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人贩子一律判死刑”
也谈“人贩子一律判死刑”
连日来,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引发普遍热议。前有央视纪录片《守护成长呵护未来》,后有朋友圈的刷屏帖《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尤其是后者,让微信朋友圈里矛盾对立,拉黑断交之声不断。是否支持判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死刑已然成为继是否认同中医、挺韩寒还是挺郭敬明、爱狗还是爱狗肉之后,又一检验朋友关系的重要话题。
尽管在媒体的追问下,网帖的炮制方某公司站到前台回应了社会关切。该公司称,网帖热传是“个别员工因为自身对话题的热忱,未经批准擅自启动了营销行为”。该公司还声称,“对于这一并不符合公司价值观的个人行为”,发现后“第一时间进行修正,对于相关员工的失职进行严肃处理。”但是这并不妨碍公众对人贩子深恶痛绝的愿景及诉求。
对于涉及拐卖儿童的犯罪,“买方入刑”和“一律判死刑”这两项立法建言由来已久,但这种标题式表达,并不构成一项严肃的、体现了立法技术的立法建议案。它更多地传递出转发者对于从严从重打击拐卖犯罪的情绪。法律专业人士与其忙于批评转发者“嗜血”“法盲”,还不如在多数民意表达的情绪判断之上,进行一番基于修法建议的专业判断。
关于“买方入刑”。其实在现行法上,已有相关规定。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明确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过这条还有一个“但书”,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之所以有此规定,想来立法者是为了尽可能保护被拐卖人的安全、鼓励收买人善待被拐儿童,因此给予免责的宽大处理。这里的“可以不追究”显然是指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以免责。而从司法实践中看,对收买人“可以免责”在一些地区已被警方异化成了“基本上都免责”。事实上,我们的确极少听到有收买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个案。基于此,“买方入刑”的建言其实不仅是一个立法完善问题,更是一个司法适用问题。
关于“一律判死”。现行刑法关于拐卖儿童的刑罚,覆盖了从有期徒刑5年直至死刑这一区间。拐卖儿童在当下也可以判死刑,但需具备“情节特别严重”这一要件。若要“一律判死”,既不科学也无可操作性。因为同样是拐卖,不同的个案,在情节、危害上可能千差万别。比如是初犯还是惯犯,是拐了一个还是拐卖了多个,是阻碍解救还是配合解救,对被拐卖儿童有虐待还是无虐待等等,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这些情节和危害结果上的不同都应在刑罚上予以体现。
对多数民意所表达的“一律判死”的立法诉求,作为法律工作者,更应将之理解为“应从严从重惩治拐卖犯罪”。这并不是偷换概念,而是法律判断寻求与情绪判断进行对话的尝试。事实上,笔者观察到一些法律人对拐卖犯罪刑事立法的解读文章,也在微信上得到了广为传播。这种专业知识的普及,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展普通公众的常识范围。这样的法律普及多了,则如果还有公司敢利用大众情绪炮制类似“一律判死”的帖子进行营销,盲目跟风转发者的数量一定会大大减少。
对此我们不妨来看看美国是如何防止拐卖儿童的。
在美国生活的人有可能会收到过Amber alert（安珀报警），这是美国的大众紧急报警系统，是专门为被绑架或被拐少年儿童设立的。该系统由执法机构、广播电视、无线通讯、网络公司、交通运输 机构合作组成。当绑架儿童案发生后，该系统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电子邮件、路边电子告示牌等现代讯息传播方法，告知整个社区绑架案的详细信息，发动民众 协助提供破案线索，使民众成为破案的眼睛和耳朵，目的是早日找回孩子。
三个孩子改变美国历史
1979年5月25日，6岁的艾坦（Etan Patz）准备第一次独自出门。这个纽约小男孩信心满满，告诉父母要自己穿过两个街区，去搭乘校车。得到同意后，艾坦背着书包出发了。可这竟是父母与孩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在这短短的上学路上，艾坦失踪了。
无数记者和警察蜂拥到这对愁眉苦脸的父母面前，媒体的大量报道牵动了整个国家的神经，摄影师父亲给艾坦拍的那张咧嘴开心笑的照片，被登上了覆盖全城的寻人海报，被印在了牛奶盒的侧面进入千家万户，甚至登上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牌。
但艾坦终究没有回来，对于整整一代美国人而言，那个戴着棒球帽的童稚笑容是如此令人痛彻心扉。人们发现，艾坦的失踪背后，正折射出学校与家长联系不紧密的漏洞，也暴露了警方低效无能的现状，根据不同的司法辖区规定，警方甚至要在孩子失踪24-72小时后才会有所反应。
先贤虽并没有为美国社会构建万无一失的制度体系，却留下了更宝贵的、可简称为“危机-反思-进步”的自体更新模式。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艾坦失踪的5月25日为“国家失踪儿童日”，美国社会开始真正重视失踪儿童问题，并开启了为期近10年的“牛奶盒寻人活动”。作为美国最知名的失踪儿童，艾坦的不幸遭遇永远改变了美国，直接影响了接下来一系列法律出台与制度更新，挽救了无数美国儿童。
时间到了1981年7月27日，佛罗里达州一个闷热的午后。6岁的亚当（Adam Walsh）听从妈妈的安排，在百货商场里看几个孩子打电子游戏。但七分钟后，当亚当的母亲赶来接他的时候，游戏机前却空无一人了。
焦急的父母印了15万份寻人启事，贴满了全城的大街小巷。但噩耗还是击中了这个家庭：两周后，渔民在120英里外的灌溉渠内打捞上来了亚当的头颅。于是，悲痛欲绝的父母向媒体讲述警方是多么不靠谱：在亚当失踪的当天下午，其母就报了警，警方却不但没有及时响应，更告诉媒体“失踪和绑架应该没有关系”；当次日亚当的父亲去警察局追问进展时，警方却回问：“你有什么建议吗？”
虽然杀害亚当的杀手在两年后自首，亚当夫妇却决定从此走上维护儿童安全的道路。在国会山召开的《失踪儿童法案》听证会上，并不精通法律和政治的亚当父亲，却用一句话打动了众人：“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
随后，《失踪儿童援助法案》也在Walsh夫妇的参与下通过。该法案呼吁在全美范围内建立一条失踪儿童免费报警热线，以及全美失踪儿童的信息汇总和甄别中心。同年，Walsh夫妇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CMEC）”，打开了解决失踪儿童问题的关键之门。
1980年代后期，沃尔玛超市启用了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并为纪念亚当而将系统命名为“Code Adam”。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在超市走失，可立即求助于此系统，超市所有出入口将全部封闭，工作人员立即进行搜寻，如果10分钟内找不到孩子，将立即由警方接手。此后，这一系统被全美众多超市、商场、医院、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采用。
然而悲剧还在继续，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伯（Amber Hagerman）在骑车时被绑架。她的尖叫引发了邻居的关注，但这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绑架却依然带来了最悲惨的结局：4天后，她的尸体被发现。
当地居民要求当地广播电台比照天气预报，以同样的频率和力度不间断播出失踪儿童的新闻。半年后，在一场记者会上，有当事者回忆起在寻找安伯的过程中，媒体是如何帮上了大忙。这个信息终于传到了警方的耳朵中，于是经过一系列打造升级后，一个接驳美国紧急警报系统，通过电台、电视台、电子邮件、交通提示、短信、facebook、google等多种渠道，向全国发布失踪儿童信息的庞大系统上线了。这个名为“Amber”的系统所发布的内容由警方决定，通常包含了失踪儿童特征、嫌疑犯特征，以及嫌疑犯的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安珀示警的英文“AMBER”是America’s Missing: Broadcast Emergency Response（美国失踪者：广播应急反应），最初是以失踪的儿童Amber来命名的。
安珀报警于1996年发足，最初使用“紧急报警系统”来发布少年儿童绑架案，紧急报警系统主要用于发布天气预报及重大紧急情况的警报。其后，安珀报警与许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合作，发展很快：2000年国会通过决议鼓励全美各地社区加入安珀报警、2001年全国儿童失踪中心加入推广安珀报警的努力、2002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为安珀报警背书、2003年国会通过法案，由司法部设立专门机构协调全国各地的安珀报警并提供联邦资金、2005年时，全美50个州都设立了安珀报警系统。
如果说“Code Adam”解决了儿童在公共场合失踪的问题，“Amber系统”则彻底将失踪儿童和嫌疑犯置于民众的海洋中。
1996年以来，这个系统已经成功寻回或解救了602名失踪儿童。以2011年为例，在通过Amber系统成功寻回失踪儿童的案例中，有50%是因为公众或警方通过Amber警报发现了嫌疑犯的车辆；39%是因为公众接到警报后，提供了目击线索等关键信息；更有11%的案例，是嫌疑犯收到警报后释放了被绑儿童。
三名不幸的失踪儿童，却彻底改变了美国解决儿童失踪问题的轨道，其影响之深远，从一组数字便可以看出：1990年时，全美只有62%的失踪儿童可以被找回，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变为97.7%。正如亚当的父亲，后来成为Fox电视台《头号通缉犯》（这个节目帮助警方找回了65名失踪或被绑架的儿童）主持人的John Walsh所言：“记住，你的参与能改变一切”。
安珀报警的启用标准
为了避免发出错误警报而让这个系统被当作「狼来了」而忽略，发布警戒的标准相当严格。
每一个州或郡都有自己的安珀警戒发布标准。而美国司法部发行了以下的「指引」，大部分的州都表示将「严格遵守」：
—司法机构必须确认绑架实际发生
—儿童必须有受到重伤或死亡的危险
—必须要有被绑架儿童、绑架嫌犯、或绑架嫌犯的车辆详细描述资料来发佈警报
—被绑架者必须是17岁以下（包含17岁）的儿童
指引中建议将安珀警戒的即时资料通报联邦调查局（FBI）的国家犯罪资料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er）。关于儿童绑架情况的文字描述必须输入通报中，并将桉件标示为儿童绑架（child abduction）。
三名不幸的失踪儿童，彻底改变了美国解决儿童失踪问题的轨道，其影响之深远，从一组数字便可以看出：1990年时，全美只有62%的失踪儿童可以被找回，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变为97.7%。正如亚当的父亲，后来成为Fox电视台《头号通缉犯》（这个节目帮助警方找回了65名失踪或被绑架的儿童）主持人的John Walsh所言：“记住，你的参与能改变一切”。
艾坦、亚当与安伯三个孩子以自己的生命塑造了美国失踪儿童干预系统。回看国内，2013年3月，长春失踪儿童被杀事件令人扼腕。4月，江西万安也发生一起儿童神秘失踪事件。据2007年《凤凰卫视》报道，中国每年约有二十多万儿童失踪，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找回的概率仅仅只有0.1%左右。
人们习惯点蜡烛，习惯说“一路走好，天堂没有痛苦”，习惯去“祈福”。难道我们除了祈福、除了哀思就真的没有别的了吗？面对二十多万儿童失踪，我们找回的概率仅仅只有0.1%左右，难道我们就不可以正当表达我们的愤怒和诉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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