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保卫战看南京沦陷前后蒋介石的抗战战略
从南京保卫战看南京沦陷前后蒋介石的抗战战略
（一）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于1927年4月。当时他面临着：国内,面对分裂割据势力，他的内政焦点是镇压共产党。国民党党内有胡汉民派、汪精卫派争权，党外有共产党割据在野，军事上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实力派相制。环顾中华，大敌当前，蒋蒋介石却认定毛泽东、共产党为对手；国际，面对列强虎视眈眈，蒋介石联美、反苏，战略焦点是抑制日本。1928年5月的“济南惨案”，让蒋介石刻骨铭心。他看出日本的目的，一为阻挠中国统一；二为挑衅开战，寻求灭亡中国的机会。
在国内和国际、个人与民族利益的矛盾面前，蒋选择国内、巩固政权为主要矛盾，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战略，对日本侵略忍让妥协。“九一八”事变，将此战略缺陷暴露无遗，大大刺激了日本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
在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命令下，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取得当时中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2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有很多事实证明：一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根本不足以挑战数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当时日本国内也非常耽心关东军不自量力，鲁莽行动会坏了侵华大计。因为日本并没有准备好去接手一个大它几倍的中国东北地区。据张学良讲，“9.18”事变后，他的日本朋友本庄繁将张学良的个人财产，用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这大概是对对张学良把东三省拱手送给日本表达感激吧。
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15万保卫国都的国民党军队对阵5万攻城日军，人数三倍于敌，仅抵抗12天便土崩瓦解！负责南京保卫战的最高领导——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将各路人马整合成都13个建制师和15个建制团，共15万人保卫首都。这些部队的大部分在淞沪会战中元气大伤，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却考虑不周。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为激励士气，唐生智搞了个“破釜沉舟”，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南京保卫战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惨遭日军屠杀。战前誓与“首都共存亡”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派出督战队封锁江面烧毁渡船，放言后退一步者死，却最终食言，乘坐沾满牛粪的板车狼狈北逃。
1937年冬季的南京，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人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与日军作了殊死的拼杀。战事最为惨烈的，是雨花台、紫金山和光华门几个阵地。
坚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在日军施放燃烧弹时岿然不动，一位军官在熊熊烈火中迸发出最后的怒吼：“紫金山就是紫金山，决不是富士山！”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抵抗是激烈的，表现是英勇的。在淳化镇、光华门、杨坊山、紫金山、中华门、赛公桥、雨花台等地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过激烈交战。以淳化镇为例，当时驻守南京东南淳化、方山一带的是王耀武第51师，自12月5日起，携优势炮火的日军114师团，对防守淳化镇的51师的正面阵地则以飞机炮火连日轰炸。“其步兵又复猛烈攻击，战况异常惨烈。”从5日到7日51师“官兵伤亡达九百余人”，但士气依然旺盛，阵地也很稳固。日军猛攻淳化十多次而未得逞。8日早晨，日军又增加了两千多人，大炮十余门，其正面部队在飞机、炮兵、坦克车掩护下向淳化猛攻。51师守军奋勇抗战，杀敌甚多，阵地屡失屡得，伤亡甚大，301团代团长纪鸿儒负重伤，连长伤亡9员，排长以下伤亡1400余人。305团团长张灵甫负伤，连长伤亡5员，排长以下伤亡600余名。由于没有后援兵力，该镇于午后4时失守。
新近整理出版的侵华日军的官兵日记即战斗详报等资料，也可以反衬出当时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抗战之激烈。侵占光华门的第9师团步兵第36联队乙副官菅原茂俊回忆说：在13日凌晨，“到城墙根一看，发现城墙阵地非常凄惨，满眼是壮烈战死者的尸体。”根据陆军省情报部编《大陆战史》记载：在光华门的战斗中，“敌人实施的是人弹战术和手榴弹战术，我军伤亡极大，突击队长伊藤少佐也牺牲了，双方都寸步不让。城上城下敌我双方都能听见对方的喘息声和说话声，战斗一直呈胶着状态。10日激战一直持续到11日。先后进抵各城门的各部队尽管都反复突击，但始终攻不下巍峨高大的城墙。”日军的战斗详报中记录的中日双方战斗伤亡情况，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军队在战斗中的激烈程度。日军在侵占南京中伤亡3893人，中国军队阵亡19030人。其中，第6师团谷寿夫部队在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日军伤亡1190人，中国军队战斗死亡7200人。
如果抵抗，情况会怎样？
——1939年，日本挑起了对苏联的诺门坎战役。结果日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伤亡和被俘了61000人，损失了660架飞机，被迫向苏联求和。从此日本人知道不是苏联人的对手，放弃北进苏联的计划。至今谈俄色变，不敢轻言武力。
——1945年，冲绳岛战役，日本守军10万余人，战役历经3个多月，日军亡9万余人，被俘7400人，损失飞机7830架，被击沉舰艇16艘、伤4艘；岛上居民亡约10万人。岛上日军最高长官第32集团军司令牛岛满及其参谋长剖腹自杀。美军伤亡7万余人(含非战斗减员2.6万人)，损失飞机763架，被击沉舰艇36艘、伤368艘。美军由于伤亡太重，冲绳岛战役胜利后，根本没有心情去庆祝胜利。
可以这样说：“9.18”事变让日本人重新审视了以前对华政策，奠定了全面侵华的决心和信心，培养了日本人对中国人和军队不屑一顾的心态和傲气，为南京大屠杀埋下伏笔。显然，这种战略绝不是什么智慧。
（二）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只要审视一下抗战中长长的殉国将领名单足以说明其时斗争之惨烈！抗战初期，共产党军队数量仅仅占国民党军队的1/20，直到抗战末期在人数和装备上才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最初的 4.6万军队（八路军）发展到103万（八路军），也只有国民党军的1/5.二十倍于共产党军队的国民党军，担负正面战场的抗敌责任，责无旁贷。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浴血奋战，并最终成为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1945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公布了八路军战果：作战次数99847次，毙伤日军401648人、伪军312282人，合计713930人。俘虏日军5096人、伪军402112人，合计407208人。八路军牺牲40万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成为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与日军不对称的交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每一场胜利都来得异常惨烈。从1940年到1942年，八路军从近50万人锐减到30多万人，弹药、粮饷、药品严重匮乏。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是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中，广为人知一句话。但是从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西北军抗战到广西抗战，英勇的军队却屡次陷入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的人为挟制下。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淞沪会战伤亡30余万，实力的差距自不待言，但国军在淞沪战场上屡屡不能抢得先机却与蒋介石对淞沪会战各方区别对待，消耗东北军、西北军并极力保留中央军战斗力有莫大关系。同时也于蒋介石战前定下“以战求和”的基调有很大关系。
台儿庄会战，蒋介石的精锐嫡系汤恩伯部按兵不动，坐待川军王铭章122师全军覆没，日军专攻汤部，灭掉汤部一军后，汤军5万人急转避战，而此一线9个军17个师（不计汤部）在会战前70多天即散落战区，却未做任何战事准备，此时蒋介石才在李宗仁恳求之下远调李部孙连仲两个军2.5万人赶赴台儿庄。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正面攻击日军的是李部孙连仲的2.5万人，后面躺着汤部的5万大军！日军看穿意图，倾全力攻击孙连仲，李宗仁调不动汤部，只能坐视孙连仲伤亡过半。蒋介石不增派一兵一卒，却借口伤亡过大而取消李部孙连仲42军番号，彻底削弱了李宗仁部的实力。
西北军抗战：冯玉祥部一群清一色号称“冷娃”的陕西子弟兵，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先后粉碎了日军的11次大扫荡，把不可一世妄言三个月占领中国的日本鬼子拒阻于潼关以外，使其进入关中掠占西北的梦想死于胎中。仅“6·6”会战一役，日军排长以上军官的骨灰盒层层叠叠垒堆了1700多具。这是八年抗战中取得重大战果的战区之一。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陕西子弟兵也有2.1万人牺牲在中条山下、黄河岸边。抗战末期，蒋介石派中央军10余万人，强行换下3万西北军，却在换防后的三个月全线失守！
广西抗战，尤以桂林保卫战最为激烈，战前，蒋介石强令撤出8万守军，在白崇禧强烈要求下才留守军队2.5万人，而其中较有战斗力的才1.8万人。面对10万日军的疯狂进攻，桂林守军殊死搏斗，一条条街道、一条条巷子地进行争夺与肉搏。直至日军大量使用毒气，并终因寡不敌众，桂林守军终于未能取得战役胜利，守城主将，１３１师少将师长阚维雍（后追赠中将），见城破在即，在铁封山师部举枪自杀，壮烈殉国，实现了他战前与桂林共存亡的誓言。他生前留下了绝命诗：“千万头颅共一心，岂忍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作降将军！”诗句反映了守城将士的心声。 广西抗战也是日本人至今最难以忘怀的战争之一。
通观国民党的八年抗战，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瓦解掉了国民党内部颇有实力的各地方大员，囤积大量战备物资于昆明，巩固了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做好了消灭共产党，打全面内战的准备。
1939年12月5日，国民党政府命令胡宗南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洵邑、正宁、宁县、镇原5个县城，并调动大军准备进攻延安。
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便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代”，以6个军的兵力，向隰县、孝义一带的新军攻击。3日，王靖国第十九军、陈长捷第六十一军将决死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部包围解决。第二纵队苦战突围，部分转入晋西北。阎随即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惨杀隰县等6个县的政府、牺盟会干部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伤病员千余人。同时，阎令赵承缓进攻晋西北抗日决死队和第一一五师第三五八旅。
在晋东南，阎军孙楚部暗结日伪军，进攻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千人。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抗日政权被摧毁。4日。孙楚捣毁南阳城牺盟会的《新生报》社，编辑王良被活埋。
1940年2月，冀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石友三部攻打八路军。3月，蒋介石命令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的八路军。针对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总部将三五九旅由晋察冀根据地调回陕甘宁边区，配合留守部队，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摧毁绥德分区5个县的反动政权。在太行区、冀南区，八路军奋起还击朱怀冰、石友三部的进攻，消灭朱部3个师，石部被击溃。
1940年7月，国民党向共产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中心内容是削减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限制作战地点。共产党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皓电”，强令在大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彭叶项发出致何白的“佳电”，驳斥“皓电”，拒绝华中部队北移的要求，但为顾全大局，有利抗战，同意江南部队可以北移。12月7日，蒋介石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下达执行。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6日抵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军长叶挺前去谈判被扣。全军苦战七昼夜，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分以身殉国。1月17日，蒋介石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中国共产党严厉揭露蒋介石的滔天罪行，斥责蒋介石破坏抗日，准备降日的阴谋，并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释放叶挺军长，惩办祸首等12条解决办法。同时重建新四军军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拥护，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与孤立。3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5月，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了一场反共舆论攻势。6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调集几十万大军，准备闪击延安，并在7月7日炮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针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采取政治和军事两面出击的策略。《解放日报》发表许多文章，披露资料，驳斥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污蔑、诋毁。驻延安的部队开往前线，严阵以待。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举行各种集会游行，抗议顽固派的挑衅。共产党的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处境十分孤立。7月10日，蒋介石被迫命令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停止行动，并复电朱德，诡称无进攻边区之意。国民党这次反共高潮未发展成为大规模军事进攻就被制止了。
蒋介石集团是坚持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前提条件下的抗战，是取消人们自由抗战的路线，是一条片面的抗战路线。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4月10日日军占领豫陕边界的重阳店，14年中，国民党共丧失国土2753254平方公里——当时全国面积11174002平方公里（含外蒙）；丢掉城市970余座——全国城市为1200座；抛弃同胞2.57亿——全国人口4.5亿。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民党有退无进，屡战屡败，300多个师打了八年，唯有台儿庄一役获胜。但是蒋介石却不愿承认这一胜利。美国援华人员在经历了这段历史后说，“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
（三）
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均爆发于1937年，淞沪会战是高潮，南京之战是尾声。若非城破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骇人听闻，这场有如鸡肋的战役可能早就被湮没于历史云烟中，被人淡漠遗忘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掀开全面侵华的序幕。虽然蒋介石鉴于国力孱弱的实际状况，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希望延缓对日决战的进程，但日本却不给蒋介石丝毫喘息之机，中日决战如箭在弦！
当时，中日之间的国力对比，军力差距是全方位的。蒋介石深知，仅凭中国一家之力应对日本进攻，打平都是奢望。唯有将中日争端升格为国际问题，引发列强对日本的强力干涉，弱势的中国才能逃过一劫。在这一大背景下，已被逼向墙角的蒋介石只能做鱼死网破的殊死一搏，即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与日本进行一场决战。拉欧美列强乃至苏联搅入中日纷争，令欧美大规模援助中国、武装中国。如此，中国才有希望转败为胜。
出于这一目的，蒋介石将中日决战之地选在上海。首先，上海云集各国侨民，有很多国家的领事馆。一旦中日决战，战火无情，难免要触犯各国利益，欧美列强怎会无动于衷？其次，上海处于蒋介石控制的江浙核心地区，既是蒋介石政府的财赋重地，又是国民党军队易于集结征调之所。
淞沪会战是惨烈的，蒋介石为达到战略效果，将其精锐约70万人投入上海。冯玉祥将军说：“在上海战场上，一百里以外看著，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是个大熔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调集75万人马与日本海陆空30万军队决战上海。军队人数虽多于日本，但因两国军力的综合实力差距过于悬殊，苦战3个月后，最终，此次会战以国民党军队伤亡30万精锐、被迫撤退的惨重代价告终。而拥有全面优势的日军仅伤亡4万余人，蒋介石精心打造的数个德械师也惨遭重创。
惨烈的淞沪会战令蒋介石几乎赔光了起家的老本，却没有达到令欧美列强援华的战略目的。唯一的收获是，经此一战，蒋介石确立了自己领导抗战的统帅地位。淞沪会战后，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南京一线。而日军则趁胜追击，剑指蒋介石政府的首都——南京。
南京虽是六朝古都，被誉为有“金陵王气”，但定都此地的王朝却多为短命王朝。南京三面环山北对长江，无险可守，不利战守的地理劣势是其致命软肋。
蒋介石并非没有预料到南京之战的结局，但他当时还在做国联调解之梦，期待日本能悬崖勒马。他甚至还抱有这样一种幻想：只要保卫南京的国民党部队能守上一到两个月，国际形势就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苏联在内的声援中国的国家就有可能出兵迫使日本收手。但是，当时的英美正大搞绥靖政策，德日意同盟视国际公约如粪土，英美等国还妄想将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借中日战争大发战争财。苏联也明哲保身，不愿冲在前头。因此，欧美国家虽明知日本对中国鲸吞蚕食，却听之任之，仅做口头谴责。这些隔岸观火的国家签署的旨在遏制日本侵华的《九国公约》无异废纸一张。
蒋介石希望军队能守一两个月，实际上，淞沪之战的虎头蛇尾令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军队的战斗力、士气直线下滑。蒋介石匆忙拼凑起15万军队保卫首都南京，但这15万人多为从淞沪之战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其中还有数万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这使得南京保卫战未战将先怯、未战兵已慌，大敌当前，众官兵不仅未众志成城，反成惊弓之鸟。
在南京保卫战爆发前，心知南京无法固守的蒋介石秘密迁都，政府机关开始陆续向武汉一带转移。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已带相关政府机构抵达重庆，重庆作为战时临时首都的陪都角色已内部确定。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出现淞沪之战那种不惜血本以致家底赔光的惨剧再度发生，蒋介石将大批空军战机与大量的通讯器材运往后方。这为后来南京之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缺乏制空权，缺乏通讯交流的败因埋下了伏笔。
守不守南京？国民党内部几乎一边倒主张放弃这座孤城。以足智多谋著称的白崇禧旗帜鲜明地对蒋介石说：“部队在上海都打残了，退到上海外围还没喘过气来，在这么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元气，更谈不上打一场艰苦的保卫战，你要听我的话，南京，干脆放弃算了！”连对蒋介石惟命是从的嫡系陈诚也不同意坚守，但陈诚很会说话，“我虽然不知道领袖的意图，但我可以保证，领袖让我守，我坚决打到底！领袖叫我撤，我决不在南京多待一分钟！ ”闻此言，在座的国民党高官一片哗然：“简直是屁话！等于没说！ ”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不想再硬挺下去，但放弃首都南京的丧气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他口中说出的。他需要有一个为他顶缸、撑场面的人，但这个角色实在是太难找了。最开始，他相中了带兵来援的四川军阀刘湘，没想到刘湘被部下一撺掇，忌惮蒋介石借此剪除异己，于是故意装病推脱，无论蒋介石如何劝说，均无效。桂系出身的参谋总部作战组组长刘斐在军事会议上还公开质疑起蒋介石的治国带兵方略来，惹得老蒋勃然大怒！“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畏战，那就由我来守南京！ ”蒋介石一时激动，脱口说了句气话。
关键时刻，唐生智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说：“诸位，南京的确是一块绝地，但你们恐怕忘记了南京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吧？这是我们的首都！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地！作为军人，我们怎么可背弃国父的教诲，为了保卫国父的陵墓，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要死守南京！ ”唐生智历来特立独行，曾数次反蒋遭罢黜，而在抗战的危难时刻，却能挺身而出，令众人一时刮目相看。事后有人推测，唐生智此时出头，多半是想火中取栗，目的是重掌军权。但蒋介石此时已顾不得那么许多，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唐生智的请求，立刻委任唐生智出任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在全国抗战爆发时，曾经作为反蒋派的唐生智已经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只在国民政府内担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等闲职。从唐生智的反蒋经历和当时地位来看，他被任命为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基干编制而成的南京卫戍部队的司令长官，是不合常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使蒋介石自己成为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选择在政府、军队内已没有实力基础的唐生智，这样对自己来说是为了容易控制。由此，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指挥的还是蒋介石，但是又把可以预见的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责任转到唐生智身上。蒋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发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也开始着手组织该司令部。蒋介石自己在此后也留在南京，实际指挥南京保卫战，直至12月7日早晨离开南京。可见，蒋介石起初并没有给予唐生智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实权。从11月25日组建南京卫戍部队算起，只经过了18天时间，南京即告失陷。而真正的守城作战只坚持了两天，随即开始撤退。
唐生智到南京上任后，制定了“焦土抗战”的防御策略。其核心为：第一，为扫清射击视线障碍，将南京城外的树木、民房全部烧光；第二，为了不让敌人接近城墙，须拒敌于城外10公里处；第三，从现在起，立刻对部队进行班防御、连防御的实战性训练。为了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唐生智令宋希濂率部断掉南京守军的退路，烧掉渡船。声称，若无命令，擅自离队渡江逃离战场者，格杀勿论！事后看，包括唐生智本人在内的诸多守城高官均给自己预留了逃生船只，真正无路可退的不是这些带兵的将领，而是沙场浴血的一线官兵。前些年，作家方军曾写过一本书，名为《我认识的鬼子兵》。在日本采访时，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国民党军队有个习惯特别不好，一打败，当官的先跑！ ”
长期以来，国内研究中国抗战史时，总以为日本内部在侵华问题上是铁板一块，似乎日本侵华的每一项指令与举措都是自上而下的。实际上，在侵华问题上，日本国内上下虽有共识，但具体方略、实施手段却大相径庭。政府中的文官集团主张渐进渗透，军人集团却力主用快速高效的战争手段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而军人集团对待侵华也存在分歧，军部、参谋本部并不奢望一口吞掉庞大的中国，还是希望通过局部性的战争不断消耗中国军力，通过签订有利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巩固胜利成果，为最后全面吞并中国做渐进性积累。而一线官兵却扬言毕其功于一役，往往擅自修改上司指令，以下犯上越权行事，从“九·一八”事变到南京之战，一线日军屡屡抗命扩大战争规模，日本军部居然被基层部队牵着鼻子走，最后被迫默认现实。
南京之战前，日本政府并未计划攻占南京，还私下通过德国欲与蒋介石媾和，以确保自己的阶段性战略成果。按这一安排，在淞沪之战中历经苦战且伤亡较大的部队纷纷回国。1937年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上海派遣军的松井司令和第十军的柳川司令发出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显然，战役目标中并没有南京。可是，当时日军中的狂热军官并不肯就此停战，“下克上”的现象再次出现。
11月15日，第十军召开了柳川司令临席的军团扩大会议。在会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提出了第十军单独进攻和占领南京的疯狂计划。最后，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 ”有人提出粮草和弹药的补充如何解决？狂热的军官们说：“粮草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
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在11月20日非常吃惊地接到第十军已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多田次长当即下令第十军停止进军，但没有任何效果。 11月22日，多田又接到上海派遣军松井司令打来的电报：“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原来松井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看到柳川率领的第十军向南京进军，按捺不住争功的心情也开始向南京进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就像在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一样，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南京进发。
多田次长等日本军部的“不扩大派”本想阻止对南京的进攻，但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居然也是攻占南京的积极支持者，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少壮派军官们高喊：“南京！南京！”，最后参谋本部不得不在11月28日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由此，大战阴霾黑云压城，南京保卫战一触即发！
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在进攻南京前写的《攻克南京城纲要》中的一段话：“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城扫荡。”中国军队投降被扫荡，不投降更要被扫荡。由此可见，这场大屠杀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正是企图通过对中国首都人民大规模的屠杀，迫使中国人民停止抵抗。日本当局以为攻陷南京，中国便会丧失斗志。“占领南京，迫使中国屈服”，这便是松井石根进攻南京的目的。
（四）
1937年8月13日，继“七七”事变月余，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爆发，中日军队在中国华东地区展开生死决战。8月14日，20架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机从长崎港起习，穿云破雾到达南京，开始对南京进行野蛮的轰炸。
南京不能再做首都了，但完全放弃，对内对外也不好交待。是战是守，一进成为蒋介石的难题。国军高级将领、德国军事顾问普遍认为南京是绝地，无法防守。反对最激烈的是李宗仁，他建议直接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避免屠杀的口实。蒋介石表态含糊，说：“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守还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值得慎重考虑。”11月12日，上海失陷。淞沪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整个打乱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既定的作战部署。国防线完全没有起到作用。
中国军队仓促撤退，战线很快地就靠近南京城边。日军紧紧跟进，很快南京城形成战略包围。由于后勤保障跟不上，日本大本营命令士兵：“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于是成千上万的日军士兵如同出笼的恶魔，一路烧杀淫掠，无锡，江阴，常州，镇江……秀丽的江南河山，被日军糟蹋得残破不堪。随着日军向南京方向快速推进，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前后承接，它的失败造成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对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严重的平民安全隐患，对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城内。这些因素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规模。
其实，自1937年8月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国民政府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夕，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京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造成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宣传误导有很大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并配合相关的举措和宣传，给民众留下了国民政府坚守南京的印象。例如，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此后，官方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国民政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
在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不关注。蒋介石固守南京的高调表态更使得南京市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他们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后物质与心理准备。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难民拥入城中的国际安全区，而在此前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安全区的支持不够，且安全区未得到日本的承认。因此，它们对于难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其中中国军人大概在7万-9万人。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被俘虏、被屠杀，与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失误密切相关。一方面，国民政府集合重兵固守南京的决策失误是造成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南京的根本原因。南京居长江之南，日军对南京取分兵合围之势，国民政府在没有足够力量保证南京守军可以安全有序撤离的情况下，集合十余万的军队固守南京，这显然是军事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蒋介石明知南京不可守，却高调表态要死守南京，实际上是对参战部队做“遗弃性处置”。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也考虑不周。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加上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于是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确定，集体被俘的中国军人，少数也进行了反抗、暴动或试图逃跑。例如，在乌龙山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人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不幸的是最后他们被外围日军部队全部杀害。不过，从现已公布的中外史料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人的反抗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中国军队在城陷后的撤退过程中进行过一些局部的战斗，但在城陷后最初几周确实没有展开有规模的街巷争夺战。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在12日傍晚唐生智撤退令下达之后，城内守卫部队的任务即转变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且由于撤退时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已经崩溃，大多数士兵在南京沦陷后也丧失了战斗意志，在混乱中各自逃散。许多士兵为了求生，脱下军装、卸下武器，换上老百姓的服饰，躲入难民区或者潜入民间。还有一些部队并未丧失战斗能力，也向日军缴械投降。当时的中国军人投降时，以为至多被拉夫或遣散，而对日军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因为遵照日内瓦公约，日军应该是不杀俘虏，投降能够求生。在无法顺利撤走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是他们可作的选择之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1日下令南京守军撤退。但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第二天下午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唐生智事先拟定好的撤退令原则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可是在口头下达时，他又追加了一些内容，允许多一些部队渡江，形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的局面，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运输能力。
撤退起初还较有秩序，但在日落时分就变成了溃逃。溃军把多余的装备全扔掉。不一会，马路上到处是被中国军队扔掉的背包、弹药袋、手榴弹和军服。军事基地的官员带着钥匙外逃，潮水般撤退的军队找不到阵地，不能进入永备工事，大量的弹药库、军械也无法分发。面对一团混乱的中国军民，日本海军封锁江面，日军飞机在上空中盘旋，日军第16师团的先头部队很快就赶到了江边。10万余中国军民云集江边，就这样陷入日军的炮火下。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的当晚从下关乘船渡过长江脱险。在撤离南京的江轮上，他沉默无语，痛苦不堪。在他身后的对岸，就是正遭受日军轰炸和炮击，四处起火，枪声、惨叫声不绝于耳的南京城。后来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1937年12月13日凌晨，在黑暗的火光中，日本军队蜂拥进入南京城，开始了一个月的大屠杀。这个帝王之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军队所占领。
由于唐生智在撤退命令上的重大失误，使得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支得以全身而退，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在蒙受巨大牺牲后从日军正面杀出一条血路得以突围。但其他部队大多涌向挹江门和下关一带，从而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由于客观上中日军队在兵力上、在武器装备上相差悬殊很大。在主观上，中国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在作战指挥上以及在后勤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导致整个南京保卫战变成了一场"混战"。最后有八九万人不是战死沙场，而是作为战俘被日本人屠杀。战后日军将领在清点缴获物资时认为：这些军队如果组织、协同良好，完全可以杀出一条血路突围。
南京保卫战曾被认为是一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战役。这样的结论仅是从军事角度得出的。事实上，任何战争都是政治和外交的延续，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决策，需要从多个视角来认识。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决定守卫首都南京，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外交层面的因素。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为打破日军试图通过占领首都南京以摧折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图谋，国民政府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但是，对于南京是守是弃的问题，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而蒋介石则主张短时固守。
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除了考虑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固守南京则表明政府抗战之决心和意志），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因为自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突的努力。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已无坚守之可能，而蒋介石出于外交层面的考虑，又希望能够在南京坚守一段时间。这样，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考虑存在矛盾，造成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摇摆不定。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为中日之间谈判交涉的中间人，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希望利用陶德曼调停，为缓兵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非常期待，积极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国。但是到了12月5日，蒋介石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可是，蒋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
在南京保卫战进行过程中，蒋介石于12月11日晚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还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可见，蒋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
但是，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而不顾军事上困难的战略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为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歼灭战遂成为日军迂回包围南京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 12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领》，指出：“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派步兵一个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所谓“扫荡”，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事实证明，蒋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对于军事上实际存在的困难显然估计不足。
蒋介石在南京时还能够统一指挥为固守南京被紧急增派的各个部队。然而在日军已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南京城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蒋介石才把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权移交给唐生智。而唐生智对于各部队状况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队中高级指挥官中也没有权威。南京卫戍部队后来的战斗详报中特别提到南京保卫战的指挥体制，认为：各指挥官不重视上级的命令、各部队首长之间缺乏相互信赖和协调的精神。这种指挥混乱的问题, 主要源于唐生智及其司令部权力微弱。由于唐生智没有承担统一指挥南京卫戍部队的权力和能力,所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其担负。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时期，拒绝日军的诱降，坚决表示固守，其抗敌表现，无可争辩。但是，他在南京卫戍部队撤退的问题上，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要求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考虑到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责任难负，因而他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令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于当夜在卫戍司令部开会研究后，才决定于12日撤退。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已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被迫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由于时间紧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原定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其余各部应设法从正面突围。但在书面命令下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
由此可见，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而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各部队联络不畅，秩序混乱，指挥系统已经瓦解），从而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蒋介石集团的抗战策略是一条片面的持久战，这是他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最大的区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集团将自己的阶级利益看的高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服从其阶级利益，这是蒋介石集团之所以实行片面持久战的根本原因。
（五）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就已经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常讲的“八年抗战”，指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经历的8年全民抗战。实际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有14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已经开始了。其中前6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实行“不抵抗主义”，在全国实行“攘外必先安内”，重点围剿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9月20日就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国民党内抗日将士的正义行动；特别是，派出优秀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明确指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党的首要任务；并且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第二次握手中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民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主要标志，就是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的发表。正是有了这些重要条件，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开始了。
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尽管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时曾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从一开始，国民党就推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即认为抗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情。
与国民党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把发动人民群众作为抗战的最首要最基本的条件。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针，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八项办法：(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实行国防教育；(七)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的坚固的长城。洛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争取抗战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由于蒋介石的阻挠，第二次国共合作始终没有确立统一的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但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以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1938年3月，毛泽东为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大会写了一副挽联：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中山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这副挽联明白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崇敬和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同盟关系，也表明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寄予的厚望。这与蒋介石形成鲜明的对比。
蒋介石将国共合作看成是对共产党的“溶化”。1938年6月，在来同中共中央商量的情况下，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的恢复毛泽东等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重大问题，坚决不能接受。当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重庆代表团与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个决定。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承认错误和宣布决定无效。
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很快溃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半壁江山沦入敌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日军。这样，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成为抗战胜利的希望。延安也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在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但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为实现全面抗战创造条件：一方面，精心部署八路军进行统一战略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工作中都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
这时，延安城破旧不堪，不但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而且连一栋整洁的好房子也难得找到，日军的飞机还飞临延安上空进行骚扰。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人们从全国四面八方不远千里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的名流学者也络绎不绝。毛泽东利用这些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动员各界人士为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凡是来延安访问的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毛泽东总是设法挤时间同来访者见见面，或叙旧，或交换观点，有时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客人还舍不得告辞，毛泽东也畅谈不倦。毛泽东在细微之处体现真诚。一次，一位著名教授来访。毛泽东拿烟待客，恰恰烟盒里只有一支烟。把这支烟给客人，自己不吸不好，自己吸不给客人也不好。毛泽东把烟折成两半，一半给教授，一半留给自己。那位教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毛泽东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而激动不已，心悦诚服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
1938年1月，乡村建设派的首倡者和主要领导人梁漱溟到延安访问。五四时期梁漱溟是北京大学教师，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同事，关系甚好。毛泽东在杨怀中的引荐下认识了梁漱溟。这次梁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也算是老朋友再次见面。毛泽东对这位老友也另眼相见。在梁访问延安期间，他八次同梁交换意见，有时通宵达旦。毛泽东在同梁谈话时显得特别随和、自然，时而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谈；时而斜倚床边；时而低声细语；时而高谈阔论。梁漱溟到延安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就同他进行长谈，中心话题是抗日前途问题。梁根据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见所闻，表示出失望和悲观的情绪。毛泽东表示不能苟同梁的观点。他广征博引，十分肯定地说，对中国抗战前途大可不必悲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而不是其它结局。第二天，他们谈论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两人分歧很大。毛泽东对梁送的《乡村建设理论》作了许多批语。《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的主要著作，集中反映了梁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观点。毛泽东读后，感到书中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因此在谈话过程中，他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认为，总的主张是改良主义的路线，不是革命的路线。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革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两个人的分歧更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坚持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是如此。毛泽东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中国社会同样有着西方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他说，梁看重了特殊性一面而忽视了共同性的一面。最后彼此互不相让，以坚持自己的见解而结束。尽管如此，毛泽东给梁留下的印象是好的。后来，梁漱溟回忆起这段与毛泽东的交往，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3月间，文学青年萧军到达延安。他曾在鲁迅身边工作过，是著名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毛泽东早有所闻。萧到延安后，毛泽东就派秘书到他的住所问候。当时萧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又年轻孤傲，不想惊动领袖人物。毛泽东还是主动看望了他。一天，身材魁梧的毛泽东，穿着半旧整洁的军装，面含微笑，亲自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看望文艺界人士。他同萧军亲切握手，热情地问长问短。接着又非常随和地同大家一起用便餐，边吃边聊。这次会见，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改变了他只在延安住一、二个星期的初衷，继续留在延安用笔战斗。
4月17日，卫立煌率第二战区前方总部人员来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交谈。毛泽东夸奖卫立煌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他的谈锋极健，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毛泽东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说，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裁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卫立煌等人听了极其钦佩。接着，毛泽东谈到，八路军深入敌后，存在许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立煌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卫立煌到西安后，即下令：“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25万枚”，还发给了180箱牛肉罐头。
毛泽东会见的人之多不胜枚举，但毛泽东最关注的是广大青年。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投奔到延安来。青年们的到来，为延安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对此，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抱有很高的期望。为了把学员培养成具有良好军政素质的干部，使之成为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英勇抗击日军的骨干，毛泽东对抗大的学员要求特别严。
1937年10月10日凌晨。延安城在沉睡之中。毛泽东窑洞里的灯光从前一天晚上到现在还一直亮着。他还在处理各种公文，起草各类指示。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封信。一封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来信，另一封是黄克功的来信。两封信都是关系到黄克功的。黄克功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他是井冈山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快就被提升为旅长，他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练。到达陕北后，他参加抗大学习和工作，不久便同来延安的女青年刘茵建立恋爱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刘茜觉得黄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丈夫，提出中断关系。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力争挽救关系，遭到刘的拒绝。一气之下，黄开枪打死了刘茵。这就是震惊边区的“黄克功案件”。对于如何处置黄克功，党内外都有不同看法和主张。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怎么办。黄克功也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以戴罪立功的机会。
毛泽东把两封信反复看了几遍。当看完黄克功的信时，一位年轻的红军干部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似乎看到黄带着战士向敌人猛扑过去，似乎看到黄紧锁眉头，正在思考问题。似乎看到抗日前线正在向他招手，告诉他，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指挥员，抗日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毛泽东想到这里又觉得处以极刑太可惜。当他再看雷经天的信时，又似乎认为，如果赦免了黄克功，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我们的敌人会利用这件事攻击我们，要求来延安的知识青年的抗日积极性会受到挫伤，党和群众的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想到这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在一张白纸上写了起来：“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毛泽东主张以罪定刑，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在信中，毛泽东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要处死黄克功的原因以及严格按法律办事的意义。最后，毛泽东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10月11日，黄克功经法院判决，当即执行枪决。
黄克功事件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抗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每当从西安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够上一二百人时，毛泽东就要去亲自接见，给大家讲抗大的历史和未来。他讲话时习惯于这样开场＼延安的抗大和北平的大学不一样，那里有礼堂，有教室、试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北平的大学有教授、讲师，我们没有。
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这对来自大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于太艰苦，难免有人说些怪话，如有人把抗大的爬山训练说成是“爬山主义”，把抗大参加劳动称为“劳动大学”。这些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的高度来说明训练爬山的必要性。他说，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他对学员说，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动作慢了就要吃亏。练习爬山，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爬山行军作战也是红军的拿手好戏，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挥动一下右手，继续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迫的数十万敌军，胜利到达陕北。可不能把老传统丢了。至于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地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
对于劳动大学，毛泽东从一般的道理讲起，讲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的物质和精神。当然，毛泽东更主要的是着眼于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的现实情况。他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做“艰苦奋斗”。不得已而为之呀！他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了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了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办?
情况摆出来了，毛泽东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思想上的疙瘩很快解开了。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又亲笔题词，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还题写了8个字，作为抗大的校风，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陕北公学是继抗大之后，在延安建立的又一所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毛泽东对陕北公学也非常关心，每逢陕北公学有重大活动，毛泽东总是亲自出席指导。陕北公学成立后不久，即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演，号召青年学习“鲁迅精神”，也就是学习鲁迅先生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毛泽东在讲演中指出，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感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学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毛泽东号召祖国的优秀儿女，把这种精神力量，带到全国各地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陕北公学不断得到毛泽东的关怀，仅举1938年3月至6月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倾注的满腔热情：3月3日，毛泽东参加陕北公学六到十队的毕业典礼，会上作了“临别赠言”，称赞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的缩影，有了陕北公学，中国就不会亡。3月2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4月1日，他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的开学典礼，首次提出“三八作风”问题。4月4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国共合作问题。4月7日，他在陕北公学讲张国焘叛逃的问题，勉励学员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6月27日，他又向学员讲授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党的基本战略问题，将《论持久战》中的基本观点向大家作了介绍。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经常给陕北公学的师生讲哲学课，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关心培育了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又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使之成为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投身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据陕北公学第二期学员季诚龙回忆：
那是1938年4月1日，陕北公学第二期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1600多名师生集合在清凉山下的山谷里。毛泽东在陈云、李富春及陕北公学的领导陪同下来到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风趣而幽默的讲演。他说，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原因在于有人所不及的地方。具体讲，一是有一个政治的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在现在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入“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讲到这里时，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深情地说，我们爬过了最难爬的山，过河，过草地，而且不怕杀头，几十万党员牺牲了，却依然前进。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使全国人民喜欢的地方。第二就是艰苦奋斗的习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不怕困难，向一切不好的倾向，向民族的敌人作斗争。最后，毛泽东说，今天陕北公学举行典礼，我没有多少东西送给你们，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同学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礼物。
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毛泽东更加重视做青年的工作。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了《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随后即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肯定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赞扬青年在革命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指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即团结的、统一的、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发动人民群众的程度。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正是毛泽东在抗战前后致力于发动民众的工作，才造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特别是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形成人民战争形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火阵之中。
毛泽东在唤起全民抗战的过程中，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只要是愿意抗日的，不管过去是否同共产党人打过仗，是否欠下人民的血债，都愿同他们联合，共同抗击民族敌人；同时，毛泽东的娴熟的斗争艺术得到完美的体现，善于把涓涓细流汇集成波澜壮阔的大海，把一盘散沙拧成一股强有力的绳索。毛泽东矢志不移地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并使之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政党各团体的抗日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抗战胜利的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富有吸引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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