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毛言论现形记

作者：江湖一渔翁

    第一章 私人问题专题

    第二章 军事专题

    第三章 建国后政策专题

    第四章 外交专题

    第五章 社会状况专题

    第六章 建国成就归属专题

    第七章 制度比较专题

    第八章 大跃进专题

    第九章 所谓“整人”专题

    第十章 文革专题

第一章 私人问题专题　
　
反毛言论一：杨开慧被捕还未牺牲，毛泽东就与贺子珍结婚；贺子珍去苏联养病，毛泽东就与江青结婚：　
　
驳：　
（一）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一事：　
　　杨开慧被抓而传出牺牲的消息，主要是因为当时通讯、交通等极不方便，全党都以为杨开慧被抓走时就牺牲了，毛泽东在井冈山还给杨开慧进行了象征性的悼念。当时党员结婚都要经过组织上批准，所以并无过错。　
　
（二）贺子珍离开毛泽东原因：　
　　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许多误会，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二是贺子珍再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以前弹片未取出，经常疼痛难忍。于是贺子珍决定去西安进而转赴上海做手术取出弹片，同时做人工流产。　
　　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因上海沦陷滞留西安。毛泽东托人捎信劝贺回延安，她未答应。后来贺子珍去兰州，欲从兰州去苏联。毛泽东又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仍不听。到苏联后，1938年1月贺子珍正式提出与毛泽东离婚，毛主席同意了，并通知了董必武。　
　
（三）贺子珍离开毛泽东与江青无关：　
　　江青于1937年8月底到达延安，先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暂住，接受审查①。10月中旬审查结束，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此段时间江青无从结识毛主席与贺子珍。　
　　　　
①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规定，从敌占区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别是党员，不论是谁都应进行审查。　

反毛言论二：《沁园春·雪》不是毛主席作品，而是胡乔木所写：　
　
驳：　
（一）胡乔木六十年代以前从没填过词；　
胡乔木在给读者耿庆国的信①中说，以前只做过初步的研究，“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是胡乔木自己的“证词”。　
（二）毛主席曾给胡乔木指导改诗：　
　　1965年元旦这天，《人民日报》登载了胡乔木的《词十六首》，这是他第一次以旧体诗人的面目展露于世。而这组词的发表，就是毛泽东指导修改后亲自安排的②。　
（三）胡乔木女儿说《沁园春·雪》不是胡乔木所写：　
　　谣言出笼后不久，《中国新闻周刊》对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做了一次专访，专门谈及谣言，胡木英明确表示《沁园春·雪》不是胡乔木所写③。　
　　　　
①耿庆国同志：　
　　一月十日来信收到。你在毕业后决心服从国家的分配，到党最需要的任何地方去，搞一辈子革命和建设，这个志愿很好，祝你成功地实现你的愿望。你对于我的几首词感觉兴趣，因而问起我以前写过的能不能发表。我告诉你吧，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次发表的是我初次的习作。以后可能还写一些或发表一些，但这现在还不能决定。当然，我以前曾经读过一些词，作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否则是不会一下子就写出来的。　
　　......　
胡乔木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②据《胡乔木诗词集》第204-205页（《胡乔木传》编写组编，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　
　　1998年第六期(总第119期)《随笔》里许敏歧的《毛泽东对胡乔木<词十六首>的修改》，记录了毛泽东为胡乔木修改并推荐发表十六阕词牌的一段往事，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于胡乔木文学水平的高下。　
时任《人民文学》诗歌编辑的许敏歧收到了一个大信封，信封里是胡乔木《词十六首》的打印件，大约是送给毛泽东主席指正的，上面毛泽东用铅笔做了多处改动，并在稿件第一页的边上写了"送交诗刊发表"几个字。　
许敏歧记下了其中修改的八处。　
胡词：“万里风云会，不用百年期”，毛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引用了"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的典故，较之空泛的"百年期"，其气魄不可同日而语。　
......　
　　胡词发表后，毛泽东还同其他中央领导人谈到他的看法。1965年1月20日，陈毅就给胡乔木写信说：“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供你参考。”　
胡乔木不久，又写了二十七首词，呈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是两番修改。第一次修改后，于1965年9月5日批示道：“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修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　
③《中国新闻周刊》对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做了一次专访，访谈录发表在该刊的2009年第48期，该访谈在回忆胡乔木当毛泽东秘书的过程时，特别谈到了《沁园春·雪》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沁园春·雪》是你父亲写的？　
胡木英：不是。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　

反毛言论三：截至2001年5月底 毛泽东稿酬已达1亿3121万元；毛泽东从其稿费里提取××万元给××（章士钊、程思远、江青、护士、汪东兴等）；早在50年代全国就取消了稿费,唯独毛泽东的稿费一分不少:　
　
驳：　
（一） 取消稿费是在文革中；　
　
（二）“亿元稿费”的谣言如何炮制：　
１、2002年下半年有个叫根源的在《有关毛巨额稿费的一些其它佐证资料》开头说“近来，由于香港某杂志今年第8期的‘迷你信息'栏目中，刊登了一条‘毛泽东一亿四千万稿费解冻'的信息，在华语互联网络上迅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香港某杂志”即是香港《争鸣》杂志①。稍对香港刊物有点了解的，应该知道香港《争鸣》杂志是本反共刊物，主编温辉更是一个反共分子，他曾在《美谍与中共联手谋害戴笠》一文中无中生有地说戴笠是美国战略局与中共联手谋害的。　
　
２、2004年《党史文苑》（月刊）②在第五期上刊登《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已有人考证《党史文苑》上的这篇文章来源于海外一家网站，原题目为《毛泽东稿酬天文数字》，作者程再思。程再思是何许人也？无人知晓。　
　
（三）毛主席稿费具体情况：　
　　对于毛主席稿费具体情况颇具发言权的是毛主席生前最后岁月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③。他澄清了三个问题：一是毛主席稿费到逝世时为止的准确数是124万元人民币④；二是文革中在国内出版的所有"毛著"与举国上下的著作人一样，没有分文稿费；三是毛主席稿费使用严格，只在７２年给家人拨给三万多，后来给江青拨给三万，多数用于公家事情⑤。　
　　　　
①《争鸣》杂志（月刊）2002年第8期的“迷你信息”栏目中就刊登了“毛泽东一亿四千万稿费解冻”一文。　
②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　
③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年，人称“毛主席管家”。他是江苏盐城人，1942年生，种过田，务过工，当过服务员。1961年，在颐年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由于紧张，他端的茶竟洒掉了一半，却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1964年二十二岁的吴连登被毛主席要去管生活和家务。　
④吴连登说：“1976年10月2日，汪东兴到毛家湾检查毛主席遗体保护情况，接着又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接见了编委会的部分同志。当时，汪东兴特意把我叫去，嘱咐道：‘毛主席还剩下124多万元稿费，要把这些钱都花在编辑和出版毛选上。’”　
⑤吴连登说：“毛泽东本人对稿费的使用上，是很严格的，每次都要由我向他老人家写出报告，经他亲自批示同意后，才能从由中办特会室掌管的毛泽东稿费中提出少量费用......毛主席逝世以后，毛主席的稿费还是放在中办特会室。大概在八十年代，就全部上交国库了......毛主席稿费多数还是用在了公家的事情上。如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用途，就是用于‘还情'当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两次......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八千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后来，毛主席又给过江青三万元。此外，毛主席再也没有给过她们钱。”　

反毛言论四：毛泽东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行宫别墅，还在三年饥荒时期兴建很多别墅：　
　
驳：　
　　最常见的说法是有61处“行宫”，但查清楚的只有十三处所谓“行宫”①，而这十三处，多数是宾馆，也即是说，当时是招待所，毛主席住过或没住过的招待所，以后也招待各种人员，没有是属于毛主席个人财产的，结果都被反毛者称之为毛主席的“行宫”了。　
　　建于饥荒时期的只有江西芦林一号与韶山滴水洞。关于韶山滴水洞别墅花费有两种说法： 1亿元和1亿2千万元。当然，反毛者对这两种说法都认可，都不能肯定哪一个是确切数字。滴水洞别墅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1.2亿的总造价，算一算，每平米的造价就高达3万余元了。当时工价低廉，建筑材料价格同样低廉，而滴水洞别墅非常简朴。　　　
　　另外，各地的楼堂馆所的基本建设需通过各地基本建设委员会的立项，更需国家计委批准；毛主席下去视察，通常不住宾馆而只住在专列上，如何就把屎盆栽到毛主席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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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西郊宾馆 开业于1960年　
武汉东湖宾馆　　 开业于1953年　
江西八二八宾馆 建成于1968年　
江西芦林一号别墅　　 修于1961年　
湖南蓉园宾馆一号楼　　成立于1952年10月1日　
韶山滴水洞 始建于1960年　
杭州刘庄宾馆　　建于十九世纪末期，为晚清广东香山县富豪刘学询所建的别墅　
杭州汪庄宾馆　　今为西子宾馆，是皖茶商汪裕泰茶庄主汪自新别业，建于1927年　
广州南湖宾馆　　始建于1970年后　
广州松园馆　　 始建于1970年后　
北京密云水库别墅 建设时间未搜索到　
四川金牛宾馆　 始建于1957年　　
济南南郊宾馆　　 开业于1961年　

第二章 军事专题　
　
反毛言论一：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抗日时期游而不击，趁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驳：　
（一）共产党军队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1、共产党军队抗战成绩：　
共产党军队装备低劣，国民党军队各种条件优厚，且99.5%以上的外援都给了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军队在敌后进行游击，当然合乎情理。况且，1966年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里也记载：“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蒋介石）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决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协由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要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成大胜'。”不硬拼不是蒋介石的“旨意”么？难道轮到共产党军队就另当别论吗？　
　　除了早期的淞沪， 武汉等少数战役外，尤其是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 大多数“会战”兵力规模(日军)并不比敌后反扫荡作战大①。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不仅不是"游而不击"，而且是恶战②。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一直高于正面战场，且抗击着伪军③。　
　　自1944年春，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局部反攻，到1945年更是积极大反攻，解放众多地方与人口④。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我敌后战场共歼(毙伤俘)日军52万-55万余人，再加上消灭的伪军，共150多万，而国共兵力比例是 200：5 (初期)， 460：120 (后期)，这个成果是“游而不击”能得来的吗？　
　　　
2、日军评价：　
　　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代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　
　　1943年，北平伪《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伪中华社讯：“共产党军......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共产党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1944年，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 　
　　“《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　
　　敌大半为共产党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共产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二） 国民党军的作为：　
1、 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⑤，投敌人数却相当惊人，党政要员62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50万人，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占全部汪伪军62%⑥。如此相比，还敢说国民党是抗战中流砥柱吗？　
2、直至1941年12月美国对日宣战后，蒋介石政府才对日宣战：　
3、积极剿共：　
　　 在共产党军队艰苦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却背后捅刀子，皖南事变不用再说，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一直做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然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重庆居然还给伪军发饷以支持他们剿共⑦，乃至国民党军配合日军攻击共军⑧。　
4、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国民党军：　
　　1944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几十万人打不过日军几万人，溃逃时被老百姓攻击，5万士兵的武装被解除⑨。　
5、因太差劲才被日军保留不灭：　
　　日本人认为日军可以与重庆共存，却不可与共产党共存，消灭了重庆则抗战的中国将落入中共手中而使局势危险，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⑩。　
　　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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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军作战以大队(营)为基本单位。每个大队战斗兵员800余人，全部兵员1000余人，再加上支援部队(骑，炮，工，辎)要超过1500人。日军正面战场作战，规模最大的几次(如长沙，随枣等)，投入兵力叁十个大队左右，四、五万人，多数战役投入兵力只有十几至二十个大队，二、三万人。而敌后战场，日军对共军军分区一级的扫荡作战，投入兵力至少十个加强大队，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样的作战有上百次之多。而投入三、四十个大队，五、六万以上兵力的扫荡作战也有将近二十次。1941年扫荡晋察冀动用了八十多个大队十多万人。数千人规模的扫荡更是数不胜数。而且这些战役除日军外还要加上相当规模的伪军。　
②1、晋察冀反“8路围攻”。37年11月24日--12月22日。日军20，108，26师团，中国驻屯兵团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1万5千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2、收复晋西北7城之战。38年2月22--38年4月1日。日军109，26师团各一部攻共1万多人，攻占黄河东岸晋西北7城，威胁陕甘宁。八路军120师358，359旅和警备6团共5个团1万多人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战败，八路军攻克晋西北7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　
3、晋东南反“9路围攻”。38年4月4日--38年4月27日。日军20，108，16，109师团大举围攻八路军晋东南根据地。八路军晋东南军区129师，115师344旅689团，决死1，3纵队共2万7千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长乐村一战差点全歼108师团117联队，狼狈撤出晋东南根据地。 　
4、晋察冀秋反围攻。38年9月20日--11月7日。 日军110，109，26师团+独立2，3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2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少将常冈宽治被击毙，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5、冀中反“5路围攻”。38年11月12日--39年4月。 日军110，27师团各一部+独立8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中根据地。八路军冀中军区2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冀中根据地。　
6、晋南反“11路围攻”。39年1月--39年3月。 日军110，27师团各一部+114，10师团+独立2，3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南根据地。晋南军区3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南根据地。　
7、鲁中夏季反围攻。39年6月1日--7月14日。 日军5，21，32，114，师团+独立5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鲁中根据地。鲁中军区3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南根据地。　
8、太行夏季反围攻。39年7月--8月。 日军10，20，35，36，108，109，师团+独立4，9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9、北岳冬季反围攻。39年10月25日--12月8日。 日军110师团+独立2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北岳根据地。八路军北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阿部规秀被击毙，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10、鲁南春季反围攻。40年4月14--5月5日。 日军32，21师团+独立6，10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鲁南根据地。鲁南军区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鲁南根据地。　
11、晋西北春季反围攻。40年6月7日--7月6日。日军26师团+独立3，9，16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晋西北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西北根据地。 　
12、百团大战，不用多介绍了。 　
13、皖东秋季反围攻。40年9月5日--9月17日。日军10，17师团，大举围攻新四军皖东根据地。新四军皖东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皖东根据地。　
14、太行秋季反围攻。40年10月6日--11月14日。 日军36师团+独立4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15、晋西北冬季反围攻。40年12月14日--41年1月24日。 日军26，37，41师团+独立3，9，16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晋西北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西北根据地。　
16、鲁西春季反围攻。41年1月11日--2月10日。日军32，21师团，大举围攻八路军鲁西根据地。八路军鲁西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鲁西根据地。 　
17、冀东夏季反围攻。41年5月--7月。 日军27师团+独立15混成旅团，大举围攻八路军冀东根据地。八路军冀东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冀东根据地。 　
18、晋察冀秋季粉碎日军“百万大战”。41年8月14日--10月16日。日军为报复百团大战，出动21，23，26，110师团+36，41师团各一部+独立2，3，8，15混成旅团+独立4，9混成旅团各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8万多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19、太岳秋季反围攻。41年9月20日--10月18日。日军36，41师团各一部+独立16混成旅团+独立4，9混成旅团各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20、太行冬季反围攻。41年10月31日--11月22日。 日军36师团+独立4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21、沂蒙山冬季反“铁壁合围”。41年11月4--12月28日。日军17，21，32，33师团+独立5，6，10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沂蒙山根据地。八路军鲁中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沂蒙山根据地。　
22、太岳春季反围攻。42年2月3日--2月25日。 日军41师团+36师团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③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　
④自1944年春，敌后之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共进行大小战斗110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2580余处，县城20余座。歼灭日伪军20万人（其中晋冀鲁豫军区歼敌72900余人，晋察冀军区歼敌45200余人，新四军〔不含第五师李先念部〕歼敌53198人），解放人口1700万余人。 　
　　战略反攻阶段：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八路军组织了强大的野战兵团，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共进行战役、战斗55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3512处，解放县城54座，歼灭日伪军113000余人。 　
　　1945年战略大反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毙伤俘（包括投诚和反正）日伪军35万余人，收复张家口、邯郸、邢台、烟台、威海、淮阴、山海关、焦作、长治等中小城市250余座，解放2000万人口。　
⑤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⑥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⑦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　
⑨“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十四节）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⑩“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　
　　“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 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而日军对中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 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反毛言论二：抗日时期国民党多位高级将领牺牲，共产党仅仅牺牲了左权一位高级将领：　
　　　
驳：　
　　这一说法实为彻头彻尾的谎言。在抗战中，总体来看，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约６００万，陆军、空军齐备；共产党方面的兵力约６０万，无空军。国民党有完整的军衔体系，中共没有正规的军衔。共产党方面阵亡的将领合计197位①，国民党阵亡的将领合计100位。比较国共双方10比1的军队实力，共产党付出的阵亡将领比率，要高出国民党20倍以上。　
　　还有人拿“国民党军死亡人数比共军多”来作为夸耀国民党的资本，就更可笑了。其一，死了那么多人，仍然没有守住国土和保护得了国民，能以死得多证明成绩大吗？其二，国民党军队无能而导致死伤甚众（譬如南京保卫战），不思自愧自省，反而自夸，岂不是等同于拿冤死的士兵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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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抗战期间阵亡的共产党武装将领（197名）　　　
　　A.八路军：114名　　　
　　1.王平陆（1902-1938），冀东抗日联军１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冀热边区特委书记，1937年12月30日在热河省青河沿战斗中负重伤，1938年1月1日牺牲；　　　
　　2.陈锦秀（1912-1938），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团长，1938年1月22日在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作战牺牲；　　　
　　3.理琦（1908-1938），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8年２月13日在山东省牟平县雷神庙作战牺牲；　　　
　　4.刘礼年（1909-1938），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政委，1938年3月31日在山西省宁武县石湖河作战牺牲；　　　
　　5.陆省三（1915-1938）八路军鲁东游击第７支队政委兼鲁东地区工委书记，1938年４月在山东省昌邑县瓦城村被敌杀害；　　　
　　6.叶成焕（1913-1938），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团长，1938年4月16日在山西省武乡县长乐村战斗中牺牲；　　　
　　7.王育民（1914-1938），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津浦支队政委，1938年5月11日在河北省南宫县被敌杀害；　　　
　　8.刘连科（1917-1938），冀东抗日联军参谋长，1938年8月在河北省蓟县潮白河战斗中牺牲；　　　
　　9.秦进乐1909-1938八路军１２９师东进纵队参谋长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３日在山西省辽县作战牺牲；　　　
　　10.陈宇环（1896-1938），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员，1938年9月与河北省蓟县作战牺牲；　　　
　　11.张襄国（1911-1938），路军晋察冀军区易县游击支队支队长兼政委，1938年9月于北平市北西野山坡战斗中牺牲；　　　
　　12.洪麟阁（1902-1938），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兼第1路总指挥，1938年10月在河北省蓟县作战牺牲；　　
　　13.韩明柱（1913-1938），八路军鲁东游击第8支队副司令员，1938年10月8日在山东省长山县西蒙家庄战斗中牺牲；　　　
　　14.金道松（1911-1938），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1938年11月21日在日军空袭延安时牺牲；　　　
　　15.杨靖远（1902-1938），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津南军分区司令员，1938年12月14日在河北省盐山县牺牲；　
　　16.宣侠父（1898-1938），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1938年于陕西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7.那恕（1915-1938），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1支队政治委员，1938年于河北省涞水县作战牺牲；　　　
　　18.杨万林（1911-1938），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河北游击军第1师参谋长，1938年于河北省高阳县新桥村战斗中牺牲；　　　
　　19.温健公（1908-1938），河北抗日民军政治部主任兼总秘书长，1938年12月26日　在敌机空袭中牺牲；　
　　20.黄政（1908-1938），八路军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4支队副支队长，1938年在绥远省陶林县章旦沟战斗中牺牲；　　　
　　21.李剑卜（1914-1939），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独立2支队参谋长，1939年2月在河北省霸县新镇被敌杀害；　　　
　　22.邓永耀（1913-1939），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3月3日　在河北省武邑县徐沙村战斗中牺牲；　　　
　　23.陈生庆（1912-1939），八路军晋察冀军区４分区平井获支队司令员，　193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束鹿县东焦战斗中牺牲；　　　
　　24.鲍辉（1904-1939），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3月30日在山东省博山县遇害；　　　
　　25.高唏（1913-1939），八路军晋察冀军区4分区平井获支队政治委员，1939年3月在河北省束鹿县东焦战斗中牺牲；　　　
　　26.蒋洪高（1909-1939），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九龙支队支队长，1939年3月在河北省定县长庄战斗中牺牲；　
　　27.苏苏（1914-1939），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第1支队参谋长，1939年6月与河北省迁安县大峪战斗中牺牲；　　　
　　28.马耀南（1902-1939），八路军山东纵队3支队司令员，1939年7月22日　在山东省垣台县牛王庄战斗中牺牲；　　　
　　29.黄胜斌（1912-1939），八路军晋察冀军区4分区平井获支队政委，1939年于河北省获鹿县作战牺牲；　　
　　30.魏大光（1911-1939），八路军120师独立2旅旅长，1939年8月在河北省永清县大宁口村乘船时与日军汽艇遭遇，在激战中牺牲；　　　
　　31.郭征（1919-1939），八路军120师独立1旅参谋长，1939年9月28日　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战斗中牺牲；　　　
　　32.王铭森（？-1939），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察绥1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1月15日在山西省应县马牙寺作战牺牲；　　　
　　33.胡一新（1913-1939），八路军雁北6支队政委，1939年11月于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作战负伤后牺牲；　
　　34.余化臣（1908-1939），冀东抗日联军参谋长，1939年于河北省丰润县城关作战牺牲；　　　
　　35.段世曾（1904-1939），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河北游击军第2师师长，1939年于河北省高阳县新桥战斗中牺牲；　　　
　　36.董少白（1912-1939），八路军山东纵队12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牺牲于山东省费县；　　　
　　37.杨铁成（1914-1939），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牺牲于河北省霸县；　　　
　　38.牟光义（1901-1939），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12月12日　在山东省掖县河南村与扫荡的日军遭遇，被捕后牺牲；　　　
　　39.曹志尚（1902-1940），八路军鲁西军区汶郓钜嘉游击支队副支队长，1950年2月于山东省嘉祥县响水口战斗中牺牲；　　　
　　40.阎祖皋（1914-1940），冀热察挺进军冀东军分区第２支队参谋长，　1940年3月9日于河北省遵化县南营作战牺牲；　　　
　　41.姜林（1918-1940），冀热察挺进军冀东军分区第2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9日　于河北省遵化县南营作战牺牲；　　　
　　42.彭德大（1914-1940），八路军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3月12日　在绥远省武川县后垴包战斗中牺牲；　　　
　　43.冷赤斋（1915-1940），八路军冀南军区2分区副司令员，1940年春于河北省滏阳河西地区遇害；　　　
　　44.马玉堂（1910-1940）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1940年赴任途中过平汉铁路封锁线时与日军遭遇，不幸牺牲；　　　
　　45.闻允志（1900-1940），八路军第2纵队1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1分区政委，1940年春于山东省冠县渡卫河时与日军巡逻艇遭遇牺牲；　　　
　　46.李荣（1901-1940），八路军冀南军区4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0年7月于河北省永年县临名关战斗中牺牲；　　　
　　47.董天知（1910-1940），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3纵队政委，1940年8月20日于山西省潞城县王家庄战斗中牺牲；　　　
　　48.徐秋（1898-1940），八路军鲁西军区2分区副司令员，1940年于山东省郓城县作战牺牲；　　　
　　49.王溥（1910-1940），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军司令员，1940年11月16日于河北省曲阳县张家峪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50.郝玉明（1910-1940），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军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11月16日于河北省曲阳县张家峪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51.马振华（1907-1940），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津南军分区政委，1940年于河北省宁津县筛泉作战牺牲；　　
　　52.郭建中（？-1940），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2纵队兼晋西北军区8分区太原支队副政委，1940年于山西省文水县作战牺牲；　　　
　　53.苏精诚（1912-1941），八路军129师386旅政治部主任兼太岳军区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27日于山西省武乡县韩壁战斗中牺牲；　　　
　　54.张铎（1915-1941），八路军山东纵队5旅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1月在山东省平度县马各庄战斗中牺牲；　　　
　　55.贾源（？-1941），八路军冀中军区任河大支队政委，1941年2月16日　于任（任丘）河（河间）大（大城）地区作战牺牲；　　　
　　56.朱宝琛（1910-1941），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察绥游击支队参谋长，1941年2月与山西省灵丘县南山战斗中牺牲；　　　
　　57.杜希龄（1906-1941），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1941年3月于山东省濮县被害；　　　
　　58.晏显升（？-1941），八路军120师兼晋西北军区洪赵游击纵队司令员，　1941年5月29日于山西省汾阳县向阳镇战斗中牺牲；　　　
　　59.杨忠，原名欧阳吉善（1909-1941），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1941年9月4日在反扫荡作战中在山东省惠民县涂骇河畔负重伤后牺牲；　　　
　　60.刘海涛（1907-1941），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滨海军区9支队司令员，1941年11月与山东省蒙阴县作战牺牲；　　　
　　61.刘涛（1911-1941），八路军山东纵队蒙山支队政委，1941年12月4日　于山东省沂蒙山地区作战牺牲；　　　
　　62.戴克信（1918-1941），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巨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12月于山东省巨野县作战牺牲；　　　
　　63.王立人（1910-1941），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1941年12月与山东省沂蒙山区作战牺牲　　
　　64.曹有民（1912-1941），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941年牺牲于河北省望都县；　　　
　　65.刘子超（1905-1941），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1941年12月11日　于山东省沂水县作战牺牲；　　　
　　66.张宝龙（？-1941），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4支队支队长，1941年于绥远省大青山地区作战牺牲；　　　
　　67.熊德成（1907-1941），八路军晋察冀军区2分区参谋长，1941年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68.郭国言（1913-1942），八路军太行军区3分区司令员，1942年2月9日于山西省武乡县太有镇阻击扫荡之敌时牺牲；　　　
　　69.范子侠（1908-1942），八路军129师新10旅旅长兼太行军区6分区司令员，在百团大战曾经三次负伤。1942年2月12日在河北省沙河县柴关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　　　
　　70.包森（1916-1942），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1942年1月12日在著名的果河沿战斗中以七个连的兵力歼灭日伪军千余，1942年2月27日在河北省遵化县野瓠山战斗中牺牲；　　　
　　71.刘德明（1911-1942），八路军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2纵队兼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2月17日在山西省交城县指挥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72.杨成德（？-1942），八路军冀鲁边军区3分区司令员，1942年2月在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73.陆升勋（1907-1942），八路军山东纵队1支队副司令员，1942年春在山东省莱阳县作战牺牲；　　　
　　74.刘诚光（1915-1942），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4月3日在河北省遵化县甲山被优势之敌包围，战之弹尽粮绝后跳崖牺牲；　　　
　　75.刘诗松（1911-1942），八路军129师新7旅政治部主任，1942年4月11日于河北省南宫县郑家堤作战牺牲；　　　
　　76.郭六顺（1912-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委1942年4月17日于河北省交城县陈庄作战牺牲；　
　　77.杨宏明（1910-1942），八路军冀南军区4分区司令员，1942年4月29日于河北省曲周县香城固作战牺牲；　　　
　　78.孙益民（1913-1942），八路军冀南军区4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4月29日于河北省曲周县香城固作战牺牲；　　　
　　79.陈元龙（1912-1942），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4月29日于山东省丘县作战牺牲；　　　
　　80.左权（1906-1942），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81.孙开楚（1909-1942），八路军后勤部军工部政委，1942年5月25日　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82.彭光（1914-1942），八路军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3纵队兼太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5月在山西省武乡县作战牺牲；　　　
　　83.谢瀚文（1908-1942），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1942年5月在山西省东南部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84.肖伟成（1906-1942），八路军太行军区供给部副部长，1942年5月在山西省长子县社村作战牺牲；　　　
　　85.常德善（1911-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8分区司令员，1942年6月8日　在反"五一大扫荡"作战中牺牲于河北省肃宁县薛村；　　　
　　86.王远因（1917-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8分区政委，1942年6月8日　在反"五一大扫荡"作战中牺牲于河北省肃宁县薛村；　　　
　　87.袁心纯（1913-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9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6月9日在反"五一大扫荡"作战中牺牲于河北省定县；　　　
　　88.王炳三（1915-1942），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1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6月在冀鲁边区作战牺牲；　　　
　　89.石景芳（1912-1942），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1分区军区司令员，1942年6月在山东省南皮县作战牺牲；　　　
　　90.杜子孚（1910-1942），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1分区政委，　1942年6月19日与部队在山东省东光县大单家村被日伪军包围，组织突围时牺牲；　　　
　　91.张友清（1905-1942），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42年7月于山西省太原市被敌杀害；　　　
　　92.熊德臣（1907-1942），八路军晋察冀军区2分区参谋长，1942年7月在河北省平山县作战牺牲；　　　
　　93.魏金山（1911-1942），八路军冀鲁豫军区8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9于27日于山东省梁山县大小安山战斗中牺牲；　　　
　　94.孔庆同（1913-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8分区司令员，1942年9月于河北省河间县作战牺牲；　　　
　　95.汪洋（1912-1942），八路军鲁中军区政委，1942年10月17日于山东省莱芜县吉山战斗中牺牲；　　　
　　96.王泊生（1915-1942），八路军冀南军区6分区副政委，1942年10月28日在河北省枣强县南居家庄作战牺牲；　　　
　　97.赖国清（1918-1942），八路军鲁南军区３分区政委，1942年11月牺牲于鲁南地区；　　　
　　98.于寄吾（1905-1942），八路军胶东军区3分区政委，1942年12月在山东省莱阳县明山战斗中牺牲；　　
　　99.于一心（1910-1942），八路军胶东军区3分区参谋长，1942年12月在山东省莱阳县明山战斗中牺牲；　
　　100.王至发（1901-1942），八路军冀鲁豫军区3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12月在山东省单县西玉楼作战牺牲；　　　
　　101.王东福（1916-1942），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委，1942年12月在河北省沧石路作战牺牲；　　　
　　102.唐克威，原名徐德乾（1913-1943），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政委兼水东独立团政委、中共水东地委书记。　1943年1月27日　，部队在长营村突遭日军20余辆汽车的包围。他在突围失利的情况下焚毁文件自戕殉国；　　　
　　103.徐尚武，原名徐荣耀（1912-1943），八路军冀鲁边军区2分区司令员。1943年1月在山东省临邑县王家楼村与日军遭遇，作战中牺牲；　　　
　　104.李永安（？-1943），八路军山东军区渤海军区3分区司令员。1943年2月3日日军对3分区所在地大洼进行合围扫荡，李永安在组织部队突围时中弹牺牲；　　　
　　105.李忠，原名郑树筠（1913-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1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冀南区二地委书记。　1943年3月15日　在河北省隆平县（今百尧县）白家塞村与日军遭遇，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至弹药将尽自戕殉国；　　　
　　106.易良品（1912-1943），八路军、新7旅旅长冀南军区6分区司令员。　1943年3月25日　在河北省枣强县西高庄与日军遭遇，重伤后不治牺牲；　　　
　　107.赵义京（1912-1943），历任冀南军区5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43年8月30日在河北省枣强县大江关村遭到日伪军两千余人的包围袭击。赵亲自指挥部队掩护与会干部突围，并用缴获的日军战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斗中身中数弹牺牲；　　　
　　108.陈耀元（1909-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5分区副司令员。1943年8月30日，在前述的大江关村战斗中与司令员赵义京一道组织突围战斗，并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109.萧永智（1916-1943），八路军新8旅政委，1943年任冀南军区7分区政治委员。1943年9月23日，在山东省临清县陈官营村与下乡扫荡的日军遭遇，战斗中中弹牺牲；　　　
　　110.袁鸿化，陕西省高陵县人八路军冀南军区4分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9月23日在山东省临清县陈官营村战斗中牺牲；　　　
　　111.杨承德（1908-1943），八路军冀鲁边军区1分区司令员兼16团团长、3分区司令员。1943年3月在河北省庆云县组织反日军扫荡作战中中弹牺牲；　　　
　　112.夏祖盛（1907-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6分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当年5月23日在河北省枣强县大马村战斗中牺牲；　　　
　　113.朱程（1909-1943），八路军冀鲁豫军区1分区司令员。以后1分区改为5分区，又与6分区合并为4分区，朱始终担任司令员。1943年9月28日所部在山东省曹县王厂村被日军包围，他在与日军肉搏中壮烈牺牲；　
　　114.符竹庭（1912-1943），八路军115师343旅补充团政委、教2旅政委、山东军区滨海军区政委兼中共滨海区委书记。1943年11月带领警卫员检查下属部队工作时与日军援兵遭遇，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B.新四军（41名）　　　
　　1.田英新，四军都昌留守处主任，1938年4月7日被当地国民党袭杀；　　　
　　2.王荣春，历任新四军2支队3团1营政治教导员，支队政治部统战科科长，1939年1月6日　当涂博望对日作战中阵亡；　　　
　　3.萧国生，历任新四军1支队1团政治处宣教股长，2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3月7日反日军扫荡作战中率一个连掩护主力突围时阵亡；　　　
　　4.胡发坚，新四军一支队参谋长，江抗第三路副司令员，1939年3月收缴大刀会土匪武装时阵亡；　　　
　　5.王赤，江抗第三路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春在武进坂上镇西王村追击日军时中弹阵亡；　　　
　　6.黄道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江西省委书记，1939年5月前往新四军军部商讨工作途中患病，遭注射毒针身亡；　　　
　　7.涂正坤，新四军上校参仪，驻平江留守处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27集团军突袭新四军平江通讯处，遭杀害；　　　
　　8.罗梓铭，八路军总部少校副官，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中校主任，中共湘赣特委书记，平江惨案遭国民党捕杀；　　　
　　9.吴（火昆），历任新四军3支队6团副团长，江抗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员，1939年9月8日对日作战回师时遭忠义救国军突袭阵亡；　　　
　　10.时雨，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宣教科科长，1939年9月在无锡梅村对日作战中阵亡；　　　
　　11.文明地，历任新四军4支队7团3营政治教导员，9团政治处主任，5支队教导大队政治教导员，5支队8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秋率部在嘉山县石坝圩伏击日军时阵亡；　　　
　　12.曹云露，新四军游击2纵队政治委员，第21集团军游击5大队3中队政治教导员，夏家山惨案突围后1939年10月遭黄冈自卫队所杀；　　　
　　13.王恩九，新四军驻确山竹沟留守处交际科科长，竹沟惨案中前往确山县政府说理时遭捕杀；　　　
　　14.刘震英，历任新四军1支队2团政治处宣教股股长，新六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12月27日反扫荡作战中与日伪夜战中阵亡；　　　
　　15.丁宇宸，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副大队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队参谋长，1940年2月反顽作战中阵亡；　　　
　　16.陈文甫，宿西独立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宿县独立团副团长兼１营营长，新四军6支队3总队8团副团长，1940年3月17日反扫荡作战中，为掩护友邻国民党军南渡浍河，率该团一营与日军血战竟日，不幸阵亡，同时阵亡的还有副营长张凡锡；　　　
　　17.鲁雨亭，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保安处秘书处长，永城县县长，1938年率游击队投奔新四军，任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1940年4月1日反扫荡作战中阵亡；　　　
　　18.桂逢洲，历任新四军3支队5团参谋长，江北游击纵队参谋长兼3大队队长，新编第九团团长，1940年4月21日无为照明山反顽作战中阵亡；　　　
　　19.田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0年3月22日与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交涉释放被扣人员时被扣留，4月被活埋；　　　
　　20.曾昭铭，新四军3支队5团副团长，新四军教导总队上干队党支部书记，新四军3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3月22日护送张云逸家属等人前往江北指挥部途中遭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扣押杀害；　　　
　　21.杨木贵，历任新四军3支队5团军需，支队军需主任，1940年4月26日反扫荡作战中率支队军需处突围时阵亡；　　　
　　22.李宗南，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作战参谋，豫鄂挺进纵队作战科长，1940年5月25日反顽作战中阵亡；　　
　　23.仇兆柱，安徽人民自卫军第一路第三直属大队政治指导员，安徽第六行政区抗日剧团副团长，灵壁县特务中队指导员，灵壁县政治工作队队长，调入新四军后任灵北独立团政治处主任，1940年6月对日作战中，组织抢救伤员时遭当地土顽袭杀；　　　
　　24.刘树藩，历任新四军5支队组织干事，总支书记，巡视员，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长，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8团政治委员，1940年6月24日反顽作战中阵亡；　　　
　　25.杨业珍，新四军鄂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陂安南县大队政委，1940年6月与顽军作战中阵亡；　　　
　　26.官楚印，新四军游击6大队代理政治委员，8大队大队长，独立团团长，1940年7月黄陂王家河与日军作战时阵亡；　　　
　　27.陈昭礼，新四军军长叶挺秘书，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第70军上校参议兼战时干训班主任，1940年8月13日遭军统特务杀害；　　　
　　28.苏震新，四军豫鄂纵队《挺进报》编辑，襄西独立团政治委员，赴任途中遭国民党武装袭杀；　　　
　　29.顾士多，新四军4支队9团团长，4支队7团副团长，江北游击纵队2团副团长，1940年8月无为石涧埠反扫荡作战中阵亡；　　　
　　30.徐绪奎，新四军1支队2团政治处组织股长，江抗第三路参谋长，挺进纵队2团团长，苏北指挥部9团团长，1940年9月6日反顽作战中阵亡；　　　
　　31.徐世奎，新四军4支队8团留守处政治部主任，4支队7团政治委员，1940年9月，日军15、17师团各一部附伪军一部共1.7万人扫荡津浦路东根据地，率7团回师路东打击扫荡日军，11日在盱（目台）龙王山与日伪激战中阵亡；　　　
　　32.王友德，八路军总部野战医院院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三团队政治处主任，1940年9月在京山坪坝保卫战中率部与千余日军激战阵亡；　　　
　　33.高昆新，四军4支队7团副营长，9团参谋长，1940年，国民党138师，游击10纵及驻定远，滁县日军对新四军津浦路西根据地实施夹击，10月28日　在全椒复兴集战斗中阵亡；　　　
　　34.廖毅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队政治处主任，1940年10月病故；　　　
　　35.邹志辉，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团队大队长，应城县大队大队长，　1940年11月5日　攻打黄家滩日伪据点时阵亡；　　　
　　36.王丰庆，新四军1支队2团3营政治教导员，1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新编第六团副团长兼政治处主任，独立1团团长，1940年11月10日掩护苏皖区委书记邓仲铭经过武进县吊桥镇时遭到日军千余人攻击，掩护突围时阵亡；　　　
　　37.李复，新四军2支队独立2团副团长，1940年11月10日接应邓仲铭时在吊桥镇遭千余日军合击，战斗中阵亡；　　　
　　38.漆承宏，新四军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2团副参谋长1940年11月反扫荡作战中阵亡；　　　
　　39.周大灿，新四军游击支队1团3营营长，八路军4纵队5旅13团副团长，6旅17团副团长，1940年12月12日遭叛变之团长刘子仁扣押，突围时阵亡；　　　
　　40.糜云辉，新四军游击支队1总队1大队政治委员，1总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4纵队6旅17团政治处主任，1940年12月12日被叛变之17团团长刘子仁，18团团长吴信容、豫皖边保安司令耿蕴斋扣押，突围时阵亡；　　　
　　41.焦勇新，四军挺进纵队2支队大队长，4团参谋长，4团2营营长，1940年11月29日曹甸反顽作战中阵亡；　　　
　　C.东北抗联（42名）　　　
　　1.李学忠，第二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第二军一部在抚松县东岗大碱场密营与敌人发生战斗，李学忠在战斗中牺牲；　　　
　　2.史忠恒，第二军第五师师长1936年10月史忠恒率部在图佳铁路老松岭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3.夏云杰，第六军军长，1936年11月26日率部队在汤原西北活动时，遭伏击，身受重伤，牺牲；　　　
　　4.王德泰，第二军军长1936年11月率军部及第四师一部在今靖宇县小汤河活动时，遭敌袭击，壮烈牺牲；　
　　5.曹国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1936年12月21日率部在长白县七道沟附近与伪靖安军激战中壮烈牺牲；　　
　　6.宋铁岩，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1937年2月11日第一军第一师建立在本溪县和尚帽子的密营遭日伪军包围，突围中，宋铁岩壮烈牺牲；　　　
　　7.陈荣久，第七军军长　1937年3月5日　率部在小南河与日伪军激战中英勇牺牲；　　　
　　8.周树东，第二军第四师政委　1937年4月24日率部在安图县大沙河附近与安图县伪治安队交战，英勇牺牲；　　　
　　9.李福林，第三军哈东游击司令1937年4月在通河与敌作战中牺牲；　　　
　　10.郝贵林，第三军第四师师长1937年7月率部在勃力青龙山一带活动时，遭到日伪军的攻击，激战中壮烈牺牲；　　　
　　11.张甲洲（张进思），原巴彦游击队长　1937年8月28日在抗联独立师接应下，由富锦赴独立师营地途中遭敌袭击，不幸牺牲；　　　
　　12.王仁斋，第一军第三师师长1937年10月率部于清原大扬堡附近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　　　
　　13.金根，第八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3日在桦川县七星砬子被叛徒杀害；　　　
　　14.马德山，第六军第一师师长1938年4月率部在萝北与敌激战中牺牲；　　　
　　15.金正国，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在桦川县李贵屯牺牲；　　　
　　16.张相武，第四军第一师师长　1938年5月27日率部途经富锦县国强街基附近遭敌包围，壮烈牺牲；　　　
　　17.刘曙华，第八军政治部主任　1938年8月22日在勃利县通天沟遭叛徒杀害；　　　
　　18.常有均，第三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1938年10月4日率远征部队到达海伦后，在通北一撮毛活动时被叛徒杀害；　　　
　　19.吴景才，第三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在方正县老道庙与敌作战中负重伤，不久牺牲；　　　
　　20.李延平，第四军军长　1938年11月20日在五常县一面坡西南方错草顶子宿营时，被叛徒杀害；　　　
　　21.徐光海，第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1938年11月23日在宝清县张家窑与敌作战中牺牲；　　　
　　22.王光宇，第四军副军长1938年12月在五常县九十五顶山牺牲；　　　
　　23.雷炎，龙南指挥部第四支队长　1939年2月16日率部在海伦与望奎交界的李洛涿屯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　　　
　　24.王克仁，第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9年4月23日与五军主力部队在突围中于穆棱泉眼河伏击前来追击的日伪军，战斗中壮烈牺牲；　　　
　　25.侯国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副指挥　1939年8月24日在率部队攻克安图县敌军重要据点大沙河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26.李文彬，第二路军五军三师师长　1939年9月13日率部在宝清遭敌袭击牺牲；　　　
　　27.冯治纲，第三路军龙北指挥部指挥　1940年2月4日率部队在内蒙阿荣旗任家窝堡与日军战斗中牺牲；　　
　　28.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　1940年2月23日在今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　　
　　29.曹亚范，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　1940年4月8日在今靖宇县龙泉镇西瓮村圈不幸被叛徒杀害；　　　
　　30.王汝起，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　1940年5月21日率部队在大饶河县大岱河伏击伪军的战斗中牺牲；　　
　　31.赵敬夫，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　1940年7月20日日伪军偷袭第三路军总指挥部驻地德都县朝阳山，在抗敌战斗中牺牲；　　　
　　32.张兰生，中共北满省委委员　1940年7月20日与赵敬夫在同一次战斗中牺牲；　　　
　　33.高禹民，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　1940年12月1日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在阿荣镇鸡冠山与敌遭遇，战斗中，高禹民牺牲；　　　
　　34.陈翰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　1940年12月8日在宁安县镜泊湖南湖头小湾湾沟被日军包围，激战中壮烈牺牲；　　　
　　35.汪雅臣，第十军军长　1941年1月29日在五常县石头亮子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　　　
　　36.张忠喜，第十军副军长　1941年1月29日与汪雅臣在同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37.韩仁和，中共南满省委委员、第一路军参谋兼警卫旅政委1941年2月8日　在宁安县镜泊湖上湾沟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38.魏拯民，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第一路军副司令　1941年3月8日在桦甸县牡丹岭突围时壮烈牺牲；　　　
　　39.郭铁坚，第三路军第九支队参谋长　1941年9月20日率部在莫力达瓦旗郭泥屯与日伪军作战时壮烈牺牲；　　　
　　40.赵尚志，第二路军副总指挥　1942年2月12日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混入队内的特务枪击，受伤被俘后英勇牺牲；　　　
　　41.许亨植，第三路军总参谋长　1942年8月3日到巴彦、木兰、东兴一带检查工作后，在返回总指挥部途中于青峰岭被敌包围，壮烈牺牲；　　　
　　42.陶净非，第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52年8月陶净非率小部队执行任务时牺牲；　
　

反毛言论三：毛泽东批评林彪发动平型关之战，反对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驳：　
（一）平型关之战：　
　　1937年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平型关捷报传来，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讲演中再次肯定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　
　　可见，平型关之战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战后也表扬庆贺，而所谓批评，是批评战略战术上的不足，林彪后来也承认在平型关之战中吃了亏。　
　
（二）百团大战：　
发动百团大战前，彭德怀确实请示了军委，但当时是王稼详收到的电报，以为只是一份命令备案（因电报的开头是“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因此根本没上报毛主席，而且毛主席当时在养病，根本没看见这份电报，更谈不上回复（《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五期）。当时求战呼声颇高，故后来高层才回复同意（在回复前彭德怀便已经开打百团大战）。但毛主席认为此战会过度暴露本方实力，导致受两方防备，得不偿失，故认为应减小规模，起到同平型关大捷作用即可！　
结果，百团大战规模超出预期，不仅招致后来日军“百万报复”导致根据地军民极大困境，而且引起蒋介石恐慌，就此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达成默契，进入僵持阶段，让日军放手打压共产党军队。在百团大战后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就遭到许多人批评，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人当时都批评了他。　
　　彭德怀后来在总结此役时曾说:我在百团大战问题上是有错误的，首先是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不对；其次，由于这次战争过于暴露自己的力量，震动了敌人，使敌人加强了对华北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次，其本人也有些蛮干地指挥，破袭时间约1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部队，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的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使第129师伤亡多了一些。　
　
※总结：　
　　平型关之战与百团大战，毛主席在战后或开战取得成绩后都予以赞许，而批判则是针对其不贯彻以游击战为主体的战略思想，总想搞运动战、集中作战，造成不必要损失。而百团大战，暴露力量，确实是让蒋介石恐慌，进而大力反共，给全国抗日局势与共产党自己都带来恶果。

反毛言论四：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　
　
驳：　
　　尚在重庆谈判期间，1945年9月初，蒋介石命令绥远的傅作义部进攻察哈尔解放区，贺龙、聂荣臻指挥部队自卫将其击退；9月下旬，阎锡山奉蒋介石之令，以3.8万兵力进攻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刘邓指挥反攻，歼灭3.5万余人。　
《双十协定》签订之后第三天--10月13日，蒋介石即发出密令大举进攻解放区。仅11月至12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即达120万人，内战遍及11个省。10月18日，蒋介石命杜聿明由秦皇岛登陆，当即向共产党军队发动进攻。1946年5月下旬，蒋介石亲临沈阳、长春督战，国民党军大举向东向北进攻。　
　　1946年1月至5月，蒋介石调动了40多个军130余万人，向各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达3675次，强占解放区村镇达2077个，县城26座。先后使用兵力达258万余人。　
　　蒋介石说：“一切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时间到了，成熟的苹果自然会坠入我们的怀抱。” 1946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狂妄地宣称“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①。　
　
------------------------------------------------　①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其中包括正规军陆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约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方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所属部队以及其他军事机关和院校共约101万人。以上正规军总共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此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没有海、空军，只有陆军，其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辖有纵队及相当于纵队的师共22个，旅及相当于旅的师共94个。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对比国共两党总兵力，不难看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　
　　不仅在数量上具绝对优势，国民党军装备也大大超过中共军队。以国民党主力整编第11师和中共部队装备最强的东北第1纵队(兵力相当于国民党军整编师)相比较：整编第11师有各种枪11520支(挺)，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火炮440门，其中105毫米口径榴弹炮8门、火箭炮(筒)120门；汽车360辆。第1纵队有各种枪13991支(挺)，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口径最大的是75毫米山炮，只有12门。两者枪支数量大体相当，但自动火器拥有量前者是后者的26倍；火炮的数量，前者是后者的倍，且口径大、射程远。　
　

反毛言论五：毛泽东不该发动抗美援朝之战，导致很多志愿军战士无辜死亡，结果现在朝鲜独裁统治，还有核问题：　
　
驳：　
（一）为什么发动抗美援朝之战：　
　　别人在问抗美援朝是否会影响中国和平建设，毛主席说如果朝鲜被占，我国东北直接面临威胁，要进行和平建设也困难，并指出美帝要在朝鲜、台湾、越南三处插上三把尖刀①。　
　　而有人说"美国不会打到中国来"的言论更是荒谬，美国参战，“联合国军”总司令就已经发出“鸭绿江不是分开中朝两国的天然界线”的叫嚣。在美军进入到朝鲜战场后，白宫曾一度声称"美军将停止于三八线"，但事实美军越过了三八线；后来又说是美军"应在距离苏联与中国边境稍远一些的地方即行停止"，结果悍然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乡。　
　　而且，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便侵入台湾海峡，留给中国的选择只是出国在陆地上打还是在国内海上打。试想中国如果不抗美援朝，会是怎样的下场？　
　　对于抗美援朝的意义，毛主席总结了四点：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②　
　　众多志愿军战士的牺牲，换来了新中国几十年和平建设的安全环境，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若要算帐，这笔帐当算到美帝国主义头上，怎么反而给毛主席破污水？　
　　　
（二）现在的朝鲜问题：　
　　真实的朝鲜是怎样的？须看亲自去朝鲜了解现状的人的发言：　
　　朝鲜人民享有四大福利：一是免费教育；二是免费医疗；三是免费分配住房；四是实行养老退休制度③。　
　　至于说到核问题，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有核武器，可别个国家要搞核武器就不准了，是何道理？对朝鲜，中国本应该大力支持，相反却与美国一唱一和，朝鲜不搭理中国，又能怪谁？　
　　看看美国支持过的独裁政权：韩国的李承晚、朴正熙两代独裁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越南的吴庭艳；印尼的苏哈托；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伊拉克的萨达姆；还有中国的蒋介石；还有，沙特阿拉伯。这些全是美国明知独裁还一手扶植的，这该怎么说？　
　　
-------------------------------------------------　
①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主席再次召见王季范和周世钊。周世钊稍稍考虑后陈述了他的看法：“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毛主席说：“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干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即使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② 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　
③朝鲜实行全民11年制义务教育。朝鲜的学制与中国不同，其中学前教育1年，小学4年，中学6年，总共11年。　
　　从1953年起，朝鲜实行免费医疗。朝鲜人说，他们看病不花钱，所以不知道手术费是多少钱，药费是多少钱，因为这些都是免费的。他们住院、镶牙全免费，甚至连住院伙食补助和往返路费都可以向单位报销。　
　　免费医疗的直接结果是延长了朝鲜人的寿命，朝鲜目前的平均寿命是男73岁，女77岁。　
　　朝鲜不允许有私人住宅，住房全由政府、单位提供，分5个级别。1级住房是一般老百姓住房，2级住房是一般干部住房，3级住房是科、处级干部住房，4级住房是局长级干部、大学教授住房，特级住房是副部长以上高级官员住房。　
　　城市居民只要结婚，都可以分到一套80平方米至150平方米的住房。农村的房屋也由国家统一修建。　
　　他们分配到的房子不是毛坯房，而是由国家统一装修好的全装修房，甚至连家庭用具也有。朝鲜不收房费，连电、水、煤气、冬天的暖气，都是统一供应。一般一户人家每月的水电暖气费加在一起也就是两朝元，不过是象征性的收费而已。　
　　朝鲜所有的成年人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女55岁、男60岁退休，退休后领取退休金。退休金按每个人贡献和工龄确定，优秀劳动者的退休金达原来工资的100%，低的也达到40%以上。　
　　朝鲜还实行特殊的政策，那就是鼓励、奖励多生子女。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大批朝鲜人在战争中死去。特别是男人，在战斗中死亡更多。为了迅速增加人口，朝鲜实行鼓励生育政策。　
　　在朝鲜，生了第三个孩子，国家可以增配一套住房，以资鼓励，并以国家的名义给男孩赠送银妆刀，给女孩赠送金戒指。5个孩子的母亲，授予“英雄母亲”称号。查出怀三胞胎的，可以用飞机接到平壤生育；四胞胎的，由国家派人照料孩子，母亲享受共和国英雄的待遇。在朝鲜南浦市，一位四胞胎的母亲便居住在国家奖励的一幢别墅里，还有配备的专门人员给予照料。（引自《中华文摘》）　
　　　

反毛言论六：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抵抗不住，才向美国求和，停战是迫不得已：　
　
驳：　
　　 首先提出停战谈判的是美国，时间是在我军取得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使得美国遭受“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之后的1950年末（二次战役1950.12.24结束）。美方提出了"先停火，后谈判"的要求，而我方未予理睬，并一鼓作气取得了三次战役的胜利（1951.1.8结束），之后，根据战局发展和朝、苏方态度，拒绝了美方的“先停火，后谈判”的建议。　
　　1951年3月下旬（第四次战役期间），美政府要求“联合国军”总司令向对方统帅发出谈判建议；5月16日（第五次战役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以谈判结束战争的决定，目的是从无法打赢的亚洲战争中脱身，以适应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6月上、中旬（第五次战役结束之际），美官员通过联合国秘书长、中立国使节、苏驻美大使、苏驻联合国代表等渠道，多次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要求。　
　　1951年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攻势结束后，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下步方案，多数人主张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和平解决，恢复战前状态。会议最后决定了"边打边谈"方针。　
6月3日，金日成到北京，双方协商达成适当时机可与美方谈判的一致意见。　
6月中旬，中央军委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平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　
当6月上、中旬美官员为停战谈判四出活动时，中、朝、苏已达成谈判共识，商定以苏联以非交战国身份提出和谈建议。　
1951年6月22日，苏联代表在联大演讲中提出了和谈建议。6月30日，美政府指示“联合国军”总司令发表声明，建议在元山港一丹麦医疗船上谈判（元山港在我方控制下，该船却属于"联合国军"）。我方则坚持在我方控制下的开城谈判。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开始。　

反毛言论七: 抗美援朝战争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志愿军根本不是美军对手：　
　
驳：　
（一）从志愿军1950.10.25打响第一枪到1951.1.8结束第三次战役，在这没有得到苏联武器装备或军事支援的约两个半月期间的情况来看：入朝的第一批志愿军部队为四野13兵团的38、39、40、42军和作为战略预备队的50、66军。这些部队所持武器被称作"万国牌"，它们出自十几个国家。为了解决弹药补给和维修困难，大多以师甚至团为单位统一武器类型，其中比较整齐的有38军（主要使用日式武器）、40军（主要使用缴获蒋军的美式武器）。　
稍后，在第二次战役之前入朝的部队为三野9兵团20、26、27军。该部炮兵因准备换装苏式武器而大部留在国内，每师仅携十余门日制75山炮，在寒衣无备的情况下，冒零下30度严寒仓促入朝。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简陋的部队，在两个半月中，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从鸭绿江边打到三七线，长驱千里，歼敌7万，占领汉城。　
　
（二）在这三次战役中，英勇顽强的我志愿军创造了许多辉煌战绩，择其重点简述如下：　
　
第一次战役：　
云山战斗，我军第一次与美军交手，即消灭美军1800余，缴获坦克28辆，火炮190门。　
　
第二次战役：　
三所里一带的战斗，歼灭美2师、美25师各一部，俘虏美军3000余人，创朝鲜战争俘获美军最多的纪录。　
新兴里战斗，全歼美7师32团和31团一个营，创朝鲜战争歼美军整团的唯一纪录。　
重创美陆战一师，使之伤亡11727人，这是该师成立以来所受最沉重打击。　
美军10天败退300公里以上，美8军司令沃克在败退途中翻车丧命。此次败退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为“美军历史上路线最长的退却”。　
　
第三次战役：　
我军利用与敌军犬牙交错，敌机无法识别的机会，大胆进行白天追击，消灭南朝鲜军主力。　
我军两天一夜的勇猛穿插追击，使一线南朝鲜军全线溃败，汉城地区十万“联合国军”被从右翼深远包围，美军方不顾南朝鲜反对，下令放弃汉城。　
英军第29旅在汉城以北担任掩护任务，被我军歼灭一个坦克营加两个步兵连。我军以手雷、爆破筒等歼灭坦克31辆，创下步兵武器打坦克的范例。　
第三次战役于1951年1月8日胜利结束。苏联从战场形势判断美国不会扩大战争，于1951年1月10日起，出动两个空军师掩护清川江以北的我军运输线（清川江以南400公里仍无掩护）。　
　　苏式武器是运动战后期四五次战役才开始陆续装备部队，苏联空军只掩护清川江以北部分交通线，且大规模参战是在五一年夏季以后，而此时战场大格局已经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