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模式” 被逼向极限的启示
“东莞模式” 被逼向极限的启示
（一）
在大多数人眼中，东莞是一个代表着“极端”的地标空间。
它最为出名的标签除了名震天下的“世界工厂”，还被认为是失意民工、洗脚上田的富豪、潦倒文人、五湖性工作者与四海嫖客的窝聚地。
人们对东莞的负面痒处格外敏感。华裔自由记者张彤禾在厂区呆了一年，以为找到了东莞的根本，她在风靡一时的《打工女孩》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断语：这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没有记忆，没有过去，这里集中了中国最极端的一切，无情、冰冷、坚硬、压力巨大、杂乱无章，又充满了生机。如果你能受得了这里，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
在许多打工者的眼中，东莞，是一个表情冰冷的大工厂。这也正是东莞的另一重标签：一方面，东莞在向全世界显示其“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魅力，另一方面，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过于集中又饱受诟病。
“东莞塞车、世界缺货”的传奇之名和“血汗工厂、冰冷城市”的狼藉声名密致交叠，蕴含着一座城市神秘性的一面，也述说着魔兽性的另一面。
东莞为何会被戴上“性都”的帽子，是什么催生了其色情业的繁荣？
改革开放以后，东莞经济开始飞速发展，成为内地连接港澳台的一个中转站。东莞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港澳台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后者主要向东莞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作为世界工厂，东莞的产业主要是较为低端的制造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分布又较为集中，因此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来到东莞打工。
据统计，东莞1988年被设为地级市时，全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占了总人口的近4/5，“无户人员”数量超过千万。由于这些外来人口在东莞并没有真正安下家来，他们仅仅把这里当成淘金地，而本地人也把他们当成了赚钱的工具。
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很多人只能在这里工作，却不能将全家老小带到城里来，这就催生了东莞色情产业的发展。东莞成为“东方性都”原因之一是以前几年经济危引起的制造业全面滑坡，大量女工生计所迫转入色情产业。
80年代以来，东莞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内地连接港澳台的一个中转站。东莞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港澳台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后者主要向东莞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有媒体曾这样描述早年的东莞：“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东莞就是‘世界工厂的工厂’。”因此，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拥入了东莞。
仅截至2008年底，常住人口即694.98万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174.87万人，外来常住人口520.11万人。加上非登记的流动人口，东莞人口超千万，这一庞大的人口为东莞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在东莞这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2008年的金融危机，东莞的产业工人一年中减少了160万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到色情产业中。2009年一季度东莞GDP增长为－2.5％，全省倒数第一。
作为世界工厂，东莞是中国制造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这里工厂林立，外来人口是户籍人口的数倍。东莞由32个镇街组成，全国千强镇前十名中，东莞有5个镇入选。每一个镇区，城市建设和内地的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相当。在东莞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镇区，代表了一个个完全由农业社区变成现代化城镇的缩影。
如何解决从事涉黄产业的女性今后的出路，这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道现实而又迫切的难题。
（二）
东莞最让人想探知的传奇是，它夹在西北面的广州与东南面的深圳之间，既没有省会地位，也没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却能凭加工贸易杀出重围。“鞋都”、“家具之都”、“服装之都”是外界给予的美誉。
不过，色情业、污染、罢工、命案、治安差、空心化等具冲击力的负面消息才是东莞登上外媒版面的常见素材。一提起东莞，人们马上联想到“性都”、“血汗工厂”等别称。
许多人刻意要用“市场经济”把黄色产业正当化，以此否认政府干预的正当性。为此，他们称卖淫嫖娼是两厢情愿，涉事双方都觉得自己从中获得利益，只要不涉及公款消费，关别人什么事？另外，他们还特别强调那些小姐是“弱势”，反扫黄就是保护“弱势”，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
问题是，这种论调似乎在暗示：那些小姐们都是自己选上了这样的职业。其实这是重复许多保守主义者的偏见：有些女人就是贪图享受、不劳而获、觉得这么来钱容易、不在乎自己的廉耻。以世界之大，我不否认有这样的人。但是，把如此多的女性归于愿意以自己的身体做交易的群体，难道就是对她们的一种尊重吗？
从媒体的报道看，东莞色情业的形成，有供需两个链条。90年代招商引资，大量港商台商来到东莞，许多是有钱的单身，或没有家属随行。随着东莞外来加工业的火爆，各色其他的单身或家属不随行的淘金者也接踵而至。当然还有大量单身的民工的涌入。这些流动人口，形成了色情业的市场需求。另外，经济的周期震荡，使许多女工突然失业，衣食无着，特别是最近一次世界金融危机，正好赶上中国经济的转型，大量加工业迁往低薪地区。许多丢掉工作的女工，被迫流落到色情行业。
老百姓恐怕都会根据一般的常识判断：一般的女孩子不是走投无路，不会沦入色情行业。这也许是一种个人选择，却是很不幸的、无奈的选择。接下来的问题是：东莞本是经济改革的先锋，在扫黄后有媒体还报道：“2013年，东莞再次登上中国最富20城市的榜单，位居首位。”不管是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而言，还是对东莞成为首富城市而言，这些打工者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经济繁荣的中心，怎么会让她们被逼得走投无路？
这一悲惨的现实，理应促使我们反省主流的市场经济观念。
当初凭借改革开放的一张船票实现经济迅速崛起的东莞，一度富可敌省.但是当前的东莞奇迹似乎正在被终结：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急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内地经济形势的发展，许多地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在承接国际大企业和新兴产业方面走在了东莞前面。昔日的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后发优势已经不再那么明显。
据《小康》杂志报道，近年来东莞外资企业的终止数量逐年增加。2006年，东莞有统计的外资企业终止数量为1003家，比上年增加三成，2007年继续呈现上升趋势。此外，核心竞争力产业的缺乏和庞大的外来人口涌入，也都给东莞带来严重的问题。
东莞，在扫黄之外，更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产业升级。
（三）
不少人曾分析，类似东莞这种移民城市，一边是资本一方的只身来寻商机的企业主、厂家等，一边是只身来此寻梦的务工者等，正是这种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催生了性产业。其他城市色情场所虽未完全禁绝，但如此明目张胆、充盈泛滥，则必与城市经济结构相关。
因此，不管是专家，还是有关主政者，担忧的都是一旦扫黄过猛、过于彻底，必将导致其经济的萧条。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在这样的考量之下，才有色情业的顽固存在，也才有腐败、保护伞、权力纵容等诸多乱象的盘根错节。
在国外，有依靠色情业而获得经济源泉的城市。但依靠色情而提振其他经济，这恐怕只有我们一些城市有这样的“发展方略”。不能不说，这样的“方略”是一种无能的代名词。换言之就是，你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出路，找不到更好的发展模式，也便依赖色情业服务。
因此，必须治治那些治理者思想深处“扫黄导致经济萧条”的病根。这样的歪论，与前一段关于反奢靡浪费导致经济下滑的论调如出一辙。反奢靡浪费的确导致一些高档酒店、礼品行业不景气，但后者的繁荣，本是不应该的存在，是以伤害社会肌理和民心为代价的。这种不景气恰是一种疗效显著、身体康复的好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明里暗里姑息、纵容、默许色情业存在的城市，那些指望以色情业滋养地下经济、搞活城市经济的治理者，首先就应当转变观念，及时推进城市发展的战略转型，要绿色GDP，不要黄色GDP。
在思想深处纠正了这个观念，则罡气生而歪风减。大道昌明，而邪道黯弱。换言之，找到了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道路，用那种阳光的、绿色的发展模式，获得了持续的后劲，扫黄就不会投鼠忌器，反腐败、打保护伞也会理直气壮。
由此，东莞色情业曝光后的抉择，从两个方面考验有关治理者，中央强调的调结构、转方式，本地能在多大程度和决心上彻底扭转畸形之路，走上结构优化、方式科学的路子？中央铁腕反腐败、反歪风，本地能用什么样的力度打掉那些保护伞、重树清风正气之象、重塑良性政治生态？
回答好了这两个命题，依靠色情业的发展模式就缺少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反之，色情业必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循环往复怪圈。
（四）
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的三种主要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自由放任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莱茵兰社团—国家式，和以北欧福利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式。对照这三种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对市场经济讨论显示了巨大的片面性。这主要体现在把美国作为市场经济的原型，把欧洲的种种模式视为对市场轨道的偏离。
东莞模式，其实就是对美国模式的模仿，也不乏经济学家为之鼓吹。这种模式，说白了就建立在一种刀耕火种般的劳动市场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在享受人口红利，年轻的劳动力充裕、廉价，雇主不把劳动力视为人才，而是看作人手，只使用、不培养，而且随用随淘汰，一切以企业短期的经济效益为中心，似乎企业一旦赚钱，就会产生社会效益。
东莞走到现在，说明了这种模式的局限：身为首富城市，居然顶着“性都”的污名，治安之差也是举国皆知。为企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女工，居然不得不卖身为娼，她们的子女将怎么长大？东莞能成为一个安居乐业之所、是个养孩子的好地方吗？放开别的道德说教，这样的模式所缔造的下一代，在经济上还有竞争力吗？
近年来，北欧和德国的国际竞争力都在赶超美国。西方众多的经验研究开始从效率的角度检讨福利制度的竞争优势。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幸福感”、“生活质量”等指标越来越重要。以企业利润边际为代表的短期经济效率，和以人的素质为代表的长期竞争优势，成为衡量市场效率的不同指标。比如，东莞的这些女工，如果在德国的工作里当工人，就可以把自己的代理人选入厂里的“工作委员会”。厂方要裁员、甚至要改变工作时间，都必须经过这个“工作委员会”的批准。德国企业首先要对自己的职工负责，在不得不裁掉若干人员的时候，也往往要想方设法对这些人进行再培训，安排其他工作。企业裁掉一个员工，并不比解雇一个CEO(英文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的缩写CEO。是在一个企业中负责日常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又称作行政总裁、总经理或最高执行长)容易。在北欧国家，则有丹麦式的“灵活安全”体系：企业根据需要随时裁员，但被裁下的员工，领取相当于原工资百分之八九十的津贴，然后由国家进行再培训，重新进入劳动市场。
（五）
东莞扫黄，最大的价值不仅是将色情业从这里清除出去，而是将人们大脑中的错误思想清除出去。查处那些从酒店卖淫嫖娼中获取利益的责任人，是废除这种长期以来的不正当利益，净化社会风气。以违法的行为来换取利益，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破坏。
东莞色情“产业”遭遇严打，恰好证明了东莞产业转型升级还需努力。他认为，需要转型升级的不仅是传统产业，也包括传统的服务业如何转型升级为现代的服务业。中国经济网评论说，“黄流”泛滥，看似能吸引人到东莞消费，实质上却害了这座城市。如不尽快摘掉头上那顶“黄帽子”，不少投资者和外地游客也会对东莞望而却步。只有对色情行业泛滥时刻保持警觉、对打击违法行为始终不留死角，才能以良好社会风气为自己正名。
在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强国是靠发展色情行业而崛起，哪个城市靠“黄色GDP”来令世界敬畏。东莞应该珍惜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走正道”这三个字，应成为东莞乃至其他许多中国城镇发展的法宝，如果忘了这个根本，就是数典忘祖的背叛。
众所周知，外出打工曾经是亿万打工者改变人生的向往。自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至今，广大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就是：坚强、隐忍、能吃苦。在庞大的打工者的队伍中，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虽然从几百元涨到数千多元。然而，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抚养一双儿女长大，他们并没什么积蓄，许许多多的农民工，打了半辈子工却没有养老金。
在中国，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工人的方式工作，却仍然保持农民式的收入，与现代社保制度隔离。在深圳，虽然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已出台政策，农民工可以要求工厂追缴亏欠的养老保险，可一切仍困难重重。
因此要想提高经济竞争力，就必须培植以人的素质为代表的长期竞争优势，破除以企业利润边际为代表的短期经济效率观，破除企业只要赚钱就会产生社会效益的错误价值观。
东莞“性都”帽子久摘不掉，是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在制造业及外贸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东莞部分城镇对经济发展的内需，已经完全从传统产业转向娱乐产业，并陷入深深的“发展依赖症”。地方政府应调整思路，逐渐改变依靠娱乐服务业支撑地方经济的发展模式.
现在像东莞这样富足的城市，江、浙、闽一带似乎不少，有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东莞贫富差距不小，近几年集体经济下滑、农民土地被征又缺乏高级一点的谋生方式，许多人除了先前那点原始的积累，过往的优越正在慢慢消逝。由此看来，中国城镇产业的转型升级已然迫在眉睫，而且这也绝非某一两家企业的事情，这也绝非某一两个城镇的事情，而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全方位转变。
（六）
“中国性都”，是东莞城市形象的一个死穴，就算伤口愈合了，也永是一道触目惊心的疤。去年有香港三级片导演要以此为蓝本拍摄色情片《东莞森林》，后经与东莞人沟通，片子终于改名为《一路向西》。东莞今年初推出一条时长15秒，包含舞狮、大戏、篮球赛事、知名企业家等“东莞元素”的城市形象宣传短片，在广州南站等多个高铁站放映，试图为东莞“正名”。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174年后，东莞当局能否“东莞消娼”，至少让部分“小姐”在经济升级转型中也正经“升级转型”，才是为东莞“正名”的主要途径之一，也应是考核官员的指标之一。
“东莞模式”被逼向极限，东莞痛并迷惘着。问题是，扫黄真的影响经济发展吗？这和"反腐影响经济"的论断同样经不起推敲。有区域研究专家表示，即便影响，也是轻微的，除去肿瘤的世界工厂更健康。
处在少年转成人的尴尬期，东莞经济升级转型的阵痛近年来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低价值的加工业提升至高附加值的科技产业，政策、人才、技术、市场都要到位，谈何容易。有媒体称，东莞原本1000万人口，过去5年来至少流失400多万，光是去年1至5月就减少100万。转型升级中的东莞当然需要新的城市名片，但转型并非说转就转，新的品牌形象需要时间打造，过程中得失兼有，这也是无法回避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由此看来，“东莞模式”何尝不是将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思路逼向了极限，那么又将如何解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死穴”？
无论是德国模式，还是北欧模式，市场的核心在于人。这一度被傅利曼式的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嘲笑为“免费午餐”，预言其注定被吃空。美国模式，则是以企业利润为核心，企业没钱赚就裁员，甚至有钱赚时，为了更多的利润照样裁员。表面上看，德国、北欧企业背着这么大的负担，必输无疑。但是，几十年下来，怎么人家在竞争力上有反超美国之势？道理在于，人家的企业和社会在短期内肯担待，也必须担待，保证劳动人口有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维护家庭生活稳定、让孩子健康成长。企业为此一时亏损，国家也扛上赤字。但是，国民素质保住了，以人才为中心的“技术资产”保住了。
美国则经济一有起伏，一个技术工人就可能丢了工作，丢了医保，缴不起房贷丢房子，甚至无家可归。几年下来技艺过时，成了非技术劳动力。更不用说孩子跟着受贫困的打击。美国的企业只使用人不培养人，不需要就扔掉。短期内企业盈利了，长期则国民素质下降。美国的犯罪率比欧洲高数倍，普通人的文化程度也低于欧洲。从长远看，这能比欧洲有多大优势？
当然，即使如此，美国为一个劳动者提供的福利保障还是比中国多得多。缺乏这样基本的福利保障，人口就无法高质量地再生产，就难以有持续的发展。中国要思索的，是如何建设一个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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