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人权”：“精英”的嘉年华，民众的安慰剂
-------对埃及、泰国、乌克兰等“民主”政制的反思

(一)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如埃及、泰国、乌克兰，正在挑战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很多人习惯在“元叙事”上看民主，把一个国家的好坏都归因于民主。但如果我们在民情的框架下以更敬业的态度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那么就会发现“民主”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福祉。
    在美国制定的“大中东计划”的民主理论和政治框架下，当2011年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国发生政治事变之后，马上给予一个浪漫的封号“阿拉伯之春”。结果，以“阿拉伯之冬”收场。尤其是埃及政治，靠公民组织主导下的选举而上台的穆尔西政权，其政策甚至比威权主义的穆巴拉克更专横，结果城市中产阶级转而又搞大规模的街头政治。但这次中产阶级的街头政治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军政权。埃及的现实告诉我们，公民组织是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管理好老百姓的所有日常事务。但是，公民组织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组织自治是地方性的，即地方或社区的公共性，而民主政治是全国性的，即全国的公共性，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能划等号，其中公民社会的“民情”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态势和走向。
    泰国的政治难题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更为可笑的是，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在泰国这样一个城乡两极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成为少数，必然是人头政治的输家。因此，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泰国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反面教材。其实泰国并不特别。大量的历史和既有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有财富的阶级喜好自由，自由带来财产权，而且喜欢用脚投票，即哪里环境自由、哪里能发财就到哪里去，他们特别不喜欢一人一票的靠数人头的民主政治。什么人喜欢人头政治呢？什么人喜欢平等呢？当然是下层阶级、穷人和无产者。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政治思想上的主流理论一直是压制、妖魔化作为大众权利的民主的，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暴政”就是讲民主弊端的可能性。但是，当西方的大众、美国的黑人有了选举权以后，又没有出现托克维尔所担心的穷人对富人的合法剥夺，原因何在？在于宪法，在于法治，在于苛刻的制度安排，使得大众即使有了民主选举权也不能实行不利于富人的政策，民主变成了穷人4年一次的“嘉年华”，富人的隐忧消失了，穷人的心灵也得到了抚慰。
    乌克兰有着自己特殊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划分为东西部，东部地区是乌克兰重要的工业基地。二次大战之后，苏联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建立了完整的重工业基地和机器制造业基地。独立后的乌克兰继承了苏联时期的航空航天工业和原材料基地。东部占乌克兰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成为独立以后的乌克兰经济的顶梁柱。乌克兰西部经济主要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但是，由于乌克兰在独立后采取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开放市场导致西部的轻工业完全破产，仅剩下农业和服务业。产业空心化导致乌克兰西部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量的劳动力开始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渠道流向俄罗斯、波兰和德国。这导致乌克兰国内形成了亲俄和亲欧群体的严重对立。而乌克兰极为敏感的地缘位置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乌克兰政治家们在亲俄和去俄亲欧之间的反复摇摆和过度投机，更加剧了国内认同的撕裂。乌克兰的悲剧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存在种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即20%多的乌克兰东部的人亲俄罗斯、70%多的乌克兰西部的人亲欧洲的分裂型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即国家认同。和泰国一样，乌克兰的分裂型社会结构决定了稳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许之中的愿景。

（二）
    最明显的是在2004-2005年的那场乌克兰“橙色革命”下，群众抗议运动帮助当时貌似亲西方民主派的尤先科，从靠作票窃取了选举胜局的亚努科维奇手中重新夺权。运动的和平性与最终看似“正义胜出”的结局，一度让“橙色革命”成为民主力量的象征，也成为其他独联体政权严防的对象。但不管是赞成民主还是反对民主者都看错了。“橙色革命”并没有为乌克兰带来“西方药方”开出的民主，恰恰相反的是九年来乌克兰风雨飘摇的政局。
　　“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陷入了高层政治无休无止的争斗。上台不到一年内的 2005年9月，时任总统尤先科就解散了季莫申科政府，与这位曾在“橙色革命”中为自己摇旗呐喊的盟友反目成仇。2006年，乌克兰开始了拖沓的议会选举、政党谈判，历时近一年仍不能形成稳定的政治格局。2007年4月，尤先科再度解散议会，直到9月才进行议会选举，到12月才产生新一届由季莫申科领导的内阁。但仅一年后尤先科又差点要解散议会，酿成又一场历时数月的危机。如此“折腾”，都是因为这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利用了宪法中赋予总统的权力，不断加固自己的权力堡垒，打击政敌。代价，则是国家建设时机的失去、经济的停滞衰败。通过群众运动上台的尤先科有辱众望，不但没有为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大厦添砖加瓦，反而是在拆台。
    而在“橙色革命”中落败的亚努科维奇却仍在政坛中举足轻重。他领导的地区党仍是议会主要政党，利用“橙色阵营”的内斗，他一会儿与季莫申科联手削弱尤先科的总统权力，一会儿又依仗在议会中的权势打击季莫申科。到了2010年总统选举中，尤先科已经民心尽失，以5.45%的得票率耻辱出场，几年来深受政治斗争之累的季莫申科也败下阵来。时隔六年，亚努科维奇终于将总统之位收入囊中。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则利用尤先科在位时开始搜集的季莫申科资料，控告季莫申科滥用职权、出卖国家利益。2011年10月，季莫申科被判罪，获刑七年。她的入狱也让西方因“橙色革命”对乌克兰产生的期待彻底破灭。
    乌克兰早在20多年前脱离苏联独立，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政制，但至今政局一直如翻烙饼般反复，转型步履蹒跚。颇富戏剧性的是，在乌克兰独立之初，许多乌克兰人天真地认为，一旦搭起“民主”的架子穿上“民主”的新衣，幸福生活便会随之而来，乌克兰就能在不长时间内成为第二个加拿大，小麦成海、牛奶成河，甚至断言10年后居民生活可望接近英、法等国水平。但现实却极其残酷。乌克兰进入“民主”政制时代已20多年，不仅政局反复震荡，而且经济也连续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挣扎在贫困之中;4000多万人口，却有1400亿美元的外债(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客利用民众追求眼前的物质实惠心理，为迎合大众而大肆举债)。独立后的乌克兰反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按理说，就经济增长而言，自由市场远优于计划体制，但相比之下有些集权国家却反而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
    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十年来中国话语建设仍落后于中国发展的事实。一个民族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就难于真正确立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正因为如此令人可悲的是不少国人至今仍处处以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认为只要我们的做法与西方不一样，就是我们错。在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全面走下坡的今天，仍然有人心甘情愿被西方话语忽悠，着实令人诧异。
    被西方话语彻底忽悠的最著名人物当属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结果导致了“颠覆性错误”：经济崩溃，国家解体。这两国的解体过程第一步是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第二步是政治精英，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被西方话语忽悠，结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忽悠，主要表现为政治浪漫主义(或者叫民主原教旨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或者叫市场原教旨主义)。西方势力全力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推销这两个东西，忽悠了很多国家，但效果却一个比一个差，颜色革命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已演变成“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结果很多西方国家连自己也被一并忽悠了。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过去十多年里没有改善。
    民主在价值上是公共之善，值得也必须追求。但是，民主更是一个现实中的工具性问题即是一个政体问题。既然是政体问题，它和君主制、贵族制一样，必然存在内在的利益冲突性。民主本身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性，这是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而不能选择性失明的，否则，正如很多历史上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故事一样，民主到来之后并不都是福祉，反而成为祸害。基于民主固有的张力和冲突性，实现民主的条件、尤其是同质性条件就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一个大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多种族国家而言。同质性条件至少包括三点。
    一是国家认同前提。这是连自由民主理论家达尔和林茨都反复强调的，民主只能在大家都接受的特定疆域内玩，各家各派都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否则民主就变成了分裂国家的工具。
    二是基本的政治共识前提。现代国家必然是文化或观念多元化的政治生态，但应该是多元一体，即存在最基本的、大家都能接受和认同的政治价值，否则，分裂型价值之争就会通过党争而强化，进而演变为分裂型社会，难以达成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自由民主理论家萨托利如是说，除非存在政治共识，否则多党制是很危险的。
    三是社会结构的大致平等性与同质性。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指出了社会结构与政体的关系，即中产阶级主导型社会最为稳定，西方的民主化也基本是橄榄型社会形成以后的事。而在极化对立的社会，即贫富悬殊、教派对立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之中，选举只不过是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对立和冲突。在发展中国家，穷人必然居多数，有产阶级为少数，结果是有产阶级反对民主；而在教派对立的大中东，选举最终不过是强化多数派的主导权，因而选举非但不能抚平教派斗争的伤痕，甚至加剧教派分裂。

（四）
    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的幌子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游荡着白猫黑猫的幽灵，短短的三十几年，其中有一部分国人的良知彻底埋没了，人家资本主义开放了这么久，社会道德也没败坏成今天的中国这样，我们把人家好的没学来，坏的全部照学了。看看今天的中国，涵蕴几千年的社会道德全面沦丧，孕育数千年的社会公德全面沦陷。在惨痛而无奈的现实面前，在臭气熏天的猫粪中醒来后，我们不得不深思，不得不反省。
     反观这些年虚无主义的“艺术”甚嚣尘上，虚无主义的“历史”大行其道。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戏说”历史在文艺界悄然生发，并逐渐蔓延流行，及至90年代以后甚至发展为“胡说”与“恶搞”，譬如将历史事件剥离特殊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或无视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功过与是非，无根据地冠以纯粹的想象，甚至玄想；又譬如拿“元历史”加“元文学”等概念虚化历史，将历史叙事推向“关于叙述的叙述”等虚无主义极限。于是，孔夫子成了修侠情圣，杜甫被“再创作”为杂耍混混，唐三藏成了花花公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相关文艺作品在嘻哈和狂欢中沦落为纯消遣和纯消费的对象；作家、艺术家、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崇高使命被束之高阁，乃至荡然无存。
　　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选择，历史过程中充满了代表人民意志和历史发展要求的英雄人物及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然而，文艺界、学术界不乏有意阉割历史者，这些人或通过历史的碎片化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华民族的基本诉求；或以偏概全，即抓住片面和细节否定全面和整体，丑化、抹黑历史人物；甚至有意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以达到歪曲历史之目的。于是，辛亥革命被认为纯属错误，理由是它阻断了封建王朝创造“明主”、“盛世”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被斥为农民起义的赓续，破坏文明进程的倒行逆施和反人性、反人道暴行；社会主义建设被描画成穷极无聊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更有甚者，有所谓的作家、艺术家甘愿沦为亡国奴，认为倘使中国被八国联军或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至今，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和列强一样“富裕”、“文明”的国家。
    一些所谓的“精英”“公知”针对一系列革命领袖、民族脊梁。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毁其历史，坏其崇尚。虚无主义在某些文艺及所谓学术作品中径直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历史人物的嬉笑怒骂、颠倒黑白。譬如它们无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力挽狂澜的丰功伟绩，蓄意解构革命领袖的人格、放大伟人的小节，甚至捏造事实、混淆视听，竭尽诋毁诽谤之能事。再譬如它们将孙中山描写成窃国大盗，反之则片面夸大蒋介石的孝道，乃至将其描绘成真君子。在一些作品中，精忠报国的岳飞成了千古罪人，而遭人唾弃的秦桧倒成了“旷世良臣”。这些“精英”“公知”之所以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蛊惑国人，误导民众，就是为了颠覆中国人民的人文理念，颠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从而达到瓦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罪恶目的！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竞争性选举对于西方民主的价值，但是必须明白而且必须反思的是：正是竞争性选举导致的“党争民主”，使得埃及、泰国、乌克兰等步入“民主”的国家问题重重，甚至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也在逐步淡出四小龙的行列。为什么这种对西方管用的工具对其他国家会造成反面的结局呢？对于缺少同质性条件的后发国家而言，人们向往民主，需要民主，因此学习民主效仿民主而搞“党争民主”，而党争必然以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即种族、宗教、阶级为平台，结果，党争民主很有可能导致分裂型社会。
    21世纪初，新兴民主国家酝酿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一路推进，却导致正在经历民主过渡的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和分裂。在今后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在发展中世界占据支配地位。如今更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但民主也变得更加混乱。如果能从埃及、泰国、乌克兰等国家的“民主化”得到什么教训，那就是：既得利益一旦与政治勾连，将产生难以撼动的力量。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在严重的社会对立下，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基本社会共识和认同就很难达成，政局反复动荡也就不可避免。群体间的对立会造成新政治秩序和权威无法有效建立，进而造成地方割据和贪污腐化的盛行，从而阻碍了政治的正常发展，为政治操纵行为提供了空间，损害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新兴民主国家的两难困境表明，一个社会只有消弭了价值取向混乱的根基，建立起一种更有效的问责制度，少强调表面化的选举，多注重问责的民主程序，才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必由之路。

民主牌狗皮膏药，哪里疼贴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