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侠客梦 剑气箫心寓理想
千古文人侠客梦 剑气箫心寓理想
---------从金庸的武侠形象和龚自珍的剑气箫心看文人的社会理想
千古文人侠客梦。在人们看来，侠客行侠仗义，一诺千金；文人则才情富赡，风流儒雅，文人与武侠看似是一对矛盾。但侠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骨不惭世上英”;而文人则“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的精神意气却是相通的。真正的侠义之士，“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令古今文士心向身往击节称赏。以至于从古至今衮衮诸公，演义侠传，措笔侠谱，一脉相承，写武侠，写出了芸芸众生相；说武侠，道出了炎凉世间风，这其中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无疑是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而文人之中“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的龚自珍，则被视之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
（一）
金庸的武侠小说，其超凡的功力就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的结构构造的侠义群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令狐冲、杨过、郭靖、小龙女、乔峰、韦小宝、赵敏、黄蓉、任盈盈、郭襄、胡斐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东方不败、灭绝师太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击节称赏。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写下了“群侠列传”，透着强烈的英雄情结。他笔下的英雄令人心醉。这些英雄们武功高强又侠骨柔情。金庸的英雄情结源于传统文化。自然承袭了文化对英雄的界定。这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无意识的再现。他的英雄总是在一个乱世出现，承担起拯救江湖的使命，力求在残破混乱中重建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而在动荡的社会里，这种英雄情结就是对大节的坚持。尤其到到后期，金庸的英雄情结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结合了现实环境的具体要求，将中国的英雄做了转换置移，从而使其笔下的英雄多了一些现代的气质。在传统的守成中多了一些个性的追求和解脱。避免了过度追求遵循伦理所带来的与时代的脱节。因此，他后期的英雄除了坚持民族大义的同时，更注重肯定个性，追求自由、平等、尊严，追求早已超脱传统伦理的某种更高的道德层次。如令狐冲、杨过这样的英雄正是闪耀着西方追求个性与自由，平等与博爱精神的实践者。他们是现实体制的叛逆者，捍卫的是超越所有人伦世规的个体尊严。其行侠仗义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即为自己心中的信念。这些英雄的道德感不同于过去强化道德规范的江湖道统，是一种纯洁朴素的心理基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英雄理念是：反对霸权，尊重生命，追求自由。这与西方的英雄的内在追求有相通之处。所以他们身上的不同流俗正是体现了西方英雄所追求的个性生存--视人情为人生最重。中外英雄的合流，使中国的英雄从主流文化所供奉的精神殿堂中走了下来，形成了拥有个性的平民英雄。
在倾力塑造的众多有血有肉的侠义之士中，金庸给我们展现了许多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的侠之代表：
侠之完美者----乔峰。
在金庸笔下乔峰一出场就确立了他无人比拟的高大雄伟形象。他的出现是空谷来风，如平地春雷，是我们所有凡人琐屑生活中梦寐以求的高贵气息，是英雄有力，骄傲坚定的的自白。一出场就注定了是完美之侠。且听，段誉喝彩道--------好一条大汉！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
乔峰的一生就是一步步的悲剧：还是一个婴儿是母亲横死父亲失踪，被自己的仇人养大认贼作父而不自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强者却为仇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这样糊涂一生未必就不是好事，可命运总是不随人的意志转移，阴谋渐渐拦开了帷幕，身世之谜揭开了冰山一角，朋友变成了仇敌，母国变成了仇国，抚育自己的恩人变成了仇人。他丢下打狗棒，立誓“不杀一个宋人”洒然而去，决心将自己的身世弄个清楚明白。迷雾一层层揭开，雁门关下石壁之旁一切水落石出，一切似乎有了转机，然而，在努力的抗争中，他违背了誓言，掌上沾满了曾经好友的血；失去了爱情，亲手杀死了自己最爱的人。最悲惨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英雄最后求得的真相竟然如此讽刺—自己苦苦追寻的“大恶人”竟然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乔峰有着钢铁般坚定的意志，任是天大的挫折，也绝不灰心和低头，心中既有悬疑，就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愈是那种孤立无援，那种辽阔的苦寂，那种让人恐惧的既没有回声又没有适当布景的空洞舞台上的绝对孤独，愈是悲剧性的表达出生命最为深刻和本质的绝望。明知是死地，明知实力悬殊有去无回，但乔峰慨然而行，挺身赴难。英雄亦是人，谁能不怕死？乔峰坦言自己也有怕死的时候。但英雄的不同，在于能将这怕死之心收起，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是因怕死而逃避，而是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临危不惧，由此生长出浩然磅礴、如长虹贯日般的正气。最后英雄远遁塞外，锋芒毕露的他无法让自己平凡，终于在故国和祖国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中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乔峰注定是悲剧英雄，英雄注定因悲剧而完美！因为那才是我们民族的审美惯性。
侠之大者----郭靖。
他是金庸笔下第一个真正的大侠形象。郭靖在雪野夜半、患难流离之际诞生，一出生就注定了一生的曲折与堪负重任，并且加了副产品——老实憨厚，正合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说法。然而，憨人有憨福，老实到家的他和黄蓉两人，一个古灵精怪，聪明伶俐，一个是全无心机，古道热肠，一拍即合，看似偶然，实近情理。见面之初，请酒、赠衣、送马，一个是处处刁难，一个是有求必应，大拙胜巧，黄蓉果然没了招数，竟被一个傻郭靖感动的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此处写的真是妙绝，这一哭，黄蓉小女儿的心思就全放在了傻哥哥郭靖身上，郭靖全然不知，他已中了大彩。一个足以感动所有少男少女的纯真恋情，让郭靖成为金庸人物走廊中最大的幸运儿。
大约是应了“大智若愚”这一说法，郭靖浑厚木讷，但是心明智清，甚至在一个乱世浊世之中成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那个，其身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传统使得他不成为英雄也不行，而且还必得“一呼百应”，得尽人心。郭靖实是至情至性之人。《射雕英雄传》最后一段写黄蓉相助郭靖，出妙计建奇功，虽是极宏大场面，着墨却以一个“虚”字来写；着实笔的，却是郭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形象，郭靖热血沸腾，出口要成吉思汗饶了敌方十万百姓性命一段，直看得读者热血沸腾，胸怀激荡。
郭靖这一大侠形象在《射雕英雄传》中并未刻画完毕，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有点不过是朴实真诚，坚忍恒心，到了《神雕侠侣》，郭靖方才一会百会，一通百通。郭靖并不聪明，可贵的在于数十年如一日的修为，正面教育中的那些高尚道德恰如其分地与他内心善的一面相互融合，以至最后心口如一，浑然玉成，成为道德武功中的典范和楷模。所以郭靖境界自高，说出的话即是他心中所想，即使是大白话，也有一番不同常人的境界和气势。看郭靖谈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真不含糊，对社会、对政治、对民族、对人生有大的彻悟和通达。他这种英勇豪迈的大侠品格甚至感动了杨过，使他宁愿去死，宁愿不报仇，宁愿违背承诺也不杀郭靖。当金轮法王抓住郭襄，要挟郭靖投降时，郭靖对郭襄说：“襄儿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女儿，慷慨就义，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后定当杀了这万恶奸僧，为你报仇，懂了吗？”郭襄含泪点头，大声叫到：“爹爹妈妈，女儿不怕！”直至《倚天屠龙记》，金庸还不忘提到一句，“郭靖夫妇终于死在襄阳围城之役，城破人亡”。至此，郭靖的形象才最后完成，这是一种为国为民死而后已的儒家大侠的光辉形象。
侠之风流者----杨过。
郭靖为正，杨过为奇;郭靖中流砥柱，杨过剑走偏锋；郭靖是侠之大者，杨过是侠之风流者。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天不收地不管，不仅没能享受父母之爱，甚至于连生存和苟活都要靠自己的血泪去争取，他有太多的委屈，太多的怨意，因此他只坚守自己的爱情，纯粹为了自己的心性而活。然而，这个从古墓中走出的孩子，终成真正至情至爱的“情圣”。英雄得不够高大，却最唯美，最易让人心碎心醉。
杨过没有郭靖那么多正义感和道义感，他只是渴慕自由自在的人性，渴慕人世间的真心换真心。所以大恶人欧阳锋对他好，他也就对欧阳锋好；奇丑的孙婆婆对他好，他也就对孙婆婆好；郭芙说他手脏，他便“对他一家都生了厌憎之心”。杨过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个异数，他是如此真实，以致他性格中的弱点也如此栩栩如生。小龙女被尹志平迷奸，误以为这是杨过少年的鲁莽；杨过却蒙在鼓里，不知隐情，自然惹得小龙女伤心离去。杨过自此踏上追寻爱人踪迹的旅途，开始了一段人间决不存在却撕碎万千心扉的情感之旅。
侠之痴者----段誉。
段誉这个人物给某些读者的印象可能是痴，甚至有人轻蔑地称之为“活宝”。其实，透过段誉的“书呆子气”，阴柔美的表象，他身上闪耀的人类善性光辉，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至真至善。他对王语嫣的爱，爱的真诚、执着，为爱可以涉险、蒙羞，乃至牺牲性命。再者，他出身武学世家，又为王室贵族，但他不喜武、不好斗，更不嗜杀，为了消弭仇杀，于本人尚不会武功之时，可以挺身而出组织争斗。这一痴者呆者，无郭靖之沉重命题。却无损为一影响。
侠之残缺者----张无忌。
张无忌和其父张翠山一样，缺少一种大侠的气概与大英雄力挽狂澜的风度，性格软弱，处事优柔寡断，他在爱情上不知所措，事业上也无大成。张无忌也是金庸先生笔下的一个相对“不起眼”，甚至会引起争议的正面人物。他有几分软弱，又往往优柔寡断。特别是他与几个女友的感情纠葛，“剪不断，理还乱”，难免使某些读者不喜欢。然而，这些残缺的存在，与张无忌的善性同在。不错，他的忠厚、老实，往往会吃亏、上当，甚至会当断不断，出现失误。实际上他聪明而不精明。但他的存在正如一面光洁度很高的镜子，通过他的“迟钝”折射出人世间的险恶。
金庸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
（二）
晚清名士龚自珍，高蹈狂舞二十余年，被誉为“文坛之飞将”。当时，目无余子的湖湘才子汤鹏，称赞比他大八岁的龚自珍为“海内文章伯，周南太史公”，低首俯心。近代牛人康有为则称赞龚自珍的文章为“清朝第一”，亦可谓心悦诚服。南社诗雄柳亚子对龚自珍更是推崇备至，视之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
龚自珍一生敢爱敢恨，深沉练达，悲愿无尽，哀乐过人，剑胆箫心，感人至深，“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龚自珍以“剑”喻抱负，以“箫”喻诗魂。横剑为国为民，吹箫以心寄情。“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激越和温柔，郁闷和深情，人生沧桑，仕途坎坷、集满了他的一生。终于写出了名垂久远的三百一十五首《己亥杂诗》，中国成为古诗史上最后的一座高峰。《己亥杂诗》是龚自珍一生经历的记录，其中有的是廓然胸襟，深切感时的激越，没有丝毫的消极与颓唐的诗篇。展现了龚自珍一种深沉的奋迅救世的境界和豪迈情怀。
龚自珍诗词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剑箫”情缘。读龚自珍的诗词，在你的眼前，会闪现寒芒森然、英气慑人的剑光，使你联想到他的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和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在你的耳边，会响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使你联想到他的怀才不遇、吟诵风月和壮志难酬的郁愤。粗略统计在《龚自珍全集》所收的龚自珍诗词中，提到“剑”或“箫”和“剑箫”对举的诗词就有20首。他的诗词中有的单提到剑和箫的，如“万一禅关砉然颇，美人如玉剑如虹”（《夜坐》）、“一剑还君君莫问，换了江关词赋”（《南浦》），又如“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吴山人文征、沈书记锡东饯之虎丘》)、“一箫吹，琼栏月暖，锦云飞”（《梦玉入引》）。最突出的是“剑箫”对举的诗句，这些诗句融激越和温柔、浪漫与无奈、豪放与婉约、积极与低沉于一炉，如“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他时而壮心不已，慷慨激昂，信手舞剑，可是一想到诸般的不如意，情绪急转直下，只好借吹箫来排遣内心的苦闷。他的情绪时而振奋，时而低落，反映出其内心十分矛盾，表现了其“有心击贼，无力回天”的痛苦。“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他对边塞的形势深感担忧，感慨可以仗剑报国的英雄之少，更感慨知音的寥落。
“剑”与“箫”是龚自珍的诗作中联袂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意象。“剑气”与“箫心”成为其诗歌思想内容的主旋律。龚自珍以“剑”抒胸臆，以“箫”寄诗魂；他以“剑气”寓雄心、正直、狂放，他“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胸怀天下，关心国是，狂放不羁，激浊扬清，渴望建功立业；他以“箫心”泻不遇、逃避、低沉，他吟诵风月、谈禅论道、游戏人生。在他的诗词中显示了疏狂进取与浅斟低唱的双重人格。从艺术上看，“剑气”体现了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犀利的批判锋芒，更体现了雄豪飘逸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箫心”则体现了龚自珍作为文学家发自肺腑的真情至性，浓缩了他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独特的感情体验。从美学风格来说，“剑气”与“箫心”分别代表着壮美与优美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龚自珍将矛盾对立的事物——充满阳刚之美的“剑气”与充满阴柔之美的“箫心”和谐地结合起来，熔铸在自己的诗词之中，形成了亦剑亦箫、壮优兼得的独特美学风格。
“箫”与“剑”是龚自珍诗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意象。“箫”、“剑”对举的诗句在他的创作中俯拾皆是。如《又忏心一首》：“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秋心》：“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纪梦七首》：“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而《丑奴儿令》词中“沉思十五年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的句子更是集中地道出了作者性格特征中极为矛盾然而又是和谐统一的两面。“箫”是古典诗歌中极富脂粉味的意象，充满儿女之间的相思柔情，寄寓着绵绵的幽思与哀怨，而“剑”又是极具阳刚之气的兵器，象征七尺男儿的豪情壮志。一柔一刚，一张一弛，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龚自珍的思想是出入于儒侠之间的，他期盼积极入世，胸怀改革变法的宏图远志，但更多的时候却又是孤独悒郁的，常在佛学、音乐中寻找人生的寄托。“萧心”与“剑名”正是作者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诗人曾在《漫感》一诗中诉说了这样的心声：“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哀婉的“箫声”与狂放的“剑骨”也同时构成了龚词绵丽而不消沉、豪放而不悲切的艺术风格，谭献在《复堂日记》中因而说其词“绵丽飞扬，意欲合周（邦彦）辛（弃疾）而一之”，可谓十分的切中肯契。
“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湘月》），龚自珍达则仗剑兼善天下，穷则吹箫独抒性灵，“剑箫”情缘贯穿于他的诗词之中，更贯穿了他的不平凡的一生。龚自珍出生在杭州的诗礼仕宦之家，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注》）的女儿，她爱好诗词，同样善于“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这样的文化氛围，龚自珍受惠良多，二十岁就能写出好文章。段玉裁还为自己晚年见到外孙才华横溢而倍感欣慰，他感慨道：“吾且耄，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他说的“不恨矣”就是不遗憾了。但有一点，段玉裁谆谆告诫外孙要“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曾有人说：“名士者，世界至不祥物也。其为祟，小之足以害家，大之足以祸国。古今贪冒之徒，多属一时知名之士。若扬雄、刘歆、谯周、魏收、褚渊、石崇、冯道、陶谷，皆名士也，或为篡贼之走狗，或为江湖之大盗，或为贰臣，或为秽吏，为百世所鄙弃。”段玉裁不愿外孙龚自珍成为名士。但是，龚自珍却不屑于“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正是外祖父极寄厚望、弥留之际写给他的这七个字，影响了他的一生。古时士大夫，求官求隐两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遇太平盛世，君有道则佐其君；乱世无道则远避江湖。求己清静。龚自珍所处，正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山雨欲来，败相已成，如他另一首诗中所写：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论理，师承训诂，做个学者名士便罢；然而他终不能放弃自己的名臣情结，忧心国事、剀切时弊，虽屈沉下僚、饱受排挤，终不肯放弃，也是痴心人。梁启超曾言：“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则其人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地位可知矣。龚自珍的许多文章猛烈地抨击了死气沉沉的官僚集团，他指出官吏们只求保官、保禄、保位，趋炎附势，丧失人格，而在国事上则“奄然而无有生气”，甚至沦为无耻之徒。这些无耻的“政要之官”，除了揣摩皇帝的喜怒以迎合外，国家大事丝毫不在心上，其结果则是“辱国”、“辱社稷”，以至于亡国。
龚自珍现存诗歌六百余篇，主要是30岁以后的作品。其中七言绝句有四百多篇，古诗、乐府歌行体和律诗共一百多首。他的诗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反映社会危机，揭露政治弊端；二是呼唤社会变革，追求朦胧理想；三是表现壮志难酬的悲愤，抒发自身的孤独感；四是情诗。龚自珍的这些诗歌很多是紧紧围绕现实政治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情，具有社会历史内容，改变诗坛的新面貌。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龚自珍运用了许多意象化的表现手法，其中最常用的意象就是“箫”和“剑”。众所周知，洞箫，历来象征悲音，苏轼的《前赤壁赋》中写道：“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馀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呜咽哀怨缠绵正是箫音的特质。“箫”是古典诗歌中极富脂粉味的意象，充满儿女之间的相思柔情，寄寓着绵绵的幽思与哀怨。而剑是极具阳刚之气的兵器，代表着古代男子尚武的精神，象征七尺男儿的豪情壮志，是安邦定国、除暴安良的正气化身，体现着崇高的阳刚之美。在龚自珍的作品中，“剑”“箫” 在其诗词中是经常对举出现的两个意象。我们不妨来审视一下他的作品：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
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湘月）
这首《湘月》是龚自珍早年创作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一句，是全词的主题句，也是龚词中的名句。作者尽管开篇描绘了具有诗意的环境，但终究掩饰不了其内心的苦闷，对于社会作者抱着满腔的热情，可是社会现实如此残酷，作者通过“剑”表达深藏的英雄弃置之情，“箫”声呜咽凄楚抒发英雄悲歌。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
这首诗写于道光三年(1823年)。此时，龚自珍32岁，抒发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里的心境,即事业无成,辜负年华的慨叹。“剑”，指他具有报国的雄心壮志，可现实环境不能让其实现抱负，因此借助“箫”来表达自己忧国的哀怨幽情。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聚今朝。”（己亥杂诗）
此篇是《己亥杂诗》第九十六首，写于公元1839年。这首诗是作者晚年创作的，此处的“剑”、“箫”意象在定庵诗中是最后一次出现，也是他对平生深有所感的“剑箫”心事即“一箫一剑平生意”的总结。他在人间走过了与世寡和、孤傲悲慨的行程。“剑”和“箫”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作者在诗歌中反复使用的意象,看似矛盾,实质代表着他多情善感和豪放任侠的两面。
除了这些具有阶段代表性的作品外，龚自珍出现“剑”、“箫”意象的诗词还有很多，比如：1819年,时在京城的龚自珍,有一次站在北海南面眺望紫禁城,写下诗句：“荷叶粘天玉蝀桥,万重金碧影如潮。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明显流露出渴望建功立业并因此获得帝王赏赐的心情。另外，《吴山人文征、沈书记锡东饯之虎邱》：“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又忏心一首》：“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秋心》：“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纪梦七首》：“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而《丑奴儿令》词中“沉思十五年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看到，“剑”在龚自珍诗中是昂扬个性的体现，是壮志雄心的象征；箫则是幽怨抑郁情感的意象，如泣如诉哀婉动人。萧剑结合，哀怨中有豪气则悲而不弱，感而不伤。
龚自珍的诗词中出现的“剑”“箫”意象总给我们一种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有着丝丝缕缕忧思的感觉。但总而言之，这代表了诗人艺术创作上独特的表现手法，对于后人诗歌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剑”与“箫”，大约是龚自珍的至爱，在他的诗作中，是联袂出镜频率最高的两个原型意象。读龚自珍的诗词，你的眼前，会飞舞着寒芒四射的闪闪剑光，令人联想到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你的耳畔，会传来缠绵悱恻的箫声，令人联想到他怀才不遇的悲怨和柔情似水的惆怅。在大自然中，暴风雨之后有清明的晴霁，崇山峻岭中有柔婉的清溪。在人类生活中，有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涯，也有花前月下的柔情旖旎。一位杰出之士往往也是如此，作为时代先驱，他当然秉赋了天地间的烈火狂飙风云叱咤，作为多情种子，他当然也有柔肠百转菩萨低眉。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阳刚之气与豪放之势，幽怨之情与哀婉之意，剑气与箫心，构成了龚自珍诗作的二重奏。
“剑气”，是思想家、政治家凌厉无前的批判锋芒，是热烈奇瑰的浪漫主义精神气魄；“箫心”则是才人名士出自肺腑的哀艳痴情，是如泣如诉的个人天地的感情体验。其情其心，如天风海涛之剑胆，豆蔻芳温之箫心。所谓“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 ，激越和温柔，郁闷和深情，人生沧桑，仕途坎坷、集满了他的一生，终于使这位敲响了中国近代史门环的杰出思想家，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天宇上最后也最为灿烂的一颗星辰。
龚自珍生当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所谓的“康乾盛世”，已经成了徒供追怀与自慰的梦幻泡影。清王朝此时所唱的，已是江河日下的哀歌。外有列强联合入侵，内有吏治极端腐败，贫富极端不均，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龚自珍逝世的前一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以鸦片的芬芳与炮火的硝烟，共同为清代的后七十年赠送了居心叵测的贺礼。吏风与士风腐败，现实百孔千疮，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华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满清统治集团却仍然只贪图眼前的逸乐享受，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如一列老态龙钟破旧颓败的马车，在弄权与腐败的年久失修的道路上加速向寿终正寝的终点奔驰。
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就是时代的思想家与政论家，但时代的思想家与政论家，一定是时代最清醒最先进最勇敢的知识分子，他们才真正是时代的慧眼与良心，铁肩与号角。
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就是文人的追忆和向往。剑在人们心目中是很有文化意味的兵器，箫在人们心目中是极有文化品位的乐器。箫和剑潇洒优雅，是格调和品位的象征，也是气质和个性的体现。武侠小说实际上是英雄传奇，所谓侠气就是侠士的英雄之气、英武之气、英迈之气，文人通过描画侠士的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惩恶扬善、锄强扶弱，寄寓了他们匡扶苍生、光弘正义的理想，与其说武侠是文士之梦想，倒不如说是文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表露。事实上侠的精神正是士的精神，文士在侠客身上寄托的英雄梦正是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梦。
龚自珍诗词中的两种美的事物－－“剑气”与“箫心”。剑气指的是“高吟肺腑走风雷”的豪情壮志，箫心指的是“歌泣无端字字真”的深思幽怨。从美学范畴说，剑与箫这两个独特的艺术意象，各自代表着壮美与优美的不同意境和风格，然而标举“一箫一剑平生意，”的龚自珍，兼得剑与箫，他将双方矛盾对立的事物剑与箫和谐地结合起来，熔铸为亦剑亦箫、壮优兼美的“侠骨幽情”，顿挫淋漓地表现出词人独具个性、雄奇哀艳的艺术风格。这可说是在词史上前“未曾有”。龚自珍何尝不是飞仙剑客？剑气箫心何尝不是文士共同的风骨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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