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殇思录
甲午殇思录
(一）引言
甲午海战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场海上侵略与反侵略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其后的百多年间，英、美、日、法、俄、德、意、奥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9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84次。在历次海上反侵略战争中，1894年爆发的甲午海战规模最大、最为激烈、最为悲壮。
甲午海战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北洋海军投入了几乎所有战舰和兵力，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殊死较量。特别是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激战持续时间近5个小时，北洋舰队在损失5艘战舰的情况下，死战不退，击伤日舰7艘，重创了包括日旗舰“松岛”号在内的4艘战舰，迫使日舰队先行撤离战场，削弱了日舰队实力，迟滞了日舰队行动，使日军进攻中国的作战计划一再做出调整。
甲午海战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可歌可泣的历史悲歌。海战中，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海军将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在火力、机动力、毁伤力都不及日舰队的情况下，不畏强敌，血战到底。邓世昌发出“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的誓言，是北洋舰队官兵群体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纵观世界海战史，在一场海战中，一支海军舰队战死或以身殉国、尽节以终的将领占到高级指挥军官半数以上，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甲午战败之后，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却把失败的罪责推到了北洋舰队头上，北洋舰队的将领成了战败的“替罪羊”。丁汝昌死后，清廷下令褫职籍，没收家产，将其棺柩加3道铜箍捆锁，涂黑漆，以示戴罪，并不准其下葬，以至17年后才得以入土为安。
从整个战局看，北洋舰队的覆灭基本上就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结束。甲午战败的后果是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2.3亿两白银，被迫开放多个通商口岸等。不仅使中国领土主权进一步沦丧，而且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从此中国深深地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中国，腐朽与落后是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惨败的总根源。只有通过全面改革，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才能真正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统治集团内部腐朽，政治上的昏庸腐败是导致甲午失败的根本原因
清王朝的军事变革曾经打造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和相当规模的军工企业。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封建统治阶层内部发起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在军队建设和军事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就。北洋海军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排名前列的海军舰队。1888年正式成军时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定远”、“镇远”号铁甲舰的排水量均达7335吨，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
同期，清陆军也逐步走向近代化。清政府仿照西方列强，邀请军事顾问，购置或自产武器装备，引入西方的军事训练，逐步向近代军队过渡，甲午战争中的援朝清军也装备了现代武器。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令人痛惜，发人深思。
究其根源，政治腐朽和体制落后必然导致军事改革失败的结局。甲午海战失败有其必然性和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晚清统治者腐朽奢靡、苟且偷安、派争党伐。面对国家的政治腐败、经济贫困、军备空虚、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他们依旧冥顽不化，不思改革进取。应当说，统治集团内部腐朽，政治上的昏庸腐败是导致甲午失败的根本原因。
面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举国图强及侵略扩张图谋，晚清政府虽然认识到日本是“肘腋之患”，但对其大力发展海军和咄咄逼人的战争企图缺乏准确判断。辅助决策的军机处既不懂军事又无权典兵，或寄希望于列强调停，或盲目主战却不知如何胜战，战略决策迟疑不决、心存侥幸，战争准备被动应付，既无争取主动的作战指导，更无一战到底的决心意志。
在“专守防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舰护航两艘运兵船，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操江”船被俘、“高升”船被击沉。而“广乙”搁浅，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是要与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应当说，消极保守的战略决策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是导致甲午战败的关键原因。
从战役筹划和指挥上看，清军陆海两个战场缺乏协同配合，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未遇任何抵抗，长驱直入使北洋舰队丢掉了重要基地旅顺;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后，只遭遇轻微抵抗，此后很快拿下威海港南岸炮台。北岸炮台和威海卫城的清军则弃守逃跑，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陷入绝境。从总体上看，清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但在整个战争中，这4支舰队之间没有任何策应，致使北洋舰队始终在孤军奋战。
纵观黄海海战的全过程，北洋舰队在海战打响不久即由于提督丁汝昌负重伤而失去了统一指挥，除了在海战开始前丁汝昌下达的三条命令外，在长达近5个小时的激烈海战中，北洋舰队各舰实际上未接到任何战斗命令。海战场是相对独立的战场，作战双方要在激烈的对抗中，高速机动，变换阵形，争取主动，没有一个精干、高效、应变、完善和有生命力的指挥机构是难以办到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没有建立完善的指挥机构，丁汝昌甚至连代理人也未指定，结果造成指挥瘫痪和各自为战。应当说，战役指挥的一系列失误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
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置国家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为博慈禧一欢，各省督抚相约“报效”白银数百万两。皇家穷奢极侈，官员也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者中饱私囊，负责军需供应者则“偷盗抵换”，导致海军炮弹量少质差。“帝后两堂暗斗于内，翁李两党倾轧于外”，清廷内部倾轧，地方和军队更是派系林立，将领们把军队作争权夺利的资本，战时只顾自保、互不配合。
北洋海军成军主要受到三个事件的推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4年的台湾事件，1884年的中法战争。这三大事件，无不与海上力量的有无和强弱密切相关。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确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
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清廷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等，对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余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
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道理不复杂，此时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两任皇帝，皆意识到海防对维护统治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呢？请注意三个人物：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翁同龢。
首当其冲是慈禧旨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此人在任上筹措款项，建立机构，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从他入主海军之日，便带来了过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专权，亲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被长期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宣布奕譞之子入承大统，奕譞竟然“警惧敬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对祸福的感受有多么深。多年来，他担心其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帝平安掌权。海军衙门不过是他完成这一夙愿的平台。
在光绪被立为皇帝之后，最初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的奕譞，变为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铁甲舰和颐和园是一对矛盾体。对慈禧来说却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掌握数百万银饷的海军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购舰、也要修园的两个心病。他也有两个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他最终选择用海军经费作为协调利益的粘合剂。这不但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还能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
李鸿章当年未处朝政中枢时，就在反对修园上起过重要作用。他还曾上奏“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奕譞入主海军衙门之初，要李鸿章挪用购船款项30万两“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指他处有著之款拨付。”
但是，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这首先是因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忧虑。在奕譞入主海军，光绪帝亲政在即的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算计。在最初婉拒挪款后不足一月，李鸿章函“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五个月后，奕譞要李“借洋款七、八十万两”，李鸿章立即办理。1888年奕譞又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鸿章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李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多地督抚，从各地筹到260万两，以利息供慈禧修园。
李鸿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鸿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在一片夸赞声中，他也开始飘飘然，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他仍认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无法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
从软件方面看，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武备等方面，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严格的要求。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监督甚严，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
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在火炮方面，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数量占优，同时因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在火炮射速方面优势明显。但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数量优势同样不小。再看船速的比较。日舰平均航速快1.44节，优势并不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10舰编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8节，不利争取主动。其实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舰队整体失速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黄海海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看软件硬件都具有相当实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种自信，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对日宣战。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面对北洋海军也没有必胜把握。
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平日训练的差异便立即显现。
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在布阵上陷入混乱。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总兵刘步蟾传令后，变为“一字雁行阵”;随后交战时的实际队形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时间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这种混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考证，北洋舰队到底用的什么阵形。
其次，还未进入有效射距，“定远”舰首先发炮，不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首炮就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黄海大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战斗行将结束，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第三是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叡”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相距400米发射鱼雷，不中，让其侥幸逃出。目标高大的“西京丸”经过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舰，本已成射击靶标，“定远”发4炮，2炮未中;“福龙”鱼雷艇向其连发3枚鱼雷，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出。
军队腐败是甲午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腐败导致军队训练荒废、纪律败坏，毫无战斗精神，即使再好的武器也无法发挥应有作用。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致数十人伤亡。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开脱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北洋水师自将领以下，不少军官长期在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出租给下级敛财，开设鸦片烟馆、妓院，甚至参与走私，训练弄虚作假，生活骄奢淫逸。
陆军同样如此，牙山战役主帅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大连守将赵怀业提前将其私产装船运走，却将大量枪炮和弹药留给日军。旅顺守将龚照玙未见敌军就乘船逃往烟台。日军仅6天就攻占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曾描述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以及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沈葆祯、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清帝国后期，不论国家还是军队，转型变革至少面临三大阻力：一是思维定式。清廷上下，以习惯、常识、经验等为基本要素的思维定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方式，如固守冷兵器时代“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的训练、作战方式，无视新式热兵器对改进训练和作战样式的新要求，成为影响清军包括北洋海军军事理论、训练作战、风纪管理的重要文化模式。二是“潜规则”。无孔不入的人情交往模式，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关系网”、“人情网”、“小圈子”，致使用人上不正之风盛行。比如，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统帅时，国内海军军官学堂已毕业几届学生，首届赴英国海军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但这些人都被他排除在统帅人选之外，而丁汝昌虽然出身陆军，不懂海战，却被选任为舰队司令官。其中原因，不外乎丁出身淮军，与李同乡，对李唯命是从而已。丁不谙航事，导致海军训练针对性、实战性不强，在甲午海战中付出惨痛代价。三是部门利益。如有些军中后勤保障部门权力过大，又缺乏相应制约，随意压减、扣发前线部队军饷和弹药。甲午海战中，有的军舰严重缺乏炮弹，只好用训练弹向敌舰射击。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它途，已非个别现象。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在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腐败风气蔓延，训练则弄虚作假。
大战之前，“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是我方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上报却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在管带率领下结伙逃跑，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就这样丢脸地毁灭。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面对全军崩溃的局面，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这样腐朽的朝廷，这样腐败的官僚，这样堕落的军队，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朝廷、军队都有许多忧国忧民、正气凛然之士，但已无回天之力。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为什么反而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断了中国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势头，中国国运衰败从此加速，民族灾难从此加深。然而，正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后，中华民族的觉醒有了新的转折，从而揭开中国近代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三）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文化战败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在甲午战争中，相对于中国的一盘散沙，日本表现出“举国一战”的决心。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至于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他们还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都有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难怪有人断言：“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一句话，就是心里有国家。国民意识建立在国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确立上，建立在国民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国民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当战争威胁来临之际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化育官兵、激励官兵、震慑敌人、瓦解敌人的实质性作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1879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日本的商人们，日本的工匠们，其他士族们，医生、船夫、脚夫、猎手、卖糖小贩们，乳母们，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们，大家联合起来！”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且走向极端，完成了它的战争动员，固结了它的战争意志，增强了它的战争支撑力。可以说，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做到了举“国内全体之力”、“日本全国之力”、“整个国家之力”、“统一和睦之力”。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战前日军间谍在多次现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科学技术能够物化为武器装备，科技意识则直接关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一个国家科技意识的强弱，最终会通过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将自己的影响投射到战场上。在这方面，甲午战争提供给我们的仍然是深刻教训。
中华文化重道轻器，在总体上是缺乏科技意识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举三个典型事例。
第一件事发生在1793年。当时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热气球等。马戛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可以打动中国君臣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演时，“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对英国人送的火炮和炮弹，清朝君臣们也不屑一顾，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而未曾使用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损，英军又将它们重新运回伦敦。要知道，英国军队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枪、望远镜和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的物品是基本相同的。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清军火炮技术失传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开花炮弹的国家（15世纪后半期）。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竟然都闹了不知道开花弹技术的大笑话。当林则徐好不容易了解到英军的开花弹技术时，便急忙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和仿制。一项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发明，却在时隔三个世纪后由中国人第二次从西方引进，而当事者竟为之欣喜不已。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朝所遗开花炮弹的实物，不禁恍然大悟，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第三个事例，讲的是清初火器专家戴梓的故事。戴梓发明了一种连珠铳，也可以叫连珠炮，据记载铳背装有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有人称之为早期的机关枪，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武器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可悲可叹的是，当他将连珠铳造出来后，却不敢献给政府，更不敢让清军使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有人斥责他：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武器杀伤力太大，传出去你的子孙一个都留不下。其结果，这个连珠铳就真的没有流传下来。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压抑技术发展的例子。
知道了这些事例，我们就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技术和装备上便都止步不前，不几年就被日本海军赶超，形成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都不如日军的严重局面。
反思甲午战争，到底是什么在触动我们的神经，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战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更深层次的较量。文化的自觉是根本性的自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战争，对军事暴力从根本上抱持什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战争观，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和战争行为模式。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
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形成很早，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特征，强调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对战争暴力持一种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给历史上那些曾经深入过中国社会或对中国封建社会有过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将南宋度宗皇帝描绘成“和平和正义之友”，说他“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训练”。可以说，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建立在对人类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较高发展水平。
然而必须看到，传统的和平主义存在明显功能缺失。由于它在价值观念上对战争暴力持一种否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出于和平主义观念对武力的排斥，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药”的理论。明太祖朱元璋说：“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认为军队和战争就好比毒药，只有当国家和社会有病之时才迫不得已用它来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后便不再需要它，甚至连“药罐子”都要扔掉。这种观念显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准备的积极性，影响人们设计战争、参与战争的主动性。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清朝上下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都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倾向，总是在被动应付，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无疑是与“吃药军事文化”分不开的。
日本军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响，在近代受西方列强的刺激，迅速地演变成军国主义，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这种战争观相对于中国的和平主义战争观，一方面要血腥得多，另一方面也强劲得多。甲午战争使中日两种不同战争观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国的战争文化面对日本武士道式的横蛮，它的无助无力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战场的官兵还是后方的民众都没有从自己的战争文化中找到精神动力。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却被它的战争文化鼓动得众情激愤。为了进行战争鼓动，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他将此役定性为“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极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谓时代理念依据和心理解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所顾忌。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基于不同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后果十分严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一个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成为有用有力的东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始终充满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开放接纳世界？历史留给我们严肃的考题。
（四）甲午之败是整个社会精神颓废、政权腐败、军队庸劣、国家意志萎靡的必然反映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显然不是器不如人。我们通常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这个“贫”和“弱”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贫”和“弱”，更加致命的是精神上的“贫困”和“衰弱”。甲午之败是整个社会精神颓废、政权腐败、军队庸劣、国家意志萎靡的必然反映。
首先，内耗不已，国无统一意志。
清朝后期虽仍维持着一个庞大王朝，但内部早已四分五裂。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权斗不止，公开分裂为所谓“帝党”和“后党”两大政治势力。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都不是着眼于民族大义和国家最高利益，而是作为牵制对手、巩固权力的手段。即使国难当头，也仍在“窝里斗”。在此政治格局下，甲午未战先败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形成的洋务集团，更是具有浓厚的封建割据性。他们将各自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私产，拥兵自重，相互倾轧。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战争中“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军队、地方势力各怀鬼胎，自成体系，国家再大，也只能是一盘散沙，不可能集中国家意志，不可能制定连贯的作战方针，不可能统一调配资源，不可能协调各方面力量。
其次，苟且偷安，不以倭人为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对此，清廷竟茫然无知。当日本倾全国之力，试图以“国运相搏”，战争危机迫在眉睫时，清廷却依旧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迷梦，既对日本军国主义必然扩张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又对日本疯狂扩军备战的动向缺乏警惕。
关于进军朝鲜，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坦承：“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然而，李鸿章却依然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指示在朝陆军“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
第三，崇洋媚外，幻想列强调停。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一齐扑向中国。尽管它们之间常为分噬猎物相互厮杀，但在扩大对华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只要不危及各自的既得利益，它们宁愿看到有人打头阵，其他列强可以跟着“利益均沾”，多分一杯羹，绝不可能为中国利益而“拔刀相助”。但鬼迷心窍的清廷竟然连这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当战争危机到来时，清廷手足无措，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自强自卫，而是乞求列强“主持公理”，幻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制止日本。然而，并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愿意出手。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此评论：“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梁启超则说：“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可谓一语中的。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主和派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但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他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第四，政权买办化，与敌暗通款曲。
从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祖宗基业”，有时还能全力投入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但是，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这不是一般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的买办性。
洋务运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但它从一开始就始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迅速买办化，形成一批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官僚集团。他们早已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与洋人暗通款曲，内外呼应。甲午战争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然而，当日军打上门来，部下建议停止供货时，李鸿章竟以“订货在失和之先”为由，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
第五，军队腐败，怯懦避战纵寇。
腐败政权治下的军队必然是一支腐败的军队。多而杂的清军虽有百万之众，却无一支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己任。八旗军进关后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早已失去当年骁勇善战的锐气。绿营兵专以对内镇压民众反抗为职事。在镇压太平军中起家的淮军、湘军等更是“兵为将有”，只效忠主子，不知何为国家。用国外大型先进战舰武装起来的北洋海军，同样是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靡。这样一支队伍，不可能把心思放在军队建设上。整个甲午战争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溃不成军，竟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甲午战后痛陈：“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西方列强普遍认为中国力量强于日本。中国国民轻视日本之心更是达到极点，1894年7月28日《申报》的评论是典型表现：“以我堂堂天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这虽体现国人盲目轻敌自大的心态，但也说出了中国具有雄厚战争潜力的事实。
但是，战争绝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
战争中，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平壤战役中，日军只有够吃两天的干饭团和少量弹药，作战两天以上就只能放弃进攻。但交战仅一天，清军主帅叶志超即率队逃跑，将堆积如山的枪弹物资留给日军。缴获的粮草如雪中送炭，成为日军的强心剂。其中仅军粮一项，足够进攻平壤的日军14000人一个多月所需。
旅顺号称“远东第一要塞”，令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进攻其中的和尚岛炮台时，有的士兵将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将烟卷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不望生还。然而，日军花费近8个小时，屏息潜行攻进炮台时，清军早已踪迹全无。日军指挥官叹息说：若此炮台为我军把守，一个中队可阻挡百万之敌。
甲午一战，清军中不乏英勇将士，但更多是“养兵千日，用时一逃”的景象。清军大多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去战？这些怯懦表现，实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
1894年，在中国混迹多年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报告中描绘了中国浮华背后的真实景象：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
战争爆发后，清廷上下不顾前线激战，仍然穷尽奢华为慈禧太后庆贺六十大寿。但在日本，明治天皇亲临广岛大本营指导战争，皇后连续巡视医院慰问伤兵。日军在国内出发所经之处，到处挂满军旗国旗，站满鼓掌祝贺的民众；即使雨夜路经穷乡僻壤之处，也有村童群集，竖起大旗高举灯笼，冒着倾盆大雨高唱军歌；生活贫困的农民将口中省的几个钱捐出来，娼妓纷纷将多年积攒的卖身钱自愿奉献……
战争爆发前，日本迅速筹集军费相当于1亿多两银子。而清政府煞费苦心，仅筹集到1200万两左右。无奈之际，只好先后向英国借款2900万两，才算把战争维持下来。其中差距，既有融资手段的差距，也有思想意识的差距。
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的强弱在于经济状况和国防实力，也在于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积极进取的国家意志和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是实现经济繁荣和国防强盛的原因而非结果，也是维系一个国家由弱变强、长盛不衰的永久动力。
（五）甲午之战，日本的间谍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世纪80年代，维新元老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认为欧洲各国距日本较远，痛痒之处并不急迫，近邻清帝国的威胁才是具体的。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加强军备的努力，山县有朋编造出中国将在数年后“称霸于世界”的神话。很快，在其他军国主义分子鼓噪声中，日本掀起“清国威胁论”热潮，并以中国为假想敌大肆扩军备战。正是打着“消除清国威胁”、“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的幌子，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
透过历史我们早已明白，某些国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求得借口和理由，不过是为其联合遏制中国寻找依据。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把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交给他们掌握，甚至在中国大地再次上演“甲午悲剧”。
反思甲午战争，可以发现在惨烈战争场面的背后，隐藏着一批几乎无所不在的日本间谍，他们搜集的情报对战争的进程，甚至战争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甲午战前，日本军部就不断向中国派遣大批特务间谍，组成庞大的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
第一，间谍机构名目繁多，分布地域广泛。
“玄洋社”大约是最早在中国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组织，其“实绩”之一，是1884年在上海昆山路建起的东洋学馆。1886年，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构乐善堂在汉口成立。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这个间谍网对中国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业、金融、运输、交通等内容进行精心调查并作好详细记录。日本在华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名为促进清朝和日本的贸易往来，实则是一个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这些间谍机构组织严密，都有着合法的外衣，名义上打着经商或贸易的幌子，实则培养日本间谍。他们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间谍涉猎范围甚广，情报无所不包。
为了给即将发动的战争提供充分的情报准备和进行精确的决策，当时在中国的日本间谍搜集的情报内容涉猎十分广泛。
日本间谍根津一将汉口乐善堂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三大册二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这部书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日本间谍中，日本陆军部的神尾光臣最为诡计多端。神尾光臣是著名“中国通”之一，1882年被派到中国搞情报，1892年担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不断通过贿赂清政府军机处官员获得机要情报。1894年，神尾光臣奉命驻天津，专门监视李鸿章的行动。他通过收买李鸿章身边的人，对李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如李鸿章调船运送士兵和饷银、派北洋舰队护航等，神尾光臣都一清二楚。
第三，间谍活动层出不穷，手段无所不用。
为了达到获取情报的目的，日本间谍采用了各种方式，甚至不择手段套取情报。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年轻时即来到上海，开始了间谍生涯。1893年，石川伍一潜入天津，以日本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通过阴谋策划，加上金钱和美色的诱惑，石川结识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刘棻将清军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各军械所制造弹药多少、现存多少等悉数告诉日本间谍，刘则得到金钱酬谢。甲午战争爆发后，石川伍一在刘棻家中被捕，其对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军情供认不讳。
可以看出，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经通过派遣的间谍得到了大量想要的情报，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也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有组织、有预谋策划的，完全是一场主动发起的侵略战争。
可以说，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对日军来说是如虎添翼，而对当时的北洋海军来说则如雪上加霜，严重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首先，日本间谍的情报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增强了侵华的信心，提前进行准备，主动作为，使北洋海军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长期以来，在中日实力的对比中，一直都是中强日弱的局面。因而，虽然想发动对清战争，但日本当政者还是信心不足，心存疑惑，他们迫切想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来了解清朝的实力及备战情况。1893年4月，日本谍报头目、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直接感受和了解清政府的意图及实力。川上操六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参观了天津机器局，访问了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并亲自登上了北塘炮台观看山炮演习。在其武官神尾光臣的陪同下，川上还对天津周围的地形偷偷地进行了“考察”。通过这次中国之行，川上操六不仅了解到清政府并没有对日作战的全面准备，而且对清军战斗力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了详细考察，增强了发动战争的信心。
面对日本日益频繁的间谍活动，清政府不仅没有引起高度的警惕，一些官员还为日本间谍搜集情报活动提供了方便。川上操六来华“考察”期间，毫无戒备的清政府还为川上操六提供大量方便，“殷勤接待”，李鸿章甚至视他为上宾，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军队操练。
其次，日本间谍的情报使日军了解到清军的用兵情况，从而使北洋海军在丰岛、黄海海战中完全陷入被动。
战争即将来临之际，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蠢蠢欲动，加大了搜集情报的力度。天津是李鸿章的驻地，是清廷外交和军事指挥的中心，也是日本间谍活动最猖獗的地方。驻天津的日本领事每天“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一些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军械所，都混进了日本间谍，一些李鸿章的往来机密文电和密码都落入日本间谍之手。因此，日本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意图和部署了如指掌。
1894年7月下旬，清政府派兵分两路前往朝鲜。主力部队渡鸭绿江，赴平壤;另外，清政府租用英国的“飞鲸”、“爱仁”、“高升”三艘商船载运2500人，计划从天津大沽经海路到达朝鲜牙山，战舰“济远”、“广乙”以及教练船“威远”护航，运输船“操江”载运枪炮器械随行。中国军队分路援朝的消息及出发日期，很快被日本间谍探知，日本大本营获悉后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派军舰前往截击。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并未随之撤退，而是继续潜伏伺机窥探北洋海军的情报。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五艘轮船运送，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海军主力护航。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海军的出发时间，立即将北洋海军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日本谍报机关。得到报信后，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前往攻击。9月17日，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震惊世界的黄海海战爆发。
再次，日本间谍摸清了清军在山东半岛的布防情况，使北洋海军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受到陆海夹击，最终全军覆灭。
针对北洋海军，日本间谍长期以来展开了大量的军港情报搜集工作。从1888年底开始，一些日本间谍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荣成湾附近，对威海、烟台、荣成等山东半岛一带进行详细的调查。他们向日本海军提交报告，认为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当从荣成湾登陆，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因为荣成湾面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天气，都可安全锚泊，而且这里位于直隶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威海卫较远，不大被人注意，正好袭威海之背。该建议得到采纳，为日军后来陆海夹击北洋海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1894年夏季，日军派间谍宗方小太郎潜入烟台、威海，侦察北洋水师的动向。宗方小太郎化装成农民模样前往威海，在汉奸的帮助下四处搜寻情报，甚至登上了小船，到刘公岛暗地了解水师的布防情况。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获得日军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使用各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将北洋海军的作战消息传回国内，使日军在第一时间提前做好准备，充分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北洋海军兵未动，行先露，直接导致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陷入被动。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华间谍侦知了大量情报，这固然是因为日本间谍不择手段，但也与清政府保密意识淡薄、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有关。甲午战争期间，当“高升”号运兵船停在塘沽码头时，码头区竟然没有进行警戒，一般闲人都可以自由来往，甚至竟有日本人“来往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逡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李鸿章赴日谈判时，因日方破译了中方的电报密码，李与北京往返的密电内容及中方割地赔款的底线，全部为日方所了解，因而整个和谈的进程都在日方掌控之下。
（六）北洋海军的覆灭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更是国家、民族、社会凝聚力的检验
透过甲午战争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日两国社会的散与聚、体制的重与轻、文化的闭与开，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国战争动能的大小之差和两国转身近代的拙巧之别、拥抱变化的拒迎之异。
按照物理学原理，速度的快慢首先取决于动能的大小。战场上敌对双方的快慢，直接体现的是军队动能的强弱，从根本上讲则是社会动能的大小。军事的刀锋由社会各个层面融合锻造，战争检验着社会的凝聚力。
甲午战争时期的大清王朝，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思想、组织和军事上，都处于离析松散状态。秦山楚水呈现的地理自然阻隔，因现代交通设施薄弱而更显遥远支离；民众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族国家，思想家与决策者难以契合；兵民相斥、海陆军分离、直隶和两湖的兵力分据、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隔海观火……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有一个十分尖刻但却是一针见血的评述：清国“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直隶兵败而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而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在日本人看来，他们“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变，日本以“神道”信仰为基轴，以天皇崇拜为核心，显示了独特、高效的“纵式结构”。明治天皇在民权与主权、南进与北进、文力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洋化派的争论中，选定并统一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在思想上，“维新之父”福泽谕吉、外相陆奥宗光向国民灌输这是文明淘汰野蛮的战争；“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宣称“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中国和朝鲜动武，是传递“力”的福音；“近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抛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当战争来临之际，天皇、元老重臣、军部、外交大员、思想家、媒体、民众迅速凝聚成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甲午战争的发动和结局，是日本上下一心的结果。
透过社会力量的散与聚，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争战端未开其实胜负已定，战局进程和结局具有必然性。在此，我们还联想到《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军民的抗日之战。在这场保卫家园的战斗中，数十万台湾军民的武器装备落后、保障条件很差，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同数万日军激战4个多月，先后作战100多次，使日军付出死亡4800余人、伤病2.7万多人的重大代价。这充分显示出人心散聚对战争的重大影响，体现社会内聚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上，我们就是一个农耕民族，怕海、禁海、不敢出海，致使有海无防，屡遭外敌入侵。近代历史上，虽然对海防有所重视，但“重防轻攻、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耗巨资组建海军，为中国在海上方向赢得了近20年的和平，但仅满足于“攻人不足，自卫有余”，导致甲午战争的惨败。海防对于中国关乎社稷存亡，关乎民族兴衰。
回观当今，海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战略博弈的焦点，现代海防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我国拥有1.8万多公里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与多个邻国存在海洋领土争议，海上资源受到掠夺、岛礁被蚕食、海域被瓜分的现象多次发生。冷战结束后，部分国家试图压缩我海上安全空间，对我国海防安全构成长期威胁。特别是在钓鱼岛方向，日本更是步步紧逼。可以说，我国海防安全危机四伏、形势严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海防是捍卫海洋权益的前线阵地，是步入国门的最后一道屏障。一味退让，只会让入侵者肆无忌惮、得寸进尺。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今，实践证明，海防空间不是让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海防安全从防御开始，但绝不能止于防御。在海防战略基点上，要着眼实现祖国统一，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海防战略目标上，要立足于全球的、长远的、多元系统的海防战略，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我们的海防就要关注、覆盖到哪里。在海防战略方针上，要贯彻“攻势防御”的思想，随着利益的拓展和力量的壮大应逐步从近岸走向近海，从近海走向远海。在海防战略举措上，要坚持科学统筹、军民融合、信息主导，同时要运用“底线思维”，要留有“保底”手段。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有7名管带以身殉职。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竖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均是主动逃离战场的。在旅顺附近战斗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当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时，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万吨左右。日本海军则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万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只能正向射击，其余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尾声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受压迫的屈辱历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达到了顶峰，这场战争成为压垮处于极度衰落中的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的一个甲子，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也因为这段历史，自此的120年间，甲午年就成为对中国人具有特殊含义的年份。
1894年，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侵华的肇始。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早已有之。早在16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产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但囿于国力的原因，三次侵朝均无功而返。但此后，开疆拓土必先自吞并中国始，成为日本的信条。
近代自美国的佩里利用武力敲开日本的国门之后，日本人得以重新认识世界，对西方文明的拜服，促使其决心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上全面学习西方。通过“明治维新”近一代人的努力，日本不但继承了西方扩张主义的思想，也逐渐建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力量，确立了海外扩张的国策。为配合扩张需要，日本在军事体制方面完成了较为全面的改革，于1878年成立参谋本部，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统一。
在甲午海战前的1886年，日本即派遣间谍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民情、人口分布、军营位置、山川地理作了详尽的侦查。在军事部署上，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主的海军战略，组建了进攻性的联合舰队，并组织了多次海军大规模对抗演习和陆海军联合大演习，为其对外侵略扩张作了充分的准备。
反观清政府，不但在政府高层存在着“海防”和“塞防”之争，制约了海军的建设发展，而且在海军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上均存在较大误差，基于畛域、地域观念的海军力量设置，极大削弱了海军的整体作战力量。在对海军舰队的运用上，也将海军的作用局限于“拱卫京畿”，严重束缚了海军进攻力量的发挥。同时，朝野上下弥漫的贪腐之风，也严重打击了士气和作战能力。
仅从双方战前的各项准备来说，可以说大战未至，胜负已分。
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日本“赌博式”的侵华计划得以奏效，沉重的割地、赔款条约成全了日本的快速崛起，也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此为节点的60年，“驱逐日寇、抵抗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日本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侵略者后，其对中国的奴役和压迫，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残杀，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二战后日本对其滔天罪行的无理诡辩和对本应归还中国的钓鱼岛等争议领土的百般阻挠和抵赖，是中日关系始终难以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
1954，第二个甲午年，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新中国，洗刷了近百年的耻辱，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扬眉吐气。
1954年甲午年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走向复兴的真正开端。这个甲午年之所以具有节点性质的意义，皆源于两件事情：其一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的结束;其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只是一场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但却奠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西藏和沿海少数岛屿还未解放，大股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基层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已经建立的基层政权还不巩固;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而军事上，解放军精简整编工作刚开始，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中，部队没有现代化装备，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且解放军大部分部队已投入恢复国民经济的生产建设，没有打仗的准备。
反观美国，195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全面掌握着战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还拥有原子弹和其他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选择和平还是战争，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从抗美援朝战争收获的“利益极大”。
首先，中国出兵朝鲜打断了美国遏制中国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冲破了美国对我的战略包围，粉碎了其妄图征服全部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识到中国的意志和力量，缓解了打压中国的势头，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为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环境。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的信任和援助。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使新中国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影响经济建设，反而在战争期间积极恢复生产，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苏联的援助还使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强，有力促进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再次，抗美援朝战争推动了新中国领导人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高强度的军事对抗改变了革命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观念。领导层首次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科教文化事业放在同步并进的位置上，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特别是加深了对现代军事科学的认识，全军掀起了现代化、正规化和系统学文化的高潮。
1954年作为第二个甲午年，还有一件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即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由毛泽东亲自挂帅、参加讨论人数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的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法治国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时至今日，虽然已经过去两个甲子，甲午战争的硝烟虽早已散去，但它留给后人的启示仍然很多，对于今天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奋斗的国人来讲，总结历史教训，鉴往知来就显得更为重要。
北洋舰队1875年筹办，1888年成军，短短13年成就亚洲第一、世界之强，达到了它的巅峰。然而，“中体西用”的“买办”措施，缺少与之相配套的工业体系来支撑。没有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自主生产的能力，仅仅依赖于移植嫁接，长期受制于制造国，使其在诞生之初就注定了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折他人之花以缚于庭树，其美一时耳”。遇到实战，其脆弱的本质立即显现，战败亦无可避免。
晚清时期，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不可谓不富，海军实力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不可谓不强。甲午战争中，海上有坚船利炮，岸上有坚固炮台，加上近海作战，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但清军贪生怕死，临阵逃脱者比比皆是，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没打过一个胜仗。平壤之战，提督叶志超率部仓皇逃窜“一夕狂驰三百里”，朝鲜战场全面溃败；鸭绿江江防之战，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金旅之战，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并仅用6天攻占旅顺；海战中，“济远”、“广甲”、“扬威”畏战逃跑，撞毁己舰，扰乱军心；威海卫之战，北洋海军更是发展到集体投降的地步。一支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其震惊中外的覆灭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一支被人惋惜了一百多年的海军，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为什么反而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刀刃。”回观我军的发展历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劣势装备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以弱势国力获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顽强的战斗精神。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必须树立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的思想，什么时候都要有带领部队打胜仗的观念，全部心思要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要向打仗用劲。提高我军实战化水平，是必须紧紧抓住的一个重大问题，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各方面工作，最终都要有利于提高部队打仗能力。”因此，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背景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就必须实现“强军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军梦”，实现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提升全军的战斗精神；要强海固防不仅要建设强大的军力，更要提升全民的凝聚力。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就是横亘在中国命运之途的一道大坎儿，就是留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的一个噩梦，就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永远滴血的伤口。2014年，又逢甲午。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人民，反思反省，应有其心；抗耻拒辱，当有其力。
岁逢甲午，狼烟犹在。我们无权不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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