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之日    勿忘国耻

  今天又至“九一八”。对于曾屡遭外敌屠杀与侮辱的民族而言，“国耻纪念”往往免不了反复谴责。然而即便是谴责，最该先被谴责的，到底是野蛮的侵略者，还是不能保护本国人民的政府和军队？对于外敌，那时的中国为何不是“不敢打”、就是“打不过”……？这些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总被愤怒情绪化掉，则极不利于一个民族的真正救药。
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叶，是中国遭受世界列强欺辱最严重时期。那么在众多的“夷国”中，中国政府最怕什么“夷”呢？以北洋政府为例，他们最听谁的话？
不是西洋“老大哥”，而是东洋“新大哥”。
比如一战后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谈判代表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段政府有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日主中从”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九一八”中，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表现更令人感到他们怕日本到了“老鼠怕猫”的境地。1万余日本关东军7个小时就打跑了20万中国东北军、占领了沈阳。中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2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一夜之间，就落入日军的手里。日军所到之处，中国东北军闻风而逃，日军攻城掠寨，犹如探囊取物。
为什么旧中国所怕者，不是老牌帝国“西夷”，而是后生军国“东夷”？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夷国”之群中，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最深，真正成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天敌。
最具说服力的，就是日本的“中国通”水平。没有哪一个西方列强的将领或间谍可比。
比如说，1895年日本指挥甲午战争时的将领，从海上到陆地，都是对中国“门清”的中国通。海军统帅伊东右亨，对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写下的劝降信，无论是汉语文言文功夫还是对中国政治弊病的解析，都令人叹为观止.
陆军统帅山县有朋，时任日本陆军大臣、第一军司令长官，更是一名才华卓越的“中国通”，在进攻中国东北时，这位侵略者竟深知“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打出“同文同种”、“恢复中华、驱除鞑虏”的口号，把日军美化为“解放汉族摆脱满洲人统治”的“正义使者”，相当迷糊了东北一部分汉族人的人心。从而使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东北重镇九连城。此外，山县有朋每占东北一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税款。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在山县有朋的安民告示中，最著名的就是那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这是山县有朋约请著名间谍学者、“资深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撰写。这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这篇短短的告示，从满清“劫夺”明朝政权开始说起，对满清的内政外交，压迫汉族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对“恢复中华、驱除鞑虏”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诠释。
山县有朋的攻心之术似一把无敌之器，日军在东北势如破竹，除了清军战斗力极差闻风丧胆外，跟山县有朋安民疏所导致的抵抗越来越少也不无关系。
透过山县有朋的攻心之术表演，可见东洋制华的秘密武器。虽然从战场武器上他们尚不如西方那般震慑中国，但是从政治、文化心理上，他们的确比西方国家更了解中国。在中国的“洋天敌”群中，东洋的“中国通”是诸强之最。
在北洋政府时期，日本人的这一强项继续发挥作用，他们的中国通以“同文同种”、“联合抗俄”拉近与北洋军阀的距离，充当北洋的“教师爷”。
其时北洋聘用的日本顾问不胜枚举。从军事到教育，从农业到工业。 譬如军事方面，早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就任练兵大臣时，就聘任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参谋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后来晋升为陆军大将)为练兵顾问，随后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别担任军政司参谋处、教练处和兵备处的顾问，参与北洋的军制改革。后来，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请在北京担任使馆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职务。坂西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发辫，取了中国名字，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做袁世凯的军事顾问，从晚清做到民国，前后达十年之久。
做了民国大总统后，袁世凯聘用的日本顾问从军事到教育，从农业到工业，更是无所不包。
在教育领域，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
就像那个坂西利八郎，从袁世凯北洋政府开始，经过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又黎元洪二次上台，再到曹锟、段棋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这个“跨世纪的中国通”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策划，始终为中国当权者赏识而受重用，故日本公众舆论称坂西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
以坂西利八郎为代表的这些中国通，与中国人达到了神似地步。有时他们和中国人站在一起，不管是谈吐，还是文化底蕴，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
那些日本的中国通，对中国了解细到了什么程度？在为进攻中国东北做准备的日军当中，有很多人从事测绘工作的“中国通”，他们画的旅顺地图连街道有多宽都测得一清二楚，一些村庄连猪圈的位置都画出来。这些把中国研究透了的对手，最大化地增加了日军侵华的胜算。
地域相邻、驾轻就熟，备足功课、发懈可击，拿捏七寸、稳准狠，最后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就是“东洋”高于“西洋”的制华之处。故此，彼时日本位列“中国第一天敌”，绝非虚妄之语。
勿忘“九一八”，我们要自问：国土面积大于日本30多倍的中国何以被小小的日本蹂躏经年？
　　流传我国东北的民间歌曲《“九一八”小调》这样唱道：“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当年，蒋介石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虽然坐拥数倍于日军的兵力，却开门揖盗，导致大批部队不战而逃，整个东北在4个月零18天时间里全部沦陷。在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命令下，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取得当时中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2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有很多事实证明：一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根本不足以挑战数十万装备精良中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2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的东北军。当时日本国内也非常耽心关东军不自量力，鲁莽行动会坏了侵华大计。因为日本并没有准备好去接手一个大它几倍的中国东北地区。据张学良讲，“9.18”事变后，他的日本朋友本庄繁将张学良的个人财产，用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这大概是对对张学良把东三省拱手送给日本表达感激吧。
    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15万保卫国都的国民党军队对阵5万攻城日军，人数三倍于敌，仅抵抗12天便土崩瓦解！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4月10日日军占领豫陕边界的重阳店，14年中，国民党共丧失国土2753254平方公里——当时全国面积11174002平方公里（含外蒙）；丢掉城市970余座——全国城市为1200座；抛弃同胞2.57亿——全国人口4.5亿。
　　这样的国耻在此之前已上演了90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积贫积弱的中国成了列强宰割的对象，国难深重，民不聊生。日本更是凭地理之近，屡次发动侵华战争。“落后就要挨打”“怕打反会被打”“贫弱何来尊严”，这是令我们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知耻而后勇”，这是我们激励自己在危险境况中不懈努力的箴言。当今世界，不进则退，我们也必须时刻警醒自己。

俺不喜欢提国耻，应该多提不忘国仇。国耻是弱者的心态，国仇才是强者应有之意。

勿忘国仇，说的甚是。

我个人觉得说是国耻也不为过
关键是知耻而后勇！！

看看满街的日本车
国破山河在！！

强调一下，记住国耻是弱者的心态。

大道，这个观点我不赞同

承认是耻辱，我觉得不是坏事

心态问题！

强者想的永远是追求成功，即使偶尔的失败也不会认为是耻辱；只有一直把自己摆在弱者位置上的人，才会强调记住耻辱，中国的文化就是羊性文化，所以强调记住国耻，而不是国仇。不信你去问问追求狼性文化的日本人，它们会认为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是国耻还是国仇？也可以问问强调丛林法则的美国人，它们是怎么看待珍珠港事件以及911事件的？

记住国仇，并不一定是要求报仇，而是自己的心态一定要调整到位，要有大国天威不容侵犯的真正强者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