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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国成就归属专题
反毛言论一：建国的工业基础，是苏联施舍援助的，不是毛泽东的新中国的功劳：
驳：
（一）苏联的援助：
1、优惠贷款：
1950年中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中国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但是，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①。苏联提出的附加条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
另一笔重要贷款是1954年时贷款1.3亿美元。
两笔贷款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投资的250亿元人民币相比，按照官方汇率，贷款只占工业总投资的4％。
当然，苏联贷款不止这两笔，但其中大多数用于军事用途②。
2、援建重点项目：
建国初期，苏联援助中国“156项工程”。中国政府为偿付以上设备和技术援助，将按质按量对苏联供给以下货物：钨精矿16万吨、锡11万吨、钼精矿3.5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茶叶等。
同样，“156工程”大部分也是军事工业③。赫鲁晓夫只希望中国成为苏联的屏障，所以只支援军事工业，而反对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
3、双边贸易：
其中典型的是橡胶问题。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7000万卢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须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1.5万-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70%提供给苏联,1963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 8%的价格售与苏联。
显然,签订这个橡胶贷款协定使中国成为了苏联的橡胶生产基地, 这是中方所不情愿的,所以后来中国就提出终止这一协定。作为替代, 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
4、派遣援华专家：
派遣援华专家也非无偿。根据协定，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出差补偿费用，按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计，但实际上中国支付苏联专家的工资是高于国内标准的。
另外，苏方还要求把在华苏联军士的工资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④。
（二）中国对外援助：
我国对外援助始于1950年。改革开放前的28年(1950-1978年),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是向受援国提供贷款或无偿援助。这一时期,我国所提供的贷款一般都是无息贷款；对外援助的方式一般为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及现汇援助等⑤。
（三）人民是建设的主体：
在徒手起家的建设中，是建设的人群还是外来的机器设备、技术为主体力量呢？机器设备没有，可以造；技术没有，可以学；没有的物质条件，可以创造：这一切均离不开人民的劳动！即使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外来的机器设备、技术等，都是全部拿来就直接靠着它们搞建设吗？在这一过程中，建设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⑥。
苏联的援助并非无偿，是用中国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25%换来的⑦。苏联援助确实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建设，但那是辅助作用，建设的主体始终是劳动人民。夸大苏联援助的作用，什么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中国的工业体系的建成之类的观点，是不妥的；因为苏联的援助而否定劳动人民在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更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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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
②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总理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中，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67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指旧卢布--编者注）。
③ 156项里军工直接占了43项，兵器部16项。洛阳拖拉机厂在战争时期就是坦克厂，三个化肥厂全部生产硝酸铵，也就是炸药厂，长春第一汽车厂年产解放牌汽车3万辆也是战争必须的。其他钢铁、煤炭、发电、有色金属都是为这些工业提供原材料、燃料、动力的。156项里包括汽车和拖拉机总共只有24个机械厂，构不成体系，不能自己生产成套设备。
④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甚至对于普通士兵，中方在提供实际生活费以外，也应支付补偿金。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500-600卢布。后来苏方坚持己见，中方便不再争执。
⑤“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他的发言稿题为“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上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8个字。46年后，这个发言稿加上了印有档号的封面，向公众亮相。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⑥“一般来说加工大工件就必须有大机床，没有大机床就没法加工大工件。而大机床正是大工件装配起来的。面对着大工件，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但工人们发明了‘蚂蚁啃骨头'......又如大工件加工一般需要大吊车，我国根本没有大吊车，这也是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束手无策的。工人们发明了‘蚂蚁顶泰山'、‘银丝转昆仑'用土办法解决了。其他如大型铸造、大型锻造都离不开工人们的创造。大型锻造就是万吨水压机，当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说：‘想造万吨水压机，必须有万吨水压机。'赫鲁晓夫不肯卖给我们，南斯拉夫想卖给我们要我们自己想法运回来装配，而按照常规，我们既不能拆、又不能运、也没法安装。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沈鸿说：‘只要能够运回来，我就造得出来。'光水压机的横梁一般就得靠大型水压机锻压，但我们是由电焊工人唐应斌用电渣焊把钢板堆焊起来的。在《父亲的回忆》里我说过，父亲厂里的工人们从几十个资本家小厂的一堆老爷机床出发，办成了上海量具刃具厂，生产有一定精密度的游标卡尺......这堆老爷机床到了贵族老爷式的知识分子手里，不但绝对不会做出任何成就，肯定早就扔进废铁堆了，还要骂一通自己国家落后。......那时上海有一个工厂，也是靠一些老爷机床，工人们生产出了精密轴承，按说生产精密轴承的机床就需要精密轴承。有个冶金厂用普通的炉子炼出了国外只有特殊炉子才能炼的极纯的锌，搪瓷厂的工人造出了外国对我们封锁的氧气瓶。一个弄堂小厂的工人生产出了无缝钢管，后来成了异型钢管厂......”（引自曹为平《反共右派是如何捏造风调雨顺的三年的》）
⑦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在答复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中讲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贵得多。
......到１９６２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价值２１亿新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编者注）......。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产品价值１４亿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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