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四十年的变化
原本想写近三十年的变化，想想还是写四十年的变化更好些，第一个十年因为太小印象极少，但是留下的东西也是极其深刻的。
我出生于1971年的中国河北的北方农村，1972年家里买的缝纫机，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是有那么深的印象，当时的我住在离家十里远的姥姥家，几个舅舅把缝纫机送到我家里，用小推车推去的，老舅见路边沟里的小坑里边有鱼，就捉了来，到了家之后扔到灶火坑里边给我烧着吃。我们买了不久，村里很多人家买了上海的飞人，蜜蜂之类名牌缝纫机，我家是天津出的孔雀牌，缝纫机到现在还在使用，将近四十年了，也没有出现胶合板开裂现象，质量好到没法说。
在我的印象里边从来没有挨过饿，不管人们如何说，但是吃得不是很好却是真的，不过吃个鱼和鸟不是什么难事，那个时候不知道鸟怎么那么多，鱼虾也是那么多。那个时候经常下雨，下雨之后也车轮碾压的小沟里边都有很多鱼。
当时吃什么饭呢？高粱米，大米，白面，贴玉米饼子,吃白薯，记得我小时有个特别的习惯，就是吃粥和荤油（大油，猪油），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好象每天都比前面一天好一点,也许是记忆的缘故吧,菜是吃家里菜园子和生产队菜园子的。
原先是种红薯的，白薯是后改的，大家都知道红薯的瓤是稀的，而后来种的白薯是干瓤的,吃的时候直噎嗓子，但是白薯又香又甜，产量还高，是新品种。不过要烤着吃还是红薯好一些。这可能就是原来的技术改良吧。
每个生产队都有实验田，大队也有实验田，试验田，试验田就是试种新品种和打种子的。
地里边到处是沟渠，宽的能够达到一两丈宽，沟的两边种着树，有槐树，也有柳树，春天我们去地里玩的时候有时还折些柳条然后把皮拧下来做哨子，大人见了便连喊带叫，在我们身后使劲跺脚，假意追赶，我们便妈呀妈呀的叫着一路狂飚，直到上气不接下气，看不到人。
村子边上的地里种着麻，它的皮可以搓麻绳，子可以炒着吃，香极了，只是吃多了会造成大便困难，我们在长麻饽饽的时候就到地里去摘，这个时候还青着呢，从屁股后边一咬，然后把麻子轻轻揉到手掌心里，再往嘴里一放，因为是青的，所以有一股甜甜的味道。
还有一种红色杆子的麻，在一片绿色的麻里边就显得非常好看了，我们就掰了它的小枝子，回家让大人编蝈蝈笼子，或者折宝塔。
因为那时沟渠纵横，旱不愁，涝也不愁，旱能浇水，涝能排。正如那个时候的一个谜语中所说的旱涝保丰收。
现在好多村子还保留着当年兴修水利挖的大坑，很多沟渠，但是很多水利设施被破坏得非常严重了，有的甚至已经消失了，有的即使还保留着也不再起什么作用。比如原来很多地方打的机井，后来分生产队之后被人为填死了，只是为了多那么巴掌大的地来种上几颗庄稼。
原来的坑里边都是活水，清亮着呢，大坑里边有的地方还种有经济作物，比如菱角，等下来的时候，不卖钱的就分给社员，卖钱也要给社员尝尝鲜，煮菱角的香味至今难于忘怀，感觉比现在卖的加了很多作料的都要好吃。当然那个时候的坑里边鱼还是很多的。也说不上有主没主，到了秋天，天气凉下来的时候，大人们开始淘坑，鱼虽然是野生的，不过没人稀罕，现在想来野生的鱼已经很少能够在餐桌之上见到了。
夏天我们便光着脚到处跑，大人有时在后边拎着鞋子追着喊，不管凉鞋还是布鞋没有人愿意穿，我就曾经被玻璃在脚心划过一个很大的口子，不过那个时候也不在意那些。那天我给姥姥抬着猪食去喂猪，我在前边走，姥姥在后边，当时也是刚刚下过雨，我脚重重的踩在一片碎玻璃上。
大人们希望我们穿上鞋子，但是对于我们穿不穿裤衩却不怎么在意，记得我还是再三要求，姥姥才给我做了一个小裤衩，光着身子跑，就会被人说小鸟被人见了，不值钱了。那个时候隐约觉得小鸟一定要不被人见，一定要值钱。
小孩子在一起没有不打架的，大人们都非常一致打自己的孩子，向别人道歉，也不问谁对谁错。回家之后才会问为什么打架，并强调要让着别人。当然还是有例外的，我们中间有个小女孩，她和我一样是住姥姥家，大家都让着她，他的父母在城里工作，不在身边，我们都叫她要尖儿，反正大家都这么叫，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小名，还是外号。不过这还真的非常符合她。
我们虽然小，还没有上学，还是跟在大孩子后面一起要求给生产队放牲口，其实主要是想骑驴，马不敢骑，牛没有人愿意骑，但是因为太小，这个小小的阴谋从来没有得逞过。
我们整天在石头堆上、柴草垛上跑啊，爬呀，跳啊，蹦啊，大人见到了，有的是哄我们下来，有时是大声喝叱我们下来，我们便乖乖的下来，大人走了一会之后，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游戏。我们也同邻村或者其他生产队的孩子打仗，基本上是一个村子或者一个生产队在一伙，大人们对于这个根本就不管，乐得我们自己怎样。我们晚上抬猫猫（捉迷藏，哪里黑往哪里钻，那个时候大人都很放心，孩子们的胆子也都大），在大人跟前听故事，我们那边管那种故事叫说瞎话，主要是什么鬼了神的，大人们也给我们破闷儿（猜谜语），看大人打牌（不是赌博），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电视也还非常有趣吧。
忘记说了，就是那个时候时常会看唱影，就是唐山皮影啊，当时各种文艺形式都比较红火，大鼓书（乐亭大鼓），杂技，戏匣子里边的戏曲节目，相声，评弹，二人转，越剧，粤剧、评剧、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河南坠子，豫剧各种文艺形式数不胜数。不象现在好象现在写书不带色、不YY没人看，电影、曲艺不下流些没有人看。可能我比较守旧吧，感觉还是那个时候的节目更加积极向上，思想更加进步。就拿被现在很多人批评的样板戏来说吧，里边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吗？里边宣传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同富裕，推翻封建压迫、封建剥削等等内容。
国家给农村装上了有线广播，每天早起《东方红》乐曲，然后开始播报新闻，还有文艺节目，在我看来这是国家宣传国家政策，丰富人民文化娱乐活动一个重要方面，广播里边的每天都播报天气预报，不过可能是当时的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准的时候不多，准不谁还不是看天下不下雨。还有一个顺口溜“昌黎县，气象站，哪天下雨哪天算。”大队广播的通知，我们在屋里就听到了，再也不用到屋子外面支楞着耳朵听了。变化真的好快呀。
刚刚开始的时候农村是油灯，就是有了电灯之后油灯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电开始只是晚上才来，慢慢的，白天也开始给电了。我们经常借给油灯剪灯捻或者把灯捻挑超起一点的功夫玩火，大人有时会说两句，有时就假装没有看到。
姥姥家那边的种植的品种和我们家那边不太一样，姥姥家那边不种稻子，我们那边不种花生、白薯，也许是姥姥家那边多是沙土地，没有什么盐碱地，家那边就种稻子了，主要是用于原来不能够长农作物的盐碱地改造，我们那里的大米很好吃，但是在生产队被分之后，慢慢就不再育秧，不再种了，好象最多过不了两年的时间。
我们家那边不种白薯花生，可能是因为大人说是黑土、黄土，拔不利索。当然各种骚瓜，甜瓜之类是都要种的，一方面拉到集市上去卖，另一方面，是给社员分着吃，粮食也有拉到集上卖的，但是粮食可以说极少卖到集上，主要还是经济作物，蔬菜等等。每当骚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拿着大人做的刮子，把骚瓜弄成一条条的来吃。叫它骚瓜是因为白色的那种长成之后和老黄瓜一样有一股尿骚味。而花皮的长成之后比甜瓜还好吃。
家家养猪，养鸡，还有家庭养羊、养兔的，鸡蛋自己吃一些，剩下的卖到供销社，小点儿的售货员称了份量，然后噼里啪啦打几下算盘，记在本上，然后给钱，到了一定数量就会给柴油票，汽油票，尿素、复合肥之类，有时去交了鸡蛋，回来时就端着一不大瓢尿素，鸡蛋是八毛一斤，和食品上卖的肉的价钱是一样的。
家家都有菜园子，吃菜不用花钱，说实话就是买也花不了几个钱，谁也没有把吃菜当做一回事，自己家里没有了，就去别人家要。一般家家都种黄瓜、西红柿、茄子、豆角，只是品种会有不同，比如有的家里边种的是圆椒，有的种的尖椒，还有的种的是朝天椒，不过我们那里的辣椒都是一色的辣，只是辣的程度不同而已，当然有的家还种一些别人家没有菜，等他们的菜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挨家挨户的送。这种风俗还包括什么新鲜水果，直到生产队解散后下海的人家挨家送螃蟹，一口袋螃蟹可能到最后自己家吃的还没有那些没有下海的人家多。
还有就是当时好象是响应国家号召，房前屋后种蓖麻，说是什么造飞机油，家家在空地上种，当然我们是不管这些的，只管用蓖麻子顶牛玩，看谁的厉害，大人见了不免吓唬一顿。现在想来就是吓唬。吓唬归吓唬，我们从这边跑去那边摘了捡了顶。
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副业，比如有出海捕鱼的，拉脚的（其实就是给国家跑运输），编筐、编篓的，编席子的，主要是看当地的情况。甚至每个生产队都不同，我在姥姥家那个生产队，因为大舅是队长，而且他是木匠，给其他队打木工活也是副业，生产队里边有养鸡场，那时的鸡可和现在鸡场的鸡不一样，现在的鸡毛是秃的，那个时候的鸡羽毛光亮着呢，主要品种是白乐呵，鸡蛋收了之后要打上日期的（为什么我是知道的，因为三舅是生产队的饲养员，饲养员要有文化的，其实是不允许我们去鸡场的，我也只去过一次，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小孩子记吃不记打），几天上城里交一回，不交到供销社，也许是供销社收的是个人的鸡蛋的原因，也可能是量大的原因。养鸡场不光是喂鸡粮食还有青蛙，那个时候青蛙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那样捉还捉不绝。捉了青蛙送到生产队的养鸡场是会给钱的。姥姥家那边的生产队后来又办石棉瓦厂，刚刚开始生产的不合格，就砸碎了，有的社员拿到家里盖棚子，后来生产合格才拿出去卖。
家那边也是慢慢有副业的比如冰棍厂啊，酱油厂啊，肯定没有城里的冰棍、酱油好吃，但是所有生产人员要经过严格体检、培训的，产品质量首先是要合格的，不合格的东西不会允许卖的。那个时候的人们好象只会想怎么能够把东西做得质量更好些，他们去县里的厂子学习参观，县里的技术人员也下来指导。
那个时候生产队要买什么比如牲口啊，机器呀，是要开会讨论的，要买哪里出的机器也是要讨论的，主要是质量问题，不是要买合格品，而是要买优质品，当然那个时候的优质产品和合格产品比现在的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那个时候的合格品比现在的优质品，恐怕也要好上几个档次吧。
我们那里靠近海边，大量盐碱地，特别是盐碱地基本什么也打不出来，原来粮食作物产量很低，土地改造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和兴修水利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公社到70年代末期都有了自己的扬水站，就是为了抗旱，而遍布的沟渠，和大坑（或者说是小人工湖），不单单是为了抗旱，也是为了排涝。这个问题我最近才想清楚，只有这样遍布乡村的水利设施才能旱涝保收。后来生产联包之后，水利设施逐步废弃了，我们又回到了靠天吃饭的日子。
部分地方开始有了大机器作业，比如中型的大型的脱粒机，经济情况比较差的地方是小型的，人比较累，活比较脏，一些公社开始有了大型收割机，公社开始用大型拖拉机耕种，比如链轨的拖拉机，东方红大型拖拉机，在田里经常见这边是牛马，那边大拖拉机交织在一起的繁忙的劳动场面。
我们大队建了冰棍厂、酱油厂，还买了手扶拖拉机，买来那天好多年青人围着它，仿佛它就是明星，还有人上去试着开，虽然小手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是这毕竟是我们大队的第一个。这也是不小的进步，毕竟是越来越好，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仿佛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
我们那里的农村就是一个字忙，一年四季的忙，冬天，生产队组织送粪，拉脚，造船，修船，造车，补网，织网，烧胶（是指给网具烧制土质的保持网在水中直立下坠物），当然有的生产队开始使用铅胶，其实铅胶有铅和铁丝的的两种，只是金属的统称罢了。我们生产队也慢慢开始使用那些废品的铁丝（我们那边称作八号铅丝等等），其实就是小钢筋，建筑用的下脚料。增产节约吗，生产队还组织去海边林场去拾柴禾，其实柴早就够烧了，不知道为什么去拾，也许是任务吧，毕竟小树枝比那些树秸火壮。生产队分了没有多久去林场拾柴火就不那么容易了。林场开始控制起来。说是怕有人毁林。
生产队逐步添置磨米机，磨面机，那些专门有人管理，大多是那些毕业后，参加劳动的有文化的学生，由于有文化，包括那个时代的课本就讲述柴油机等等的课程，他们在劳动中就能够修理机器。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生产队还有那种大花轱辘，就是那种木头车轮，不过我没有见到过使用，一直放在生产队的角落，大人讲，我出生那会还是那种大车呢，这种变化多大呀。生产队的饲养员对的牲畜比自己家里的还上心。
我们那里紧靠河边，河水非常的清，非常的甜，生产队用河水做豆腐，带着一股淡淡的苦味，一股淡淡的清香，现在河水被污染了，别说做豆腐，河里的鱼也几乎绝迹了，而且经常在河边看到被河水毒死的鱼。
社员们吃的是井水，大口井，卫生员定期向井中投放漂白粉消毒，我们那里是老海底子，如果了解海边情况的人都知道，水很浅，至少在那个时候挖不深就有水冒出来，但是多数是咸水，要找到甜水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吃的是甜水，这里说的甜水不是单纯指淡水，而是实实在在的甜。
我们那里甜水太少了，如果打井灌溉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就利用了兴修水利的遍布各村的大坑，还有沟渠，利用积攒下的雨水，还有引来的河水，这也是我们那个地方必须要有扬水站的原因。而生产队分了没几年，扬水站就报废了，投资那么大，真的让人非常痛心，大人们对于那个损失也会上火，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毕竟已经单干了。
在一些大队开始修了简易的电影院，有的村子副业搞得好的，是那种不露天的，有的村子是露天的，根据自己村子的经济状况，一个礼拜要放映几场，在公社的所在地，几乎天天有电影放，不过全部是晚上。反正是有要买票的，有不需要买票的，就是买票也是极其便宜的，后来这些也随着改革消失了。
在我的印象中老年妇女五十多就不参加农业劳动了，男的年纪要大些，一些孤寡老人是被生产队或者大队养起的，有些没有了劳动能力就看大队，住大队里边，有些人是生产队养着，专门有人给做饭，反正是没有了劳动能力一样活着，这些老人也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其实是不要他们做的，比如编筐之类，生产队分的时候，也给这些老人做了安置，不至于因为生产队没有了，他们的生活就没了保障，就失去了依靠，如果现在恐怕就没有人管了。
烈属、军属都得到极大的照顾，定期有干部去慰问，学校组织学生去扫院子等等，受到极大的尊重，地位可不一般。至今记得小学校（大庙改的）旁边的村子有一个家的门上边挂着一个牌子“民族英雄”，大人们说他家不是烈属，也不是军属，就是不是解放军这边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反正就是有照顾。
我们那边的小学最早的老师多数是地主或者富农出身的，老百姓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识字的？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就拿我爷来说吧，曾经是南下的干部，大军南下到了福建，当过副区长，可是也是不识字，部队组织识字，可能是因为不喜欢的原因吧，到最后恐怕就认识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对于有文化的人是极其尊重的。后来因为家庭里边的事情奶奶带着八岁的爸爸打听着找到爷爷，然后就复员回了家，在家里参加劳动，组织上多次安排工作，最后也没有去，后来安排到长春一个工厂工作，爷爷把这个工作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二爷），说让他把爸爸带出去。后来二爷和爸爸又从长春回到家里参加劳动。扯太远了，那个时候对老师那是一百个尊重，记得我小时家长遇到老师都老远就打招呼，老师遇到孩子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呀，不过家长对老师说的话，作为小学生的我们是最不喜欢了，一句话，不听话，不好好学习，就打。主题明确，言简意赅！从来没有从家长嘴里出现过说服教育之类的话。
现在出现很多给那些在解放初期枪毙的地主申冤的文章，说他们是勤劳致富，是慈善的之类的话，其实在我们那个地方被枪毙的地主好象就一个，秃老十（石），那个时代被枪毙的地主恐怕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对照毛主席在那个时期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党对待地主等等的态度是能不杀就不杀，给予活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除非是罪大恶极的才杀的基本政策。那个时候要调查的，不和现在一样什么都是领导拍下脑袋瓜就能够认定的。
本不想讲的，看到那些给土豪劣绅鸣冤叫屈的文章就上火，我的家庭是贫农，一直给人扛活，不知道在旧社会有没有过曾经自己的地，太爷人们说极壮，人好，有义气，但村里边人说他被地主用气筒打气打死的，一个人再壮有什么用，再是好人有什么用，新中国解放了，这才变成了人民的天下，人民才当家做了主人。
如果没有新中国，恐怕多数中国人还是大字不识吧，哪里还有在网上污蔑共产党、毛主席的胡言乱语，真是忘本，忘记了自己的祖宗。
在我的印象里边，农村没有出现过群众互斗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过斗地主的情况，但是老人们说是斗过地主，不过那是早期了，地主分子在生产队一样劳动，挣一样的工分，一样是人，至少没有在分配上歧视他们。
而且最早老师多数就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穷人没钱上不起学的，不过后来就有了不是地主富农出身的老师了。
如果70年代有斗的很严重的情况肯定会有印象的，小孩子对于那些事情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热闹，小时候记忆清楚的东西往往是吃和热闹的事情，当然把那些事情归结于热闹是不对的，可是小孩子的时候懂些什么呢？
1976年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的一年，唐山大地震，周总理、朱委员长（朱德）、毛主席相继去世。
那个时候我们那里的冬天是很冷的，平常就零下2-30度，现在冬天要暖和多了，生产队给社员分煤，主要是烟煤和煤泥，很好烧的，家里打煤坯子，也有用煤泥直接烧的情况，当然也有其他煤，比如白煤，那个时候煤的里边几乎没有什么煤石头，基本生产队分的煤就够烧了，毕竟只是冬天取暖，还没有安装土暖气呢，那个时候就是生炉子，在炉子上煲些花生、玉米粒、豆粒吃，现在想来主要是哄孩子，味道和炒的就是不同，至今喜欢，家家有火盆子，把灶火坑里边的火挖出一些来放到火盆子里边取暖。
那个时候一般的老房子是非常不保暖的，外边温度那么低，所以呀白天如果不生炉子老人们就煨着个火盆子。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被哭声惊醒了，姥爷趴在柜上哭，继而是全家在哭，周总理逝世了，人们从家里边走出来，自发的聚集在一起，我们是小孩子，是不懂的，还笑，平时宽厚的大人可就恼了。
至于是先唐山大地震还是朱总司令逝世我就记不清楚了，再往后就是毛主席也逝世了，这一年真是中国的灾难年。
我们还是那么没心没肺的成长着，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想的是去摘松枝上的松树笼，还是一个玩字当家。
当时我们那里还属于唐山地区呢，唐山地区有两个市，唐山市和秦皇岛市，这年的7月28日发生了大地震。
我们那边管地震叫地动，好象是在半夜的时候，我被摇醒了，不是被大人摇醒了，是被晃动摇醒了，大人们在说地动了，我姥姥坐在炕上一边叫我，一边摇着我叫我起来，我假装没醒，偷眼看着姥姥和房梁上的电灯，电灯被摆得那么高，到处是东西碰撞的声音。
我睁开眼，不知道到底我有没有穿上什么衣服，不记得了，好象没有穿什么，姥姥抱着我下了炕，大家都在门边等着开门，门已经被压住了，开门非常费力，最后打开了，对隔子屋的也出来了，大家都是有顺序的向外跑，没有什么特别乱的情况，没有拥挤。其实我刚刚下炕，我睡觉的地方的那面墙就倒下来半边，压在我刚刚还躺过的地方。过厢房的时候我们还喊大舅，不过直到我们出了院门到了外边井边的磨盘那里，也没有见到大舅。
外面下着小雨，真冷啊，我们孩子不甘心被束缚在磨盘这里的，我偷偷的和另外一个好朋友去了坑边，发现坑里边水已经黑了，地上总能见到几寸宽的裂缝，从里边泛出黑水来，冰凉冰凉的，坑里边也是冒着黑水，翻滚着。天渐渐亮了，后来才知道大舅受伤了，被压断了腿。
好象当天晚上我们就住进了塑料大棚，那个时候那么多人住在一起，我还感到非常的兴奋，没有一点家园被毁应有的觉悟，应该去悲痛的样子。也许是大人们的情绪影响着我们吧，后来就余震不断，大家不能再回屋子住了。
后来盖简易房，用树秸和泥做的，想不到这样的房子在冬天到来的时候是那么的暖和，没有人受冻，没有人挨饿。供销社照样在营业。大舅的腿也慢慢的好起来，没有听说什么医药费的问题，我知道他吃跌打丸，也许那个时候的药就是非常有效吧。
当然我的印象里边更没有什么发动社会捐款之类的事情，对于我来讲，即使发动了可能还是不知道，因为那些是我不感兴趣的，但是恐怕也确实没有这样的事情，人们都在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我也办了一件让大伙吃惊的事情，就是偷偷带好朋友回家，想吃妈妈烙的饼了，想爸爸了，想弟弟了，这是我第一次带朋友回家，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大人的陪同回家，那年5岁，路上我们一边玩一边走，路上大人们见到我们两个就问我们去哪里，让我们回家，我嘴里答应，等大人走远，继续我的旅程，到了稻田地那里，开始去打听爸爸在没在，因为原来家里人说过，爸爸在看稻田，没有人知道，后来才知道，那块儿的地不是我们那里的，不过有人说，你爸回家了，听了这话，我就带着朋友向家里走，也是这话让我没有在那里浪费很多时间去找爸爸，到了家里，爸爸、妈妈都没在家，弟弟在树下的蚊帐里边安稳的睡着。
家里找不到人，我说以后再来吧，于是我们又向回返，我们就要到粮库那里的时候，我们被他的亲戚找到了，其实我们已经要到家了，他用自行车载我们去了供销社，给了他不知道多少钱，就把我们放下了，我们买了饼干吃，好象是一毛，两毛吧，反正是那么多饼干，足够我们吃饱了。回到家里，大人们没有打我们，我也没有被严厉的批评， 不知道朋友到底是什么情况。
76年就这样过去了。
还有就是当时农村已经通了公共汽车了，修了公路，有专门的护路工人，他们每天都要检查路面，因为我们那边盐碱地很多，路面非常容易损坏，他们修补得非常及时。我回家往往就是自己去汽车站等车，不用花票，因为不够买票的个子，我在上车的时候要拉住一个大人的手，不然是不行的，当时上车都是排队。后来坐车回家，售票员要我买票，我说没有钱，下次给你吧。他同意了，回家我要了钱，大人说人家不会要的，我却坚持要了一毛钱，等坐车回去的时候补给售票员，可是不管我怎么说，售票员就是不收我的钱。姥姥家离马路边不远，汽车站非常近，我后来就经常去那里等那个售票员，不过一直没有还上那钱。
到了农村上学的年龄，爸爸来接我上学，我不愿意回去，我愿意住姥姥家，我就说我在姥姥家上学，爸爸就回去了，后来姥姥给我买了书包，笔和本子让我去上学，我就要这要那，反正就是不去上学，后来说要香脂，而且指定了我想要的万紫千红，姥姥跑到供销社买了一盒给我，当时香脂可比细肤膏贵多了，大人们都用去供销社打的那种。我见到那个崭新的盒子便心花怒放了，可是打开盒子发现没有那层亮亮的锡纸，于是我便闹了起来，姥姥打了我记忆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学终于没有上，继续和伙伴们没天没地的玩。
那个时期应该是春季开学，七八年过年之后的一天，爸爸来接我上学了，我回家了，然后就跟二爷家的老叔去上学，之前在学校报道过了，我去上学的时候比其他同学已经晚了一个月。当时去学校报道还穿着新衣服，老师面前有个桌子，我们是在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外边报到的，老师问姓名年龄父母姓什么叫什么，我则对答如流。
当时学费是一个学期5毛钱，当时是震后，学校没有搬到教室里边上课，在外边搭的大棚，里边生着炉子，不过还是非常的冷，老师过一会就带着我们搓搓手、跺跺脚，甚至可以让我们在课堂里边跑跑。我因为个子小被安排到第一排，课桌是水泥板，板凳就是自己家带的小板凳。让我高兴的是我自己有一套课本，其他同学当时可是两个人一套，因为就我是晚来的吧，给我留的一套，当然后来课本到了就人手一套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前边学的什么，我入学第一天就学习拼音，A、O、E，语文和数学都是一个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旁边村子大队书记的妻子。人可是非常的好，个子很高，我们三个大队的学生上这一个小学。我非常喜欢听她讲课。
天气慢慢热了，柳树抽条了，大棚就拆了，我们就开始到外边找地方上课，一般会找一个相对树凉。把小黑板挂在树枝上。当时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推被老师批评叫到前边的同学，老师回头看到了，叫我，我就跑，老师就后边追，老师跌倒掉到路边沟里，当时老师可是怀孕了，不过老师没有因为这事就打我骂我，也没有找我的家长，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我再次闻名全校。
老师叫我们弄一些数数用的东西，回家自己穿，或者家长给穿，一串是200个还是100个就不记得了。我那个时候写字2总是写不好，总是写成5，当然不是5写成2，纠正了好久才纠正过来。
放假了，我又去了姥姥家，又玩疯了，回来又比其他同学上学晚了，这次全班还是我一个人有一本语文书，其他同学都是两人一本，包括老师们的孩子也是两个人一本。老师给我们不光是讲课，还讲故事，念报纸，我们困了，没有精神听了，就叫我们睡一会，或者稍微活动下，但是不能喧闹。
当时小学是有七个年级，最大的愿望是当上红小兵，这个词的色彩够浓烈吧，其实就是后来的少先队员。老师生孩子去了，我们就换了老师，仔细想来，每个老师都那么好，那么负责。我们钢笔没有水了，老师就拿到办公室去打墨水。
我们那个时候课程一点不紧，也没有感觉作业有多么的多，就是生字每个要写20遍，不过每天和小伙伴们放学回家，最多写上半个小时语文和数学作业就写完了，我们就打牌，割草，大人们都在上班，没有空管我们，我们每天要给猪割草割菜，喂猪，我都是和弟弟两个人抬着猪食桶去喂猪，给鸡洒上一小瓢的包米（玉米），或者从猪食桶里边舀出一些猪食给鸡，家里就只养了两头猪，一些鸡、鸭后来也养了鹅，我们喜欢兔子，就去集上买了两只兔子，我们哥俩养着。所以每天要割几笼子的菜和草。
当时农村定期给家禽打疫苗，都是晚上，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下班回家吃过晚饭了，我们上学也定期注射疫苗，人的疫苗是不要钱的，家禽的是要钱的，不过没有多少。
学校好象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把红小兵的名称改为了少先队员，在打倒四人帮的岁月里，我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宣传，当时主要就是说他们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将历史的车轮倒转，我们绝不允许之类，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
我们离海边不远，每天都听到打炮的声音，晚上的夜空更是被一串串火红的炮弹装点得异常炫丽，男厕所在学校的东边，我们每天下课之后都到那边去，去看拖着长长尾巴的飞机，如果有的拖靶被打烂了，我们就会听到巨大的扑噜扑噜的声音。一次我从厕所出来，见天上有三架飞机，只是有些虚浮，而且在空中不动，他们离得那么近，便感觉奇怪，就一直盯到上课，下课了放学了还去看那里，他们依然还在，不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就像是云组成的。
后来我们就开始学习政治历史自然，自然课可是好玩了，老师是一个男的，这里就不说名字了，他也是带我们到五年级毕业的班主任，是我们的数学、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什么政治历史之类的课程也是他教的，今天看来是不是个全才呀，不过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民办教师呢，永远都端端正正戴着军帽，他是学校里边为数不多的不吸烟的男老师。那天是讲水，老师拿了一个酒精灯和一个钳子一个玻璃片，还有玻璃片上有一大滴水，老师讲了酒精灯的注意事项之后就说水是不是干净的呀，我们回答说是，他说让我们来做个试验看一下，就把玻璃片放到火上烧，结果玻璃片炸了，他又重新找了玻璃片把实验给我们做完，我们看到了水被烤干在玻璃片上留下的白色水渍，明白了水也不是完全干净的，里边有很多杂质，老师又讲了水的用途和一些行业对水的要求，比如注射用蒸馏水呀之类的，还有水的循环利用等等，印象真是非常的深刻。
我们在学校里边追呀打呀闹呀，日子就这样无忧无虑的过去，我们也一天天长大，终于到了考初中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没有七年级了，据说我们那一批学生是学校考上重点中学最多的。我也考上了重点中学。
我们也正式离开了小学开始了中学的生活。
上小学时还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一天我们刚到学校，就有同学说路上遇到一个女的，她拿着篮子，遇到小学生就给饺子吃，一咬就冒油。当时我们特紧张，是不是特务啊，是不是有毒啊，后来调查清楚了，是我们村的一个新媳妇，孩子过满月了，在村子里边我叫她二婶。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紧张呢，因为刚刚部队和群众在靶场抓到了几个特务，其中有一个女的，他们向人们打听靶场在哪里，后来群众觉得不太对劲，就报告了，然后这几个特务就落网了，也是啊，除非特务不活动，如果活动，在人民汪洋大海里边他们怎么会不露馅。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校要组织我们在麦秋去拾麦穗等活动，然后还给我们奖励，也给我们钱，我是劳动能力较差的所以人家得了奖励我就得不到。
我们也去给五保户烈属、军属什么的去打扫卫生，扫雪什么的。
冬天的时候我们只是上面一件棉衣，下边一条棉裤，没有现在那么多秋衣之类或者衬衣什么的，小风直接就顺着缝隙钻到衣服里边，上学我们总是一边跑着，一边笑着，一边闹着，我们在刮大风的时候背对风，过一会扭头看看路。
中学离家有28里地，开学那天是爸爸用自行车送我去的，准备了一个草垫子，一床被褥，学费2元，还有28斤粮票？六元的伙食费，一个月的，原来一天的伙食费不足2角，其实如果在家里肯定比在学校吃得好多了。
学校课程比较紧张，远的住校，离家近的跑校，住的条件不好，是竹板的大通铺，宿舍也安排了值日。前边我们返校还是坐汽车，后来干脆就走路，抄近也很快的，回家当然也是走路， 后来干脆开学也是背着被子上学，后来学校一再调整伙食费，并开始可以让学生从家里带大米或者白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吃一些细粮了，上学居然没有在家里吃得好，当时家里基本都是以细粮为主了，但是相对现在，伙食费低得可怜了，一个月的伙食费连现在的一顿都到不了。
学校的教室环境也比以前有了改善，全部是大瓦房，全部是日光灯，开始使用自来水，冬天还是生炉子。后来因为我装病，长期不上课，其实我是想休学，现在想想真幼稚，我回到了社中，现在叫乡中，当时我装病，有时也真病，主要是胃疼，不知道是学校里边长期吃的，还是自己太娇气，不够皮实，老师便让同学送我回家，回家之后，妈妈给他们烙饼吃，他们也非常愿意送我回家，每次我生病都有人抢着送我。
这个时候生产队已经解散了。转校也没有多大麻烦，学校开了证明，我拿着证明回社中，去上初二，因为我装病太长时间了，三年级的课程实在没有上多少，就是二年级的课程也没有上多少。当然重点中学的学习任务也是太重了，每天晚上晚自习，每天早上早自习，似乎每天总有写不完的作业。对于那种学习生活我从心眼厌烦。
回到社中，就舒服多了。同学们没有歧视我，主动有同学调座位给我，我在班级里边和学习好的玩得到一起，和学习差的也玩得到一起。大家都非常愉快，中午一般我们带饭到学校，就到同学家的新房子去吃，也有时在学校外面的地边去吃。我在这个时间个头开始猛窜，从一米32长到了六十多。跳远一下跳得远了起来，以前可是跳远不达标的人，我这个时候成了班级里边立定跳远最远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了。
学习也还轻松愉快的情况下进行着，很多都是小学时候的同学，大家都很熟悉，其实学生里边也有谈恋爱的。后来我又差一分与一中失之交臂，虽然我物理是当年全县三个满分之一，在我印象中我的化学也应该是满分，最后成绩下来只有91分，后来我仔细想想应该是把前边做的涂掉采用了一种更加简便的方法，只是地方不够用，按照以前的习惯用箭头指向卷子的空白地段造成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上不上一中，我也不在乎。
上了高中之后，我就成天忙于爬山，装病，我的班主任还专门到家里去家访，这事我过了好久才知道。
学校这个时候的住宿就好多了，变成了八个人的上下铺，当然，在顶层的一个宿舍还是有一些通铺保留着，学校开始有了暖气，不过我们不需要交住宿费，也不需要交取暖费，一个学期只要交一元的学费，和自己的伙食费就够了。高中期间学会了吸烟，仔细想来，当时就是为了装成熟。
高中谈恋爱的多了起来，学校是不允许的，但是还是有人在谈。这个时候社会治安非常有问题了，经常有小流氓到学校捣乱，还有学校的学生成立了一些团伙在学校里边欺负其他同学。一天有两个军人在街上被派出所带走了，随后部队开来了汽车把人抢了回去。校外开始出现利用台球赌博的现象。
其实早在我刚刚上初中的时候，社会上的渣滓就开始活跃起来了，群众扭送流氓和小偷到派出所，群众没有出来，流氓和小偷出来了。后来的严打，据说是因为邓小平在北戴河见到一个外国女人被强奸之类的，反正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被流氓欺负了。
老舅是个复员军人，也被牵扯了进去，而且也是重要成员，其实他实在没有做什么坏事，先是无期，后来减刑，最美好的时光在监狱中度过了，放出来之后，本来想学好，可惜社会没有他立脚的地方，被以前一起的拉到了一起，一次他们去晚上抢当地一个巨富，被活活打死了。
严打之后派出所所长到学校讲演，说他们和流氓经常在一起吃饭，混在一起，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是因为奉上级指示要打入流氓内部，当时就信了，现在想来那个理由是多么可笑 ，他后来出事了。
上了大学我们还在享受着过去的恩泽，开始招收定向和委培学生，不向学生收钱，而是向定向的单位收取一定的费用，学费一年交一次，一次不到200元。
大四前的那个暑假，我们到大港油田实习，主要现场就是去看荒野中的钻井钻机和抽油机，有个直观的感受。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学校学费要涨价了，要涨到300多，学校的学生们开始罢课，最后是新生执行新标准，老生执行老标准。
大学里边好多老教授对于当时的教材、教育方式不满意，认为与实际脱节太严重，他们警告我们要尊重工人师傅，我们这个学校是有传统的，我们的学生无论到哪里都能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们推崇的大学教育居然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大学要念五年，有一年的时间专门在工厂实习，然后带着问题回到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有很强的实际能力。
毕业之后大学收费开始风风火火，在全国愈演愈烈，我们也赶上国家分配的末班车，虽然是双向选择，但是开始出现违约金的说法了。当然我们后边的也是国家分配在起作用，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所谓的双向选择，教育在向拜金的方向转变。
我是九四年毕业，当时还有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来招人，给出的条件在今天也是不错的，工作半年，每月六千，休息半年，每月三千。还有房子之类的优惠条件。同学们有门路的进了好单位，没有门路的就随便选择一个单位先落了脚。我回到了河北。
教育的改革无疑是深刻的，比如原来我不知道我所爱的教育是什么，不过我上初中的时候吧应该就出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弟弟因此小学念了六年，过了几年学校的学费，还有农民的负担开始重了起来，据说国家不再担负农村小学还有乡中的老师们的工资，这个确实不知道真假，但是实实在在的每个家庭都要给学校出钱了。
后来小学严重到每个学期要几百元的费用，这在当时占了农民很大一块收入。大学收费更是如火如荼，俨然全国山河一片钱的境界，大学收费达到一个学期四五千元。当时已经呈现了出了工作难找的状况。很多中专技校开始走下坡路，招不到学生，大家一起涌向大学这个门槛。甚至有的开始倒闭，不知道为什么会倒闭，毕竟原来中专技校也是国家投资的，国家出钱的，又不需要学校自己出资，莫非这个时候中专、技校已经变成的企业模式经营，在搞自负盈亏？
当然教育到了现在，我们就没有必要评论大学是什么样子，大家心知肚明，我们的教育结构是什么样子，各种兴起的中专技校证明了到底哪条路子是对的。
小学教育摆在我的面前，孩子上学了，而新课标，不称作教学大纲了，不知道改个名称会是什么样的意思，莫非要另起炉灶，课本也让人变得看不懂起来。
这里不是讲，课程的内容深了，广了，而是浅了，少了,窄了，但是教材却成了一个最大的疑问，而改革的方向是要学生去理解那些东西，比如科学什么的就是几个图片，一段文字，根本无从知道他要讲什么东西，连我这个成人都无法理解，让那些十来岁甚至不足十岁的孩子去理解，不知道这是不是笑话，数学更是连定义之类的都没有了，也没有了那些老教材中关于一些图形的特征之类的说法。说实在的如果学生能够自己理解这些东西，每个都是天才。
老师的地位虽然成天在喊提高，可是实际呢，每天都被学生权益保护打压着，甚至有些老师根本不会去管学生犯的错误，任由他们折腾，在南方某个山区，二年级的学生十八人，只有三四个学生能够考及格，有学生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九年义务教育是不允许学生留级的，至少在当地是这么做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规定，三年级40多个学生，数学也只有几个能够及格的，如果很多学生不允许抄的话，当地叫对，恐怕半数以上可能会得个位数。甚至学生到了五六年级连二、三年级的数学都不会。
亲眼见到这些，我只有目瞪口呆，我从来没有想过教育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事实上更多的山区，更多的贫困地区这种现象恐怕更加严重。
在这里我只能尽力而为，让我欣慰的是在和孩子们共同学习的日子里边，他们中的有些学生数学在期末终于得到了满分，有同学得到了99分，还有几个同学都得到了90多分，明显的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而随着期末考试的结束，我回到了北方的家中，继续我的无业游民，我想劳动怎么就这么难！
在全国各地，好多私立学校应运而生，去那里的学生不一定家里有钱，不是周围没有学校，可是他们为什么偏偏要花钱去念私立学校呢？那里的教师不见得是有经验的，不见得有很好的教学水平。
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或者说教育改革走上了一条不符合人民意愿的道路。我们说提高老师地位，提高学生素质，保护学生权益，学生可以不学习了，学生可以耍流氓了，学生可以去偷盗了，学生可以拎着铁棍找老师了。这不是教育的进步，是耻辱，这不是在培养合格的人才，这是在给祖国建设大业挖坑。这是关系国家基业的事情，就让那些改革先锋给儿戏了。
教师的地位在喊着提高，可是教师这个行当也变化得非常厉害，现在不就实行聘用制，和校长负责制，不是群众和教师聘用校长，而是校长聘用教师，当然校长要被更高的领导所聘用。如此下来老师们再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和当年企业施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合同制不是如出一辙吗，当年工人地位、生活状况的变化，不就是将来教师命运的缩影。
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不知道这种理论是什么高明理论，我们起初以为真的是改革中的阵痛，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渐觉悟这绝不是阵痛，而是不根除就无法解除的魔咒。教育本身就是事业，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甚至说是一体的，他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既然是精神食粮那么就不会以物质利益而出发点。但是这些年的改革令教育、文化出版行业拜金现象极其严重。丑恶现象层出不穷。
更有甚者，有人居然把文化教育产业要办成经济支柱产业，而且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而且成为文化改革的一个要点。我们被钱烧坏了脑子？难道什么事都只看钱？
过去无论是大学生，中专生，还是技校生，出来国家都会安排工作，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力和义务，那么劳动就是不能被剥夺的权力，甚至对劳改犯，我们也不能随意剥夺他劳动的权力。现在呢，劳动这种权力和义务让人看得是如何的渺茫。我们很多人体会不到劳动是权力是义务的幸福，但是却体会到了，劳动的权力被剥夺的痛苦，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没有工作甚至连老可能都无法养。
现在的人们即使今天有工作而明天就可能失去工作，特别是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饭吃。
谈谈农村的改革吧，其实这些改革是相互牵连的，说到这个必然联系到其他的，包括和教育的关系，包括以前一些人和事。
我们那里顶了一阵子，最终没有顶住，生产队开始分了，分的前夕，还在讨论分不分、好不好的问题，记得一个晚上大家在院子里面乘凉，讨论，我在屋子里边写作业，大人说，如果分了，再想收回来就难了，大家基本同意分了是坏事。在这里就要插一句，那个时候不光是有民主，还有集中，是民主集中制，而且对于某些事情，虽然有疑问，但是一旦决定了就要执行，不但有民主讨论，而且也有服从领导。
秋收之后，地分了，我们一个大家成了一个小组，但是事情并不那么乐观，虽然是一家人，但是矛盾却显现出来，在生产队的时候反倒没有问题，爸爸是家中的长子，自然要起带头作用，肯定不能要尖，好多农活自己默默背起来，我们也开始下地干活了。刚刚分的几年，地里下了很大功夫，庄稼长势喜人，化肥比以前用得多了，压在我们身上的劳动重了，不再是简单的喂猪，割草之类的事情了。
爸爸一天从集上回来，让我以后不要多管闲事，后来有人说集上抓了小偷流氓，送到派出所，结果扭送他们的群众在派出所接受调查，小偷和流氓先出来了。这事情有没有关联我就不清楚了。
爸爸是个乐观的人，对我们要求很严，当然对于我这个长子更是严格，无论和弟弟和别人出了什么事情，闹了什么矛盾，比如打架之类，爸爸首先就是一顿打，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粗暴。当然我没有恨过爸爸，但是我真的很怕他，那个时候我也想不明白，有些事情明明错不在我，包括我和弟弟之间的事情，为什么单单打我。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教育，他是用行动告诉我做人的道理。
生产队还没有解散的时候，好多家开始有了自行车，小推车，我们家那个时候还没有，当然一直琢磨要买。后来我们终于买了一辆，飞鸽牌的，爸爸到了晚上，对着隔壁喊，比比看看谁的铃铛响。爸爸那个时候也就三十出头。那个时候是队里的保管员，他可是一当就是十几年，社员信得过他。
老自行车现在已经退役了，它为我们家服务了大概有20多年吧，里胎，外胎都没有换过，只是补过，那个时候的自行车的是钢管的，壁厚大约有两个毫米以上，和现在的自行车的管壁用厚度不足1毫米铁皮完全不同。虽然退役了，但是不是能使用了，因为年头太长，骑起来比较沉了。 其实现在我们还是能够在农村见到有人骑那个时候的自行车。
生产队里边肯定有成分高的，也有没有劳动能力的，有些成分高的家庭劳动能力又不高，这个问题生产队都要解决，比如有一家，他们住在原来生产队给北京下放的一个人住的房子里边，原来还住还大杂院里边，其实每个家庭都是慢慢从大杂院搬出来的。
那个下放的人村子里边叫他小毛爸（不知道是哪个毛），他的孩子肯定叫这个名字，他在院子里边种了两棵桃树，那桃子真大，真甜，那是我们村子最早的接桃（嫁接过的桃树），原来可是全部是毛桃。从语气中大家喜欢小毛爸，也没有听说什么他被批斗的事情，这个下放的人也没有什么架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听说他以后还回来看过大家。桃子长熟了，也没有人去摘，左右两家就替他看着，当然不摘的是大人，可不是我，那个时候桃子还青着，我就带弟弟和几个小伙伴去偷，呵呵，就是去偷，结果被东间壁的大人发现了，他严厉的问，你们干什么，我支吾说，来玩，然后我们灰溜溜的逃跑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偷过桃子，当然自家的杏和葡萄应该不算是偷吧。
我们家在地震后也在原地基上盖了新房，好象是我上二三年级的时候，对过屋子的人搬家去了东北盘锦，我们买了他们半边地方，他们那边的房子已经拆掉了，这年二叔从部队回来探家，还给我买了一双球鞋，那个时候多数是穿布鞋的，他的战友也把部队发的糖果给了他，叔叔说别人探家他们就把东西也是送给探家的人，这样回家就有很多东西带了，大白兔奶糖，高粱饴，酥糖，巧克力，朱古力，麦乳精，造型各异的饼干，精致的铁盒子，非常的漂亮，农村那个时候可是没有这些东西卖的，农村那个时候的奶糖倒是有，可是没有在漂亮铁盒子里边装着的，而且8分一块也不舍得买呀，饼干都让人舍不得吃，太可爱了，各种动物，各种植物，各种字母，其实我只是记得带回了什么吃的，其他的一概不记得，接二叔回来，还是我和老叔一起去的呢，去的时候老叔用自行车带着我，回来的时候当然是推着的。
家里一共花了三千盖了三间正房，房子是大家帮工，其实每家盖房子也都是这样的，木料当然全部是买的东北来的松木，以前的土坯房变成了青砖石头房。
二叔回部队之后，奶奶问我，想不想二叔，我说想，奶奶说，你是想他带的奶糖吧。
其实这次见二叔，是我有记忆的第一次见到二叔，二叔在上海当兵，是海军雷达兵，他虽然是初中没有毕业，但是业务肯钻研，后来参加了一次我国新式雷达的培训，培训的学员只有他一个人是普通士兵，其他人都是干部或者大学生，不过后来雷达终于没有装备部队，二叔也是因为要跟上人家，在那个时候学会了吸烟。
后来二叔他们整船的人转业到了海运部门，他到船上担任指导员，这个时候应该是中国已经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老叔，是个肯干的人，字写得不错，非常清楚工整，学习也很认真，他没有考上学，回到家里务农，毕竟他也有有文化的新农民，到了生产队就是开机器，修理柴油机，下海管理柴油机的事情都是他们几个有文化的新农民的事情，当然他们也修泵，呵呵，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人都很全能啊。他也曾经报名参军，被检查上了潜水员，但是因为爷爷当过兵，爸爸当过兵，二叔在当兵，上级就不同意老叔去当兵，还来做爷爷的工作，现在看来可能当兵是好事，但是那个时候可是随时要准备战争，随时准备去战场牺牲，上面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军人家庭的农村生活，不能再让这个家庭失去一个壮劳力，那些干部也不知道中国可能在几年之后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农业从合作社走向单干。
爷爷在那个年代年年是优秀党员，爷爷也是我们队的老生产队长，村子里边人说爷爷当队长的时候生产队最红火。是村子里边非常有威望的人。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干部，队里的什么事都得操心，两口子打架闹离婚都要管的。
说红火是指队员收入高，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都搞得好，可能是爷爷比较有办法，虽然他是个没有文化的人，是个大老粗，认识自己的名字，这个是爸爸的评价。
每年队里都要出民工，参加修路，修渠，修大坝，修水库等活动。出民工可是多数人愿意去的，生产队记满工分，而且出民工的人吃得要好多了，出到哪里哪里的生产队安排做饭。顿顿大米白面，当然白面为主，北方人认为大米不顶饿，那个时候不光有劳动竞赛，还有吃饭比赛，后面这个比赛可不是公家组织的，而是社员们的发明，他们把馒头放在扁担或者杠子上面，有人能够一顿饭吃一扁担或者说是一杠子馒头，自然，那种馒头不是家里做的圆的，而是切的长的，想想他们为什么能够吃那么多，还不是在劳动中出了大力流了大汗。他们就住在当地村民家里，和当地村民处得就象一家人。当然给民工做的饭，做饭的家庭是不会去吃的，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用刻意去做。
我们那里经常发大水，门前的大坝修于七十年代末期。门前原来是个小坝，有点临时工程的意思，62年发大水就被冲垮过，我们住在河边当然希望修大坝了，但是这个工程很大，不是一个村子两个村子的人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那里一旦发水，最小也有三四千个流量，中等就是六千个流量，大的就是七八千个流量，必须在汛期到来之前全线完工才行，终于这条大坝开始动工了，工地上热火朝天，村民送水送饭，外地来的民工住在社员家里。他们也和解放军一样给房东挑水，打扫院子，当地的社员和民工的吃的是分开的，基本上民工每天都有肉吃。我们看在眼里馋在心里，大人是不许我们站在门口看的，总是给我们盛了饭在锅台上吃，因为大坝就在门口，民工也就在家里吃饭。
大坝我不知道修了多久，反正是很快，当然放到现在这个工程就太大了，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能够修一个这样坚固的大坝，虽然是个土的大坝，它可是为我们抵挡了三十多年的洪水了。
上面来了干部安排在社员家里吃饭一般是安排在我的家里，妈妈一手做饭的绝技，她可不是厨师，不过我们吃惯了她做的菜，就是对外边吃的饭菜不习惯，甚至对好多饭店的菜也不习惯，这个是题外话，说到这里大家恐怕也知道为什么同学们愿意送我回家的一个原因了，当然他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同学之间的互相爱护，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但是我不能否定妈妈做饭这个因素，毕竟他们说下次生病，叫我去送你。呵呵，有趣吧。
干部下乡就是谈工作，到下边劳动，只有生产队长和会计陪着，因为一边吃饭，一边汇报工作。我和弟弟就喜欢干部下乡，因为这个时候就有我们吃的了，妈妈会从锅里边盛出菜来，叫我们在锅台上吃，里边的人会叫我们哥俩和他们一起吃，给妈妈烧火的爸爸肯定是不同意的，爸爸是不去陪着吃的。恐怕是因为不需要汇报他的工作。
经常性的我们那里会有八千流量的大水，好象是八四或者八二年左右，洪水又下来了，这个时候已经分了生产队，但是集体的观念这个时候还比较浓厚呢，大队、生产队安排人和干部日夜巡逻。这天早上，村口的大坝的从一个涵洞边上开始渗水，社员向水路投沙袋，但是沙袋直接被冲走，根本不可能落到坝底，里边的泥土转眼间就不见了，有人说用绳子系人下去，用人摸到下边这样堵，这个方法直接被大坝上的县长（或者是县委书记），当时大坝上的最大干部，反正不是县长就是书记，也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穿得和普通社员一样，如果让你从穿着打扮或者行动来区分他是不是干部，恐怕没有人能够区分开来，他在大坝上组织人员堵，一边递沙袋，后来见堵不住，招集干部群众想办法，这个时候其实非常危急，村里的妇女嘎嘎的笑，他没有顾什么干部形象，就骂这些妇女，说大水都要把大坝冲了，要上炕头了还笑。后来还是他想出一个从里边打围的办法，就是用沙袋在出了问题的部分围一个圈，留出一部分空间，这样水就不会冲起来，大坝的渗水问题就间接解决了，办法提出之后，让大伙讨论，补充，很快就作出了决定，一会的功夫，这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事情是，军舰和救援的船只已经在入海口整装待命，一旦决口马上逆流而上救援。一场洪水几手准备，每手都够硬。
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不让人尊敬，怎么会让人民不信服，他们又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人民以外的人了。
前边提到的那个住在小毛爸的房子里边的一家，他们原来的成分就是地主，丈夫身体不太好，老婆有点傻，女儿也智力不太高，儿子智力正常，他们一家劳动力不强，他们每年都要受到生产队的照顾，就是每年都欠生产队的，当因为分配的粮食和柴火还有钱超出了他们的劳动所得，当然这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没有意见，如果生产队慢慢走下去，分红越来越多之后，他们肯定会还上，其实这也保证了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要素。我们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什么特别指示孤立他们，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没有人因为他们是地主歧视他们。我不知道别处是不是出现孤立地主家庭或者迫害地主家庭的事情，我们那里绝对没有那种事情，他们的孩子照样上学，照样参加劳动，丈夫虽然身体不好，照样天天小酒喝着。但是他们只是劳动力不强，绝对不是什么懒汉。
对于那个时候的大锅饭根本不是人们口中的懒汉思想，是按劳分配的，劳动力多，劳动力强肯定分得多。有的家庭在那个年月年底分红能够拿到3千多，大家都非常自觉的为队里出力。就是大一点的孩子们也偷偷给生产队割草，社员也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不要工分给生产队割草，送到草垛上，他们还怕别人知道是他们做的，人们的觉悟是如此的高，社员对国家对集体的爱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爱就在一言一行中体现出来。
割草是要给工分的，他们本来可以得工分，但是他们不要，这种精神现在可能会说是傻子，有神经病吧，但是这种精神却是现代所缺乏的，也是宝贵的，社员记工分都是记工员问社员多少分，然后就记在记工本上，根本没有人会怀疑弄虚作假，因为没有人会那么做，愿意那么做，他们不会欺骗集体的。那个时代如果有人弄虚作假是不是非常容易呀？是不是会得到额外的好处呢，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去做呢？
恐怕这也反证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要呼唤诚信，呼唤道德，呼唤有作用吗？到底是什么让人们改变了做法，是什么让人们改变了行为准则，归根结底恐怕要归结到用私利引导人的这个根子上吧。
农村开始单干，提出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后富，其实这种论调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如果大家看过金光大道，这部小说或者电影就会发现没有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
只是这种做法是被批判的，因为违反了客观规律，违反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如果一个人靠私欲富了起来，他想要更富一些呢，要通过什么手段来完成呢？是带动其他人致富，还是依靠剥削其他人的劳动致富呢？以私利引导人，一方面单干，又共同富裕，这能行得通吗，既然要共同富裕何必单干，既然要单干又如何能够共同富裕。就如同说下楼，最后却出现在楼顶，这可信吗？
三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先富带后富的说法和做法完全是行不通的。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通货膨胀还是比较小的，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而后中国的物价飞涨，如果从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产品来看，肉上涨了至少20倍，而90年代之前物价上涨还是很大的事情呢，哪里象现在这样说涨就涨，通货膨胀是正常的，不通货膨胀反而不正常呢。
这里着重谈物价上涨对于普通群众或者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如果物价上涨了是不是只对你物价上涨之后的储蓄有影响呢？即使不放在银行，答案很清楚，会对你所有的金钱产生影响，你的积蓄直接被缩水，物价上涨了多少倍，你的什么积蓄就缩小到原来的几分之一。
中国在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正常的吗？那么来自官方的说法是正常的，是人民可以接受的，但是以猪肉来衡量物价上涨水平的话，前三十年，物价没有上涨，后三十年物价上涨20倍，如果两相对比这正常吗？难道政府不是让人民的劳动保值增值，而是要让他缩水吗？
农业改革开始的口号就是党员干部先富起来，还有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农业社的解体，本来农村的孤寡老人，没有劳动力的人群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虽然很多生产队在分之前都采取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还是有问题出现，有问题遗留。
我们那里开始出现敬老院，记住敬老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物，而非之前的产物，入院的条件是把财产交给敬老院，且财产达到入院的标准，然后就可以养老了，这个院不是无偿的，很多老人的积蓄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没有子女，及担心后事无人操办，即使不愿意也捏着鼻子加入了，敬老院的规模并不大，主要是孤寡老人，是指没有子女奉养的。
我们村的两个队对于这些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生产队给他们分了地，有其他人代种，这些人负责这些老人的生活，至少在当时情况下，农产品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国家是收的，而且收购的价格高于国家供应市民的价格，虽然那个时候也有收粮食的，但是农民对于政府的信赖，依然促使农民积极向国家交粮。因为整体物价都不高，种地还是非常合算的。
但随着生产队的解散，生产队搞的副业，大队搞的副业，公社搞的副业，集体经济开始逐步走向解体，这些本是农村走向工业化，城镇化的途径，就在分田到户的浪潮中湮灭了。供销社也因为个体的出现，而当时对于个体的支持，个体可以先不付款，供销社的进货价格高于个体的价格，也逐步败下阵来，但是一些个体并没有国家政策性的支持，坚持走正路，他们开始卖利润更加高的假货（包括质量不过关的东西），他们开始富了起来。
而生产队、大队、公社购买的大机器，就扔还这些院子的角落里边，生产队购买的相对较小，有的还能够被社员买下，作为生产之用，而大队和公社购买的只能是闲置，然后在风吹雨打中报废，对于管理几个公社的公委来讲，损失更是不知道有多大。
我们大队的冰棍厂，虽然质量已经上了新的台阶，而且又购买了更大的冰棍机，扩大了再生产，但是还是在这股风潮之下走向解体，机器没有怎么使用就逐步报废。酱油厂本来已经走上正轨，也在这个时候败下阵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幸免，因为这些集体财产，个人无法使用，而且也不能够成为某人赢利的工具，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损失不知道有没有专家进行过统计，而我们大队单纯冰棍厂机器的损失就至少有十几万，那个时候的十几万是什么概念。
很多公社还保留着大机器为农民耕作，但是这些只能为那些还保留在生产队的备用土地耕作，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呀，而随着备用土地的分配完毕，这些大机器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分地之后政府给了农民一些甜头，比如农产品提高了价格，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化肥农药的上涨，还有整个国家物价的上涨，刚刚开始农产品价格上涨，真的让农民高兴一把，继而物价的上涨让全国人民大大的郁闷了一回。其实农产品上涨必然引起其他物价的上涨，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而农民包括市民的积蓄其价值也被大大的缩水，当然不是没有人得利，但是得利的绝对不那些老实巴交的对党忠心耿耿的人民群众。
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走后门的现象，为什么叫走后门，其实是有讲究的，那些走的知道这是不正当的，所以双方不能公开，不能大胆，要小心翼翼，而且不敢有大动作，只能偷偷摸摸。而刚刚走后门的时候礼品就和走亲戚差不了太多，两瓶酒，加点心，没有人敢收钱，就是这些他们也提心吊胆。
当然路子越走越宽，走后门开始越来越多，但是还是那种掩耳盗铃式的走法，不敢大胆放肆，直到89年其实还是在半隐蔽之下的走，而90年代就开始半分开的走了。当然到了今天能够走后门那个是本事，是能人，不但不丢人，而且还高人一等，是极光彩的事情，没有足够的门路哪里能够走这个后门。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办事，还成为一种致富手段。
物价上涨老百姓的伤害最大，而且随着城镇户口粮油供应制度的终结，农民逐步走向破产的道路。而物价上涨更是让农民工人的生活雪上加霜。但是农民的土地至少给了农民一丝保命的生机。而今土地流转，又要把农民这保命的命根子用动听的言词拿走。
现在我们老家那里的农民收入还是比较高的，他们从刚刚开始的外出打工，到现在在周围做工，搞养殖等等，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还是至少有2-4万，指去掉花销的纯收入，而一些养殖户胆子大些一年就可能赚上一百万。高利润必然带来高风险，有发家致富的，也有倾家荡产的，有歌舞升平的，有跳楼上吊的。无论是富得流油的还是穷得掉渣的，他们都对未来充满了迷茫，看不清挣多少钱能够平安养老。
而农村虽然保持着纯朴的作风，但是人们开始用金钱衡量亲属的关系，甚至直系亲属的关系。回到老家有时谈到变化，不要说那些老人，就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毕业的人，都在骂一个人，说他是大眼奸臣。当然我说的是北方的情况，可能和南方有极大不同，我们那边没有挂毛主席的像，但是毛主席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救星，他和周总理是我们那里群众永恒的坐标。
一个地主出身的教师，他是住在小毛爸房子里的那个人的哥哥，他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是国办老师，当过校长当过主任，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去机场接朱总司令的画像两边写了一副对联：毛主席功高日月，周总理永垂不朽。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疯子，他是我们生产队一个老人的哥，带着一个和我们年纪相差不大的儿子，因为他年纪大了，又疯，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由生产队养进来，他死之后，儿子被送到敬老院抚养，在敬老院旁边的小学上学。其实这种就是生产队解散之后没有做好的安置，因为缺乏管教，这个人后来进了监狱。
刚刚解散生产队的时候去看病没有钱还是可以的，邻村有人得了癌症，最后欠医院八千多，其实得了癌症就是判了死刑，但是那个时候的医院还保持着救死扶伤的精神的，还是白衣天使。
慢慢的去医院看病逐步变成了奢侈的事情，现在说得了感冒，只要你愿意，医生也能给你让你花上一千大几到二千大几。去医院看病逐渐成了老百姓贵族般的享受，而且医院绝对是先收钱后治病，不会因为可能耽误一分钟就会死亡放弃自己的原则。那个收款凭条就是你能得到治疗的稻草。
而医疗改革的春风此时吹遍了神州大地，无论是农村、城市都享受到了他的恩泽，终于没有钱，我们看不起病了，一场大病可以让一个富裕家庭破产，一场大病可以让一个幸福家庭解散。城市起初还可以由单位或者说国家报销部分医药费，农民此时却生不起病了。医疗事业终于变成了发家致富的工具。
但是工人并不比农民幸运，农民只要有地至少可以活下去，工人呢，此时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
工业改革的大幕也拉开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合同聘用制，这个时候广大工人开始成为砧板之上的鱼肉，他们只有被雇佣被解雇的权力。随着外资的进入，国家企业培养的大量人才开始为那些外来国家对中国的资本侵略、资本掠夺服务。
工人的医疗改革还是在承受范围之列，毕竟和农民那种完全没有人管不同，但是在这里和养老保险一起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如何加入医疗保险，他们不想去工作吗，他们不需要养老吗，如果问得再尖刻些，他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生存吗？
无论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此时都走入了一个为有钱人服务更多的行列，出现了养老政策的不平等，而那些亿万富翁需要养老保险吗？最需要养老的人，最需要医疗保证的人失去了他们原本拥有的东西。
而陈良宇的入狱在向我们提出一个疑问，养老保险制度可靠吗？为什么我们非要缴纳保险才能获得养老医疗的权力呢？到底这里边卖的是什么药，为什么要演变到这种情况，医疗保险同样也在提出一个问题，可靠吗？
为什么就不能不交这些东西，而是医疗和养老由国家统一政策，保障其晚年生活，保障其医疗权力，这又可以杜绝多少陈良宇式的犯罪，因为没有钱可以被操作，也就没有了腐败滋生的可能。可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为什么要让老百姓提心吊胆呢？
工人由主人的地位变成雇工，其标志不是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合同聘用制，而是早些时候取消了城镇户口的粮食供应制度，这个制度双向绝杀了工人和农民，工人涨了工资，粮食供应补贴制度好像也不再适用当时的形势，大家喜欢吃新米，就去市场买新米吧，制度被取消的时候几乎无从察觉，但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手笔，在整个改革历程中这是一个最精彩的篇章，真正做到了瞒天过海，其深远目光，让人叹为观止。
因为没有了粮食供应补贴制度，所以粮食收购问题就出现了，到底要不要战略储备，要不要收购粮食，我们是收购农民的粮食还是购买其他国家的粮食，随之而来的就是漫天的中国粮食农药含量过高之类的报道，中国本地的粮食被打入冷宫，收购其他国家的粮食成为我们的外交手段，成为平衡外交关系的一个工具。著名事件就是收购澳大利亚玉米事件。
国家不再收购粮食把农民推向了种粮自己够吃就好的境地，开始农田荒弃，或者开始种植其他作物，我国农村已经经历几次放弃粮食种植，种其他经济作物的，包括果树等等，毁田种树，然后毁树改田，农民在大折腾中慢慢形成了一些看法，而广大农村很多地方开始出现粮荒，很多农民因为不种地或者失去了土地只能买粮，粮食贩子掌握了中国人的生命线，他们可以涨价，可以降价，可以为所欲为，中国的生命线危机让人不寒而栗。
工业改革逐步把我们国家这个基本完全自足，我们的轻重工业门类互补，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的状况，变成很多方面由外资所垄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在中国的市场掀起滔天巨浪，他们的一个小小举措就可以让中国的减免税瞬间蒸发几十亿，几百亿乃至上千亿。
可能有人认为我在耸人听闻，那么我举一个今年发生的洗发水涨价事件，某外国公司宣布洗发水要涨价，而与之配合的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了警告罚款，它只是宣布要涨价，我们能不能就此给人开出罚单？
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给出了严厉警告，并告知会干扰中国的经济运行，然后罚款几百万，首先，被罚款方尚未实施涨价，而我们的罚款是针对其公告呢，还是其他什么？我们难道不能通过其他手段使其改变涨价的行为吗？这个罚款是给对方开了一个允许涨价的通行证呢，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如果不是通行证，就要他们在实施涨价之后采取必要手段，包括罚款，责令其价格调整，退货，退款等等后续措施。心表明我们维护中国经济稳定的决心。
事实是罚款之后，对方顺理成章的涨价了，而后带动全国相关产品价格上涨，继而再带动几乎整个中国所有的物价上涨，当然上涨的部分不含工资，如果有心人算下，中国（含普通百姓）因物价上涨资产被蒸发又何止千亿。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们不守住我们的阵地，放心的把阵地交到别人手里，让别人掌握中国的经济脉搏有多么的可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洗发水就造成如此的动荡，如果在中国形成了垄断，或者具有相当影响的那些外资一齐发难，如果国内那些不法商人也一齐发难，国家会怎样。
我们再来看看城镇居民粮油供应制度的什么用处，当然这个供应制度是和粮食收购制度息息相关的。
这个制度首先可以稳定粮油的价格，使城镇居民生活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即使出现动荡，其幅度也是极小，无人，也没有任何外来势力能够造成对中国物价的干扰，因为基本生活资料的稳定，必然使与人民生活相关的产品保持稳定，这就造成人民即使年收入没有提高，也会因为物价的稳定形成积蓄的增长，货币极为坚挺，人民的财产不会缩水，这对于我们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提供了先决条件。
稳定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农村又保住了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同时国家可以号召农民种植一些国家工业所必要的农产品。这些不但能够丰富城镇居民的菜篮子，改善饮食结构，同时也能够为农村增收，保持足够的农业人口，保住国家的粮食大动脉，同时可以抵抗外来干扰，一举数得，如果再与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结合起来，中国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无论农业还是工业，何愁不欣欣向荣，我们又何必为那几个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斤斤计较。我们又何必搞出什么免农业税、搞什么农业补贴之类看似好事其实是坏事的败招，农村工业又怎么不会成为国家工业的臂助，与国有工业遥相呼应，优势互补。
免农业税和农业补贴就是提示农业农民变成了国家的累赘，就是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负担，粮食的重要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因为人要活着，首先要有吃的，如果吃的被别人控制，这个国家能够安稳吗！
我们国家的房地产改革掀起了巨大波澜，但是它只是处于各项改革的附庸地位，因为房地产不具备劳动力再创造的性质，他本身应该只是为了改善国民居住条件而存在的，其实到现在这还是其主要功能，我们不能期望一个住房，会变成能够生产飞机大炮的机器，或者原材料，就是说他本身不具备增值的效果。他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职能。
而当我们硬要赋予他创造价值这样的职能，那么他就只能为金钱服务，为掠夺人民积累的财富，国家积累的财富而存在。
住房改革首先源于城镇，本来城镇居民住房不是买而且租，当然在城镇里边那个时候存在着城镇中的乡村，即使现在恐怕在很多城市依然存在，工人住房是租而不是买，由国家政府或者说由单位分配，这种情况在工人是主人翁地位的时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不是某个领导能够决定谁住什么样的房子，而是有一个标准，只要你达到那个标准你就可以居住那样的房子，比如劳模等等，是鼓励工人苦干巧干，大家没有谁会觉得不公平，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不公平，但是标准在那里摆着，没有歧视谁，这些标准是硬的。
因为达到一个标准就达到一种居住条件，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搬家的现象，从原来居住的两室一厅换到三室一厅这样的例子。因为符合了标准就变化本身这就是一种公平、公正。他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些人制定的，而是针对所有适用人群制定的。
房租可能各地不同，说说我亲戚条件，三室一厅，每月房租20左右，不用交纳现在的物业费之类的东西，楼门口有自己的信箱，卫生有人打扫，不用交什么维修基金，房租里边全部包含了，水费、电费自理，当然在一些地方还有分时段分线路供电，主要是方便群众生活，给群众带来实惠，比如在做饭的时间，会专门有一条线，这条线路上的电更加便宜。
住房改革到底是什么性质说不清楚，可以很好的为人民服务，为改善城镇人口的居住条件服务，无非就是多盖些房子，让更多的人居住得更好。也可以成为敲骨吸髓的工具。这些只和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有关。
住房改革开始于工业改革之后，那么其性质必然从属于工业改革，是工业改革的一部分，所谓工业改革就是变成厂长经理负责制，工人的聘用合同制，住房改革必然随着工业改革的深入而深入。
因为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的降低，所以住房改革必定不会朝向对工人有利的方向改革。但是大致脉络还是从轻微，不剧烈到大动作。由于群众的抵制的因素，住房改革起初并不顺利，而且房子也不是那么好卖，也是由于一些不能说的东西，房子开始热销，人民多年的积累被一下清干，甚至还要借贷，在一些旧房改造工程中由于安置处理不当，导致了很多事件的发生，比如强拆之类。有些地方安置处理方式方法得当，基本没有遇到抵制，很多居民盼着拆迁早点到来。这个话题太过敏感，只是谈谈一些简单的现象。
我们买东西比如买个大件往往要求有质量保证，要开发票，我们购买的商品必须是质量合格的，我们不需要为质量合格另外付什么费用，而发票可以作为我们拥有该物品的佐证。
房子可以说是一个大件，它必须有合格的质量，而不应该我们为了质量合格另外付什么维修基金，如果要付，也要等到房子若干年之后才能付，因为房子必须保证它的使用年限，和其他工业品的保持期不同的，这不是普通的上产品，是关系到居民生命安全，甚至一辈子居住的产品，根据所谓房子产权的期限，那么这种房子一般保持期应该是七十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必须为这个商品是合格品自己负责，如果房子质量不合格，出了问题必须由购房者来出资金维修。这就有些荒唐了，其他商品，至少没有一个敢在表面上就做足这样的文章的，如果说我们去买一个电视机，如果卖电视机的说，我不保证质量，如果要保证质量需要另外付钱，还有如果你买的电视机在使用过程中，因电视机自身质量引起的不能正常使用，我们也不负责，需要你们开具产品质量分析证明，并带电视机到相关维修部门自费修理的话来，不知道这电视机你买还是不买？而住房就是这样的电视机。
那么这个电视机还有更加有趣的东西埋伏着，卖电视机的人说，这台电视你要不要发票，这个作为你是电视机主人的凭证，你如果说要，那么人家就说，请交纳发票的费用，购置税，如果我们说其他的物品购买我们要求开具发票是正当的行为，不需要付钱，也不需要缴税，这在我们购买的价格中已经包含了，而对方的回答则是，这个电视就是这样的如果不交税，就不开发票。如果你赌气不开，那么他又告诉你，如果没有发票我们可以说这个电视你没有处置的权利，他不属于你的东西，当然我们会根据你购买发票的时间收取一定的滞纳金。这个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只能掏出血汗钱来买这个价值万金的发票了，这个发票就是那个房产证。接着卖电视的人说，如果你不交纳电视维修基金，我们将不能给你开这个发票，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做呢，捏着鼻子交吧。
也许你以为这个电视就买到手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其实是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你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弄清楚，这个电视保持期是七十年，那么用了二十年突然出了大故障，无法使用了，这个时候就直接把楼说出来好了，楼塌了，那么你去找谁呢？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以为购置了这个商品你有处置权，没有的，所谓拥有的权利，是一个假的，不说七十年之后会怎样，就是你要把他转给你的儿子也要花费不菲的钱，七十年之后呢这个电视到底属于谁没有人知道。
同样在这个商品上还有相当有趣的现象，既然你拥有这个产品，那么你应该可以买卖了吧，比如我和张三说好，卖给他，价钱说好，一手钱一手货，到政府某个部门去公证，因为现在是商品社会，过户肯定要过户费的，我们也不在乎这个钱，去办理吧，而政府机关会告诉你，我们这里不直接办理这个商品的过户，你需要到房地产中介机构先去办理，这里又出来了一个房产中介，本身这东西和房产中介没有任何关系，却硬要拉上他，于是你们只好去房产中介，结果人家告诉你，要过户是吧，交费吧，这才明白，原来我们是送上门的挨宰。原本以为宰完了就结束了，谁知被告知，你们再去政府相关机构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你如果要问，我们交了钱，怎么不给我们过户，人家只要回答你，我们这里不是办理过户手续，而是给你办理了一个你们已缴纳相关费用的证明，这个时候你恍然大悟，不管怎样，总算结束了，于是去了政府相关部门，人家看了之后，换本盖章，交钱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剩下笑了。
我们给一个本不相干的中介机构去送钱，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政府相关会有这样的规定？
当城镇的房地产陷入低迷状态，而且地皮价格因为房产热逐步升温，城镇居民积蓄已经被榨得差不多了，于是房产改革把目光投向了广大农村，投向城中村，投向城市边缘的农村。
他们记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到农村去，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城镇化进程拉开了，利益的驱使，使他们捞钱的目光聚焦更远，看得更远，也许全中国普通百姓的血汗不被榨干，他们就不会停止疯狂的步伐。
改革一共有两个主要分枝，其他分枝从属于这两个大分枝，这两个分枝一个是工业，一个农业。
工业改革是从国有向私有过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农业改革是从集体向私有过渡，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这里只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点事情。
我们居家过日子，是说要设定一定的目标，要有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之后，然后再根据这些目标来决定如何安排自家的资金使用好呢，还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哪种会让家里的资金能够更加充分、有效的利用呢。这个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别，举这个例子只是要把这个问题说明得通俗化一些。
当然这是在居家过日子上，但是在商业行为，工业行为中还有更加巨大的不同，我们同样只说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一个工厂，生产出了东西，是要出去卖的，这里就涉及到了产品成本的构成，那么成本的构成分成生产成本（含原材料，员工工资（含各项组成），机器折旧，资金积累，）和经营成本（销售成本，运输成本，库存成本，资金占用成本（含资金回流不良）等等）。
从以上东西可以看出如果物价相对稳定，那么第一项中的成本就相对稳定，而不稳定的就是经营成本中的销售成本，其实资金战胜成本其实也是销售成本中的一环，只是单独列出，是因为这个成本经常会被忽视。
销售成本可以说越来越高，其中包含广告费用，出差费用，当然还有极其重要的，我们说得非常动听的公关费用，这里出差费用相对稳定，广告费用我们可以不管，不是每个企业都去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的，那么公关费用就是一个重头戏了，其实它确实是重头戏，而且 越来越重，甚至可能超过其他费用的总和，就是50%，那么少的恐怕也要占到5-10%，相信大家对这个不会有太大的疑问。那么这个成本原本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的。那么这么高的费用对于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这里不是讲利润，而是整体的价格，如果毛利润是整体价格的30%，那么即使是的销售成本占5%就是利润提高1/6，就可以多积累10%的资金，销售成本占整体价格的50%，那么利润提升会是多少呢，当然这个只是举个例子，而且并不严谨。只是说明这个成本如果在计划经济下会多产生多少利润，避免多少无谓的资金流失。
计划经济下，企业不用担心东西卖出去要不回钱来，也不用担心东西卖不出去，也不用去搞什么公关，也不用担心产生大的库存积压，因为一切都有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必须是严谨的，这就需要企业，主管部门国家相关机构制定计划的时候在参考各种需要的同时进行大量分析，确定一个既能平衡各种生产关系，又能保证基本供应，还要兼顾应急需要的计划，无疑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这些工作也是非常累的，但是带来的巨大的节约和经济效益也是不可估量的。当然如果是市场经济就好说了，因为不再下达生产计划最多计划造在自己的单位，数据量要小多了，但是也造成了数据就不那么准确，因为不准确肯定会造成一些产品库存积压，一些生产不足，资金占用严重的情况，无疑这对生产是极为不利的。但是这种情况就解放了企业以上的生产力，他们就不再需要做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然后再下达生产任务了，他们清闲了。
而且市场经济必然会因为生存或者说利益的问题竞相向购买方投资，这就不可能不造成腐化，这是制度造成问题，不改变制度，这种情况不会消失，也许有人说法律是严肃的，虽然法律是严肃的，但是在这种制度下，法律怎么能够向这些现象痛下杀手，而且因为是制度性的漏洞，必然会有人铤而走险。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种腐化是制度性的，那么招投标制度，那就总体上只能是分一杯羹的行为，而非为了什么廉洁，杜绝腐化，相反是参与腐化，这恐怕也在证明我们为什么出现会越反越腐的现象。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农村改革后出现的一些现象。
我们那边河堤以外曾经是大片的柳林，有的树只有碗口粗细，有的已经长到了一搂多粗，这些多数是新中国建国后种植的。
当改革大旗飘扬，生产队一哄而散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树便突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树桩，继而树桩也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时出了谁开荒谁受益，谁开荒谁种植政策，又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不变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有的开荒不足几年，当土地被改良，适宜作物生长之后便被收回了，不知道被谁受益、种植去了。当然这没有什么，我们的农民就是这么谦和，他们相信党不会让他们吃亏的。
随之，河床也被开发了，同样是上述政策，并签合同，很多勤劳善良的农民便起早贪黑的忙活在这些沙土上，他们盼着多打一些粮食，多打一些农产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因为是在河堤以外，我们那里又是水比较大的地方，可能几年就会有一次因为发水而导致颗粒无收的情况，农民就是庄稼不收年年种，总会有收的一天，然而当这里的土地改良之后适合种植了，一句话，地又被收回去了，包给了不知什么人，原来签的合同就成了废纸，有些人告到市里而且一告就是几年，却没有人搭理。
这时河滩也被人承包了，要拉沙子可以，拿钱来，这里老实本份的农民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没有因为拉一车沙子交过钱，他们被禁止下河捕鱼，因为承包的人说这河是他的。
这河是谁的？沙滩是谁的？如果说是国家的，那么每个村民应该也有份的，可是他们却没有从承包的沙滩上得到哪怕一分钱。
看看农村的变化，看看城市的变化，看看农民的变化，看看工人的变化，看看教育的变化，看看医疗的变化，看看这社会的一切的变化，我能不能问下，这还是毛主席指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吗？
我们再来看看改革的一个著名口号，党员干部带头富起来，也许放在基层农村显不出什么来，比如放在生产队里边就显不出什么来，其实大家都是农民不是，我们的党员干部这个时候就考虑自己富起来就是了，反正都是轱辘这两亩地，可是如果这个党员干部到了大队这个层次，公社这个层次，当然后来不是这种说法了，这种说法容易引起争议，我们说那些没有争议的，到了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直至更高层次，用这个口号号召起来致富，会是什么样的呢？
社会的现实已经明证给我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欣闻国家要进行文化改革，但是我们还知道教育要走向企业化经营，要成为经济支柱产业，教育在实行校长负责制，对教师要实行聘用制，那个这个文化改革是和教育现行的改革相辅相成，还是两种路线呢？如果相辅相成，这种文化改革，又会让我们走向哪里呢？如果和现行的改革是两种路线，那么一件事情有了两种说法，我们应该选择哪种。善良的人民肯定是希望是两种路线，但是一个时期怎么会有两种路线，而且都是作为大政方针提出呢？如果是一种路线，相辅相成，那么我们还有多少油水可以供老爷们榨取。
看到各个行业的收入差别，看到普通百姓辛苦一年和那些逍遥自在的官员们的收入差别，我们又不能不想起毛主席的计划经济，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无论什么工种，都是多劳多得，没有行业的区别，会有工龄的差别，只会有重体力劳动、轻体力劳动，中等体力劳动等等的差别，会有产品质量，产品数量的差别，因为我们是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差别是正常的，会有地区差异，艰苦地区就挣得多些，不那么艰苦的地区就挣得相对少些，没有出现什么这个行业不赚钱，那么就工资低，那个行业赚钱就工资高，只是按地区，工龄，工种、劳动强度来划分收入差别退休年龄等等。
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最大的公平、公正。
[ 本帖最后由 旱地惊雷 于 2013-9-5 15: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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