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实质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实质
(一)
2008年8月，美国最大的住房贷款机构“两房”（其贷款额占美国住房贷款总额12万亿美元的44%）因亏损而市值下跌90%，以至同年9月7日被政府接管，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一时间，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出现倒闭，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林、华盛顿互惠银行等金融机构被收购、重组，市值大跌，相关跨国公司如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也被相关金融机构拖下水。
问题不仅如此。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严重影响令人不寒而栗：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损失约50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全球一年的经济产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迅速下降，失业、萧条等犹如梦魇一般相继袭来。国际金融危机也使得新兴经济体遭受重创：2008年，巴西股市遭受巨大损失，巴西货币里尔贬值35％；南非的黄金和白金等贵金属出口受挫，食品和电力价格飞涨，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大幅攀升。
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演化蔓延，还带来了欧洲国家一系列的债务危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2008年第三季度陷入衰退；冰岛几乎陷入经济崩溃，面临破产，股市持续狂跌，中央银行倒闭，冰岛克朗兑美元贬值近50％；希腊等国家濒临破产，甚至引发了欧元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尽管欧美各国政府积极应对，但国际金融危机短期内不仅没有明显的缓解迹象，反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降，实体经济增长放缓；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失业进一步加剧；人们收入下降，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持续动荡，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一时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在“占领华尔街”的浪潮中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实质。
金融海啸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叠经次级债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全都增速放慢，失业加剧，收入下降，分配差距拉大，中低端Ninja（No income,no job and assets，即没有固定收入、工作和资产）人口直线上升。
“地球村”的人们惶惶然、愤愤然。义愤填膺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济增长一次次被出其不意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乃至大萧条、大失业、大停滞等打断？为什么林林总总的商业周期理论以及建立在信息充分假定基础之上的理性预期学派也无法正确预测危机的到来？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滞涨；从上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和巴西债务危机，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次级债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我们不能不问：一直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和火车头的欧美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总以发达自诩的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世界各地都会有人站出来反对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不仅成千上万美国人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高呼“在社会中占99%，不愿再忍受那1%的人的贪婪与腐败”，同时“占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全美50多个大城市、900多个中小城镇；而且更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智利人、巴西人、阿根廷人也都“揭竿而起”，竞相“占领”伦敦、东京、柏林、悉尼、多伦多、温哥华、里斯本、马德里、圣地亚哥、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里斯？以致那位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亦在他的新作《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主义能够在中产阶级衰落时幸存下来吗》中坦陈：“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在工人阶级之下，出现了一个新的贫穷或弱势群体——他们包括少数种族、少数民族、新移民和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如妇女、同性恋者和残疾人”，“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美国人如今可以买到便宜的手机和衣服，但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买房、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费用”，“福利国家变得庞大、官僚和僵化”。曾经虔诚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狂热鼓吹“美国式市场万能论”的当代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在细川内阁、小渊内阁和小泉内阁时期积极推进“日本的美国化”，是将“结构改革（新自由主义）引进日本社会的首要人物”。但他在最近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自我毁灭？》一书中却大声疾呼：“市场经济、民主主义是‘近视眼’，最大化地实现了现代人的欲望，但对于过去的传统、对于子孙的利益，现代人往往忽略。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
（二）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去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逐渐在全球泛滥，给世界经济社会带来了诸多恶果。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极端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因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西方国家经济滞涨问题而产生。随着英美两国的大力推行和“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并被一些人夸大为“医治经济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但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新自由主义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与缺陷，绝非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灵丹妙药”。
新自由主义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虽然学派众多、体系庞杂，但其理论核心和政策取向是一致的，即主张完全的市场化、绝对的自由化和彻底的私有化。这次金融危机的事实深刻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极端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人们一般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谓“市场化”是基于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崇信，主张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是指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主张让市场自由地配置各种资源。所谓“私有化”是基于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见，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把西方发达国家在多次经济危机教训下采取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政策（例如由政府向民众提供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教育补助等）通通看做是对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侵犯，希望恢复19世纪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这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学派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政治立场。有西方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新自由主义者不仅要在西方国家恢复拓展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且主张将这种理念、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去。在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推动下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具体化为体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政策纲领，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全球推广。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化”是完全的市场化，信奉市场无所不能，崇拜“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认为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最完善的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市场机制的独角戏，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等机制可以对资源进行配置。但由于市场的调节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在调控经济波动方面存在失灵，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均衡运转。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以追求个人自由为前提，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追求资本在国际市场自由流动。事实上，自由是有条件的，也是相对的。在公平规则下，在平等地占有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可以实现每个人应有的“自由的权利”。但如果脱离这些条件片面强调“自由”，实际上实现的只能是少数强者的自由，而不是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平规则下的自由，而是“生产资料私有者”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由，是垄断资本控制社会的自由。以号称最自由的美国为例，据美国政策研究2011年度报告，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的30万人的财富，与占人口50%的1.5亿最贫穷的人的财富相当。从国际上来看，资本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完全自由流动，其实是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牟取暴利的自由，而穷国则成了这种“自由”的牺牲品。据统计，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1973年到2000年间，最富有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从44∶1扩大到227∶1。这足以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化”并不是人们期望的公平规则下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私有化”，旨在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指出由于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根本矛盾，必然会导致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使得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西方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证明，私有化不是万能的，不存在所谓的私有化神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客观地指出：“这种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曼也坦言，推行私有化的目的，就是把资本主义移植到非西方国家的中央计划中去，“对其进行资本主义改造”。
(三)
在过去30多年里，在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被作为治疗各种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全球推广开来。但是，其导致的各种严重后果让人们对这套学说和政策的质疑和批评一直持续不断，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更使得对这种学说和政策的质疑和批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以来，除个别历史时期以外，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差距加大；另一方面，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内部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来进行估计，目前全球最富有人口的10％占有了全球总收入的50%以上；而如果按汇率进行估计，他们占有全球总收入的2/3以上。
1.由于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对资方有利的变化，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上涨缓慢甚至停滞或下降；另一方面，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收入剧增，而且越富者收入增长越快。从1979年至2007年美国不同收入群组家庭的平均税前收入中可以看到，除了最富的20％家庭以外，剩余的80％家庭的税前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事实上，税后收入也是如此）。相反，越是富人收入增长得越快。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全社会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1％，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89％，最富的1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的5％的家庭增长了146％，而最富的1％的家庭增长了241％。绝大部分国家的情况也与美国相似。法国巴黎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收集整理的“世界富人收入数据库”发现，各国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富人们的收入份额从大萧条开始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急剧降低，在战后的20多年里要么继续下降，要么变化不大；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之后则不断上升，越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执行得彻底的国家富人收入上升越快。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4个国家收入最高的1％富人的收入都出现了上升，尤其是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彻底的美国和英国，分别从1981年的8.0％和6.7％上升到了2007年的18.3％和15.5％。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数据，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40上升到了2010年的0.47。
由于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贫富分化极其严重。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高达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的全球家庭财富。而占世界人口50％的成年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只有1％。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相当于如果全球总共只有100个人和1000美元的话，其中一个人拥有900美元，而其余99人每人仅拥有1美元。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增长缓慢，这些都预示着世界贫困问题的严峻。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私有化、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金融投机猖獗，虚拟经济恶性膨胀，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世界粮农组织和粮食署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人口约为67亿。全球饥饿人口由2008年9.15亿，上升到现在的10.2亿，增加了11%。
由于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增加以及贫富差距拉大，许多国家出现了犯罪盛行并且犯罪形势恶化的现象。现在，全球至少有超过1000万人被关在各种各样的监狱里面，而在2002年，这个指标只有大约900万人。美国在这方面问题最为严重。美国每年发生的犯罪案件和被关进监狱的人口都是全球最多的，其监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全球最高的。在2010年，在美国发生的犯罪案件超过1000万起，其中暴力犯罪约125万起，财产犯罪约908万起。犯罪案件高发导致美国监狱犯人数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急剧增加。
2.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陷入灾难性境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情况。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到2003年，在26个原苏东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5个国家经济总量仍未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只恢复到各自1990年水平的51％和66％。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认为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
在解体以前，苏联是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是唯一能够和美国抗衡的国家，无论军事、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世界前列。但今天俄罗斯已经沦落为一个主要靠出卖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以及武器设备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其他绝大部分产业到目前为止尚未恢复到其解体前的水平。
新自由主义极大地破坏了俄罗斯的工业。直到2009年，大部分的工业部门的产出水平仍然未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1990年水平的72％。不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都一度出现了大幅下降，尤其是纺织业和皮革业等轻工业，到2009年仍然只有各自1991年产出水平的20％多一点，降幅高达77％。重工业相对情况较好，但是仍然减少了50％左右的产量。“休克疗法”不仅带来了经济萧条，而且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在转型之前，这些国家都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行列，而转型后，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由于“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动荡和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在国际市场上大幅贬值，仅在1992年苏联就损失了9000亿卢布以上。新自由主义不仅给苏东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灾难，而且带来严重的人口灾难。经济崩溃和贫富分化加剧，导致苏东许多国家出现了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
原苏东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经济主权受到严重威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匈牙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私有化，但是由于国内的新兴阶级没有能力购买大中型国有企业，导致最终收购者多是外国资本。在1998年私有化运动结束时，原来属于匈牙利国有的生产资料有80％以上成为私人财产或外国资本的囊中之物，国家保留的国有资产减少到社会总资产的20％以下。该国只保留了核工业、发电网、交通、广播电视发射、27个农业经济公司和国有森林的产权，其余产业基本实现了私有化。在此期间，匈牙利经济却不进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期间经济连年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总共下降了近20％；1994年以后虽然经济有所回升，一直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才恢复到1989年水平；即便到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相当于在1989—2006年期间年增长率平均为1.4％。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7个苏东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的65％以上，爱沙尼亚居然达到了80％；外资对这些国家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其中克罗地亚甚至达到了85％。国民经济如此严重地被外资控制，其国家主权和人民生活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经济主权受到威胁，政治主权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当出现危机时会受到更大冲击。
3.拉丁美洲为新自由主义改革付出沉重代价。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在“华盛顿共识”主导下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巨大破坏后果开始显现，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失败，拉美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1）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以1982年发生的债务危机为标志，拉美经济结束了战后30年的持续增长的局面，出现了持续衰退。经过艰难的调整和改革，拉美经济于1990年年底转入恢复增长期，1991—2000年，拉美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3.2％，人均GDP年均增长1.2％，虽然高于20世纪80年代水平，但仍明显低于六七十年代5.5％的水平，更低于东亚国家6.5％—7.5％的水平。
（2）失业率攀升，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现象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倡导国有企业私有化，廉价出售的国有资产使得一些政治、商业精英阶层一夜暴富，私有化的消极后果却由普通民众承担。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1994年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为2.09亿，2003年为2.27亿。2004年贫困人口占拉美国家总人口的43.9％，其中19.4％（约1亿人口）为极度贫困人口。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拉美国家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社会矛盾激化，拉美国家接连发生罢工、民众和军队暴动，社会动荡不断。
（3）拉美国家对发达国家产生新的依附关系。新自由主义给拉丁美洲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拉美人民逐渐意识到其弊端，特别是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衰落，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滑铁卢”。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等国左翼政党上台，纷纷采取措施开始扭转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恶化局面。
4.新自由主义同样使亚洲的一些国家深受其害。
泰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年经济增长率都超过8％，但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压力下，过早和过度地放开金融市场，完全失去了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在1997年7月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经济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泰国的金融危机，又很快引发了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值得一提的是，就连向来重视国家干预的日本也难免受新自由主义之害。自从推行“华盛顿共识”以来，日本政府控制国民经济活动的能力大大削弱，不仅无法繁荣整个国民经济，而且造成“‘中产社会日本’的消失”。
（四）
新自由主义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竭力推行有利于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利润最大化、工资最小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在几乎所有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内部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的全球家庭财富。而占世界人口50％的中低收入成年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只有1％。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拉大，表明世界贫困问题严峻。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以来，除了少数国家，绝大部分国家的贫困人口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谁掌控资源，谁将决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以及财富的分配。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控资本和技术，一方面它们为了追逐利润，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整体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财富正以几何级数集中于少数跨国公司，它们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生产，70%的对外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技术转让，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掌控了社会财富的40%，市场的自由竞争并没有导致共同的富裕，而是资本的垄断和政府与公司的同盟，由此正在把世界推向一个动荡和危机的时代，推向一个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代，公司已然成为世界和国家的幕后主导者和统治者。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极力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同时，自己却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反倾销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等，大搞贸易保护主义；通过不断加强政府调控，干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运行，调控有利于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政策措施；通过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份额，控制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这表明，即使是自称完全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彻底实施所谓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以本国利益为标准，积极采取贸易保护、政府调控等措施，以保障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实践证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是适应世界各国的“救世良方”，而是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用资本主义制度“规制”世界的工具。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世界经济周期性发展的表现，是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结果，即全球性产能过剩、世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使然。其实，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来看，危机的发生和持续发酵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本质上是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西方新自由主义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其核心思想就是倡导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曾经风靡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以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说为其理论依据，为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提出解决发展问题的“良药”。这些“良药”既已导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中的“大休克”和“大阵痛”，又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更是造成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和蔓延的根本原因。
首先，金融危机与长期以来倡导的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密不可分，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过度消费、过度投机，最终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实体经济遭殃。这正如美共主席萨姆·韦伯所说：“许多人觉察到了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金融自由化是把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带入万丈深渊边缘的深层原因。”推行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几乎没有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并且带来了严重的金融泡沫。金融化不仅使美国的产业结构日益呈现出了“服务化”或“后工业化”的趋势，甚至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失衡。当前，几乎所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泡沫。而且，由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这些单个国家内部的金融泡沫相互融合，形成有史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大泡沫。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认为私有化必然能够带来自由民主和经济效率，他们普遍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纯粹私有化与市场化结合，必然会导致“经济人”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他人利益，甚至出现损人利己的“不经济”现象。私有化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化，而且也导致生产和交易的盲目主义和无序竞争。
固然，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信息化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面对私有化的利益最大化和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储蓄、过度投资，使得貌似“贸易平衡”，实为“恐怖平衡”。所以，危机愈是继续，愈是有危无机，我们就愈是感受到“金融衍生品创新”背后的贪婪和无节制，感受到私人利益集团暗中操纵金融机构的肮脏和残忍，感受到纯粹强调经济私有化扩大两极分化的荒谬和伪善，感受到全球化扩散机制使得危机蔓延更快、破坏性更强的阴鸷和险恶，同时也就深切感受到全球化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构性的严重失衡和落差悬殊的分配不公。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以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新自由主义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行自由化，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和本国市场的保护屏障，大大削弱这些国家的政府控制本国经济和保证金融安全的能力，使其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掠夺和盘剥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霸权扫清障碍。新自由主义推行彻底的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工人大量失业、贫富两极分化、政府垮台、社会动乱等严重社会问题，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造成灾难性后果。事实证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行不通的。要想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就得与长期主导全球化的价值观体系、特别是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思潮划清界限。没有思想体系上的重构、制度建设上的重建，就不能彻底根除滋生危机的思想根源，也就不能真正避免周期性危机的发生。对此，难道我们还不能有所醒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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