列入教学内容。孔子还把“信”作为道德范畴加以提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信则人任焉”（《阳货》）。不但做人要讲“信”，而且治国也要讲“信”，故孔子说：“民无信不立”（《颜渊》）。子夏进一步阐明孔子这个观点：“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孔子重“礼”、重“义”、重“信”，并且作了这样的综合概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在孔子看来，“礼”、“义”、“信”三者是为人处世与治国安邦的根本，是主要矛盾，而稼穑之事与之比较起来则是次要矛盾。孔子主张解决问题要先抓主要矛盾，所以他认为治理国家，当务之急不在于当政者参加生产劳动，而在于“上好礼”、“上好义”、“是好信”’；但是对于次要矛盾，孔子并没有忽略，他所说的“焉用稼”是以“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主要矛盾的解决有助于促使次要矛盾的解决。孔子盛赞称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南宫适为君子（《宪问》），可见他对当政者参加生产劳动所持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总之，“樊迟学稼”既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又体现了孔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些才是它的确切内涵。在这一章里，无论对于樊迟，还是就当政者，孔子对生产劳动的态度都是积极而又肯定的。

（三）
     解经释典不能断章取义，惟有联系上下文，以经解经才能贴近作者的原意。 
      子路篇共有30章，其中关于政治的主题就有19章之多。前三章记述了子路、仲弓问政，第五、六、七章为孔子论政，樊迟请学稼夹在其中，显得有些突兀。编者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呢？我认为其中寓意相当深刻。本章以学稼学为圃作为切入点，引出“上好礼则民敬，好义则民服，好信则民诚”的治国方略。生动的描绘了孔子善于通过观察弟子的言行，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并及时进行修正、引导的教学艺术。  
      樊迟为何要学稼呢？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种可能：其一考考老师的农业知识；其二想抽出时间来种粮种菜贴补家用；其三看到夫子之道得不到施行，想放弃学业改弦更张。最有可能的就是其二，因为其一有些戏谑，其三有些极端，都不符合人物特点。提问之后，孔子虽然对其提的问题有些不满，但还是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他，樊迟看到老师表情严肃，就知趣而出了。  
       除了学稼之外，在《论语》中有关樊迟的记述还出现了五次：御车（为政第二）；问知（雍也第六）；问崇德、脩慝、辨惑，问仁（颜渊十二）；问仁（子路十三）。问崇德、脩慝、辨惑时还得到了老师的称许。通过以上记述可以看出樊迟是一位天资虽不聪慧但勤学好问得到孔子肯定的学生。  
      “小人哉，樊须也！”是孔子针对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别的事所发出的感叹，是爱之深责之切的体现。孔子当时的心境是可以理解的，试想：假如一个大学生在学业未竟之时向老师提出诸如怎么卖猪肉、如何擦皮鞋之类的问题，会得到怎样的回复呢？难说当老师的会耐着性子告诉他“我不如老屠户，也不如老鞋匠”。  
     “小人”一说在这里既不是指道德有问题的人，也不是指地位低下者，而是指目光短浅、没有远大志向的人。人与人是平等的，就像麦田，远远的望去非常的平整。没有谁能比别人高出多少，唯一的区别就是或饱满或轻浮而已。人的区别就在于对人生的追求，或高远或浅薄。经常听到有人教育孩子：上大学—干工作—挣钱。求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以后能找到容易挣钱的工作吗？若真如此，亿万富豪的子弟还用得着读书吗？穷人家的孩子是否应该辍学挣钱以养家糊口呢？向任何一位小学生提一个问题：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说长大后当钟点工。这就说明了不同的职业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成就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人人都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需要得到社会的肯定，内心深处蕴藏着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 北大学生卖猪肉、擦皮鞋的现象与樊迟学稼类似，也许是人事制度存在瑕疵，时机未至，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亦可能是学而不精，无以立。但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现象还是不应该出现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国家需要人才之际，作为学者应当学以致用，努力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更新民风，服务民生上，而不要埋没自己的才华，去做一些行外之事。
    我们今天为孔子做这点辩解，远不如孟子说得清楚。翻开《孟子-滕文公章句》第四章，孟子在回答学生陈相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之，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用现代的白话语言来说，是这样的：孟子先问陈相：“各种工匠的活儿，不可能在种地的同时又去兼做，难道治理国家的事情，就能在种田的同时兼做吗？”孟子接着自问自答：“官员有官员应作的事务，百姓有百姓应做的事务。以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各种工匠的制品都是生活不可缺少的，如果都是自己制作才能够使用，那简直是让天下人都为生活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劳动心力，有的人劳动体力。劳心的人治理人，劳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人，治理人的人被人养活，这是普天之下通行的道理。”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发生了“社会分工”，就有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孟子可以说是个敢讲真话的人，也是个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普天之下百行百业都要人去做，中国外国都一样。我以为具体到个人，一定条件下可以从体力劳动者转变为脑力劳动者；一个脑力劳动者适当地参与体力劳动也应该成为一种习惯。
    子答樊迟，还有这样一段记载，过去却不被人提起。在《论语》第十二篇《颜渊》、第21、22章里记载：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匿、辩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非攻人之恶，非修匿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从这段对话看，孔子还是满喜欢樊迟的。这段话里，樊迟说：斗胆问一下老师，怎样能够增强道德、修正过失，辨别是非。孔子表现的很高兴，说：“你问的问题太好了。干事在前，得利在后，这不是增强道德吗？指责自己的错事、坏事，而不指责别人的坏事、错事，这不就是修正过失吗？不忍一时的气氛，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以致祸及亲人，这不是糊涂吗？”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孔子这段话的意思说：“举荐提拔正直的人，让他们的地位在邪恶的人之上，能使邪恶的人也变得正直。”樊迟当时却没有弄明白孔子的这句话的意思，后来向师弟子夏请教。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子夏说：“夫子的话讲的寓义太深刻啦！”接着又进一步举例作了阐述。子夏说：“舜的时候，治理天下是从众人之中选拔品德才能优秀的人，他推举皋陶做自己的助手，那些不仁德的人就离得远了。商汤做天子，也是在众人之中选拔品德才能优秀的人，他推举伊尹为宰相，那些不仁德的人就远离了。”
    孔子以寓意深刻的道理讲给樊迟，可见孔子对樊迟是爱护倍加的。因此绝无当着学生的面骂樊迟是后世所谓“小人”之意。

（四）
    以上梳理了对“樊迟请学稼”的脉络，根据上下文不妨还原回放一下这个故事：
    【学生】：樊迟向孔夫子请教种庄稼的学问。孔子说：种庄稼我不如老农。樊迟又问种菜的学问。孔子说：我不如种菜的。听罢樊迟离去了。孔子说：这个不上进的人！就是樊须呀！管理者遵守礼仪，老百姓不敢不敬重你；管理者讲求道义，老百姓不敢不服从你；管理者做到诚信，老百姓不敢不用真情来对待你。如果能做到这些，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抱着自己襁褓内的孩子来投奔你，哪里需要种庄稼的学问？
【学生再问】：南宫适问孔子：后羿射箭的技术非常好，大力士奡会划船，他们都没有得到善终。大禹和稷亲自种庄稼最终拥有了天下。孔子没有马上回答他。南宫适走了以后，孔子说：君子就是这样的人！崇尚道德的就是这样的人！
【学生问先生】：为什么樊迟学种庄稼就说他是小人，而大禹和稷亲自种庄稼就是德政呢？为什么相差那么远呢？只要你亲自种庄稼，就会有老百姓抱着自己襁褓内的孩子来投奔你，有这样的事吗？
   【先生】：你怎么能这样认死理呢！
   【学生】：怎样理解才是本质呢？
   【先生】：孔子说：君子追求的是做事的道理而不是为了吃饱肚子，大禹和稷亲自种庄稼为的是让老百姓的粮仓丰足，这是为了取信于老百姓；粮仓丰足了国家才能稳固，这就是治国的道理。樊迟学种庄稼世上就是多了一个农夫罢了！不懂的大道，就会饿肚子，到哪里去种庄稼？所以说：君子忧虑的是天道不能畅行并不忧虑贫穷。学种庄稼、亲自种庄稼完全不是一回事！
   【学生】：我明白了。
    曾几何时，“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樊迟”，被一些人描绘成孔子轻视劳动人民的一条罪状。时至今日许多人仍以其是孔子轻视劳动人民的一大罪状。同时，又有人改头换面，贬斥为“孔子变方的骂人”的一例。至此，可以确定这段话中所说的小人，并不是如唐朝李德裕《小人论》中说：“世所谓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难信，此小人常态，不足惧也；以怨报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义，抑又次之......”这种人，而是与“上”字相对，不是道德褒贬之辞，实指社会地位在下的普通劳动者。这样的“小人”，吃的是手艺饭、力气饭，是不必如上位君子那般下苦功终身博文约礼，更不必伤脑筋作艰苦的社会组织工作，只需要随大流做好自己那份工作就应当可以一生安稳的社会人。所以，这里是强烈批评樊迟不懂纲举目张的道理，学了一肚子学问，却不辨轻重，舍纲而取目，不求担当重任，不求做社会脊梁安邦定国，辜负了老师厚望，但绝不是大骂樊迟为“道德低下的小人”的意思。
    读《论语》至此，我们应当可以形成这样的认知了：孔夫子这里，居上位，做一个合格的为政者，是极不容易的，是很辛苦的，这辛苦甚至是要伴随一生至死方休的。仅仅辛苦不够，为政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为人民提供一套切合当代实际的社会制度产品，要以礼义信建立、运行并维护这制度下的良好社会秩序，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为民生实业创造必须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也就是以文明化育人心、改善天下政治、治国平天下。这责任岂是亲自种几亩地可比的？所以，焉用稼？即便你一人能种十人的地，相对于治国平天下，仍然只是小利。求此小利，自甘平庸并放弃士君子的社会责任，又与尸位素餐的斗筲之人官老爷何异？若从“焉用稼”得到蔑视体力劳动者、轻视农业生产的结论，吾不与也！
    也许，这里是樊迟见天下无道，礼崩乐坏，收拾人心无望，以请学稼来讽谏夫子：道之不行也，就我们这么几个人，何必穷其一生好高骛远？不如做点小人实事，大家种几亩田圃，休养生息去吧——怎么有点西天路上二师兄的味道？但是，夫子接受命运的安排，以身作一个向世人宣示大道的木铎，以重整文化、引领世人回归文明为己任所追求的，就是众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寄望于弟子中有更多的人修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行天道于人间的大本领，盼着他们谋天下之利，而不是匹夫匹妇的谋生技艺手段。夫子的政治主张，修己以安人，仁以为己任，传递文明薪火以为己任，老大年纪周游列国，颠沛流离栉风沐雨一十三载所苦苦追求的道，岂是轻易可以放弃的？这是君子安天下之道与小人自全之术的选择，夫子当然要指出樊迟所建议的，是小人自全之术。
    读这段文字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好逸恶劳，不肯“先之劳之”，将读书的目的指向谋求当官做老爷，以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为快，就将夫子教育思想想歪了。夫子是看不起出力流汗的社会底层劳动者么？显然不是的，先不说“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也不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更不说“犂牛之子骍且角”，且说本篇子贡问士时，夫子说即便是一个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粗陋浅薄“小人”，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也可以称之为“士”，那些蝇营狗苟谋私利的官老爷，则连称之为“士”也不配。在孔夫子心中，高尚与卑鄙，要看一个人的精神追求、人格修养与社会行为，与其职业或社会地位无关。所谓“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中华文化优秀基因。什么“歧视体力劳动”、“官本位”云云，可以休矣。

以古为镜，很有借鉴意义

当下是：棺材棺材升官发财

孔子的很多思想言论，其实已被后人曲解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