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引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泰伯篇》之第九章。既然标明是“子曰”，那毫无疑问是孔子讲的。但孔子为什么讲这句话，在什么场合讲的这句话，又是对谁讲这句话，原文没有交待。既然原文没有交待，我们只能猜测。当然，猜测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瞎猜。我们要根据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联系到当时的生活背景加以分析。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论语 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意存在争论。这一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句意不同，对孔子的为政思想评价不同。要想澄清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就必须从句读到句意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

（二）释义举隅
    【释义一】
    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古之有之，何晏的《论语集释》、邢昺的《论语疏》、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都是这样的句读。古人在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一般都从正面解释。说，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何晏的解释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何晏《论语集释》），邢昺的解释是“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邢昺《论语疏》）。既然不易知，知起来很麻烦，所以就不用知了。近代学者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孔子政治思想保守。又如冯友兰在《论孔丘》中说：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指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
应当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什么错。但这只是几种可能中的一种。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孔子不赞成愚民政策。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那么古今学者之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这样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二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解释。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如何晏与邢昺，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如范文澜与冯友兰。好者使其偏，恶者使其冤。
    还有的人从“民”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奴隶，既然是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这种观点的是部分台湾学者。这种解释有两大问题。①中国古代是不是实行过奴隶制到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论；《孟子》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②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③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会有如此主张的。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一书中对此的解释也极有参考价值。原文如下：
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中庸》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易传》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为民之不可使知，而谋求其可由，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欤！
    因此钱穆先生的白话译释即是：“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释义二】
    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最早见于宦懋庸，他在《〈论语〉稽》中解释孔子的这十字名言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意思就是说：对老百姓来说，允许他们做的就不要加以限制，不允许他们做的就要让他们知道。这颇有些像法学上所说“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味道。这个解释很符合孔子对“不教而诛”批评。可惜宦氏人微言轻，未在当时造成影响。而近三十多年来，这一解释却为很多儒学的追捧着所接受。 理解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可”。在这种解释中，“可”是外动词，认可的意思。与宦懋庸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台湾学者俞志慧。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见《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97年1月号），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补正》。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儒家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应当指出，宦懋庸与俞志慧虽然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但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有所不同。宦懋庸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与俞志慧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不同。宦懋庸把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可者”，另一类是“其不可者”。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其可者与其不可者由舆论判定。而俞志慧对此的看法有所不同。俞把“可”理解成“可以”、“行”，把不可理解成“不可以”，“不行”。即当执政者认为老百姓的道德、行为符合“道”、“礼”的要求时，就随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为不符合“道”“礼”的要求，就要告诉他，引导他。这里，俞志慧强调的“可”与“不可”重点是从是从行为上判断，而不是简单地分类。应当说，俞志慧的解释要比宦懋庸的解释更灵活，更全面一些。
    应当赞成这种句读。因为无论是宦懋庸的解释还是俞志慧的解释，都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孔子不主张愚民政策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作此解释外，我们从孔子所编的《春秋》，所删定的《诗经》以及《论语》的其他篇章中我们找不到类似的证据。从历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主张民贵君轻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提出愚民主张的。当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但如果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不会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体现。
     【释义三】
    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上面所举的两种句读不同的句子都是讲得通的。但按第一种来解释孔子的话，则与孔子的思想抵牾太甚。第二种虽略近孔子的思想，然此中“可”义模糊，解释者也有不透彻之嫌。其实还有第三种句读方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第三种句读方法，由于对使的理解不同，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把使当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驱使”讲，就可以翻译成“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让他们听命；若不可任使，就让他们明理。”（见刘LAN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别解》一文。）
    这样才更符合《论语》的语言规律，也更合乎孔子的思想实际。此句读法中，“知”、“由”都作使动词用，“使”字自然属于前面的假设分句，否则便是冠上加冠了！“之”，代词，代“民”。
    据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使“在古汉语中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是刚才的“使用”，“支使”，二是“使者”、“出使”。如果作使者讲，那样能讲得通，不过有点笔走偏锋了。学者王蔚在《冤哉，孔子》一文中提出这种观点。原文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做如下猜想：有一天，国君在向孔子咨询，要派人到国外执行外交任务该怎样做？（我们知道，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孔子在鲁国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的。）孔子就告国君，如果有人可以做使者（有出使的条件与能力），就应当授以特权，由他全权处理，不要过多的限制；如果他条件不具备，就应当告诉他，他有哪些方面不足，哪些地方应当改进。把“使”理解成“出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是在讨论一般的原则性问题，而是在具体地讨论外交问题。
    【释义四】
    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是学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第一个提出。首先，这种句读方法符合古代语法，其二，语意上也讲得通。据此，可这样解释：如果老百姓可以被支使，放任自由是不行的，必须加以引导。孔子一生主张“克已复礼”，孔子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礼制社会而努力，孔子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孔子是主张对老百姓加强领导的。在《论语·为政篇》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照此看来，这种解释也能讲得通。只是读起来感觉有些突兀，不大那么顺口。
    【释义五】
    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也有人提出过，这是最近的事。在2004年8月24日的《语言文字报》上，王昌铭先生撰文提出这种观点。照这种句读，这是孔子在自问自答。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孔子说，老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吗？不。还是要进行教育。”这种解释不为错。

（三）疑义辨误
    正因为有如此众多的疑义，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为研究孔子思想的一大焦点。近年以来，随着郭店楚简《尊德义》篇的面世，更是众说纷纭。
    现在我们能看到此章最早的古注当数郑玄：“民，冥也，其见人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何晏《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朱熹《集注》：“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
    但视民为冥，迹近于愚民，如此理解孔子，毕竟于心不安。这就是程子所谓“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为此，后人做了种种改读：
    一是在“可”字下断读。如宦懋庸解为：“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这样，就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二是在“使”字下断读。如王承璐就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三是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四是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是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五种断句能否成立？我们看看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的楚简《尊德义》篇的记载就清楚了。
    郭店楚简《尊德义》篇简21、22说：“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其注释裘锡圭按：“道，由也。《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与“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语意非常接近。“民可导也”，从“民可使道之”出；“不可强也”，从“不可使知之”出。
    如果承认简文“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是对“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的解释，那么，就会发现上述改读都是不能成立的。
    承认简文“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是对“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不可使知之”之“知”就是“强”，其意义应该是强迫，而不是所谓知晓、明白。而《论语》“不可使知之”之“知”也应如此。
    但“知”字为什么会有“强”的义训呢？学人们鲜能做进一步的探讨。彭忠德则指出：“知”之一义为主持、掌管，此处即当引申为控制、强迫之意。
    “知”有主管义自然没问题，但“主管”义与“强”义毕竟还有距离，说“当引申为控制、强迫之意”，不但有点勉强，而且缺乏书证。更重要的是，以孔子有“民众……不能让人管治他们”之说，实在说不过去。如果孔子认为“民众……不能让人管治”的话，那就近于道家“无为”之说了，孔子也就成了老子、庄子了。儒家矢志于“修”、“齐”、“治”、“平”，作为其代表的孔子又怎能说“民众……不能让人管治他们”呢？可见这一解释是难以成立的。
    要以“知”为本字要说通“强”字是不可能的，当另求别解。因此，颇疑“知”非本字，当为“折”字之借。王引之云：“‘楔而舍之，朽木不知’，‘知’字宋、元本及明程荣本并同。自沈泰本始改‘知’为‘折’，而朱本、卢本、孔本皆从之。家大人曰：作‘知’者原本作‘折’者，后人依《荀子》改之也。《晋书·虞溥传》‘而舍之，朽木不知’所引，即《大戴礼》文。《晏子·杂》篇‘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冲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知冲’即‘折冲’。是‘知’与‘折’古字通，故《荀子》作‘折’，《大戴》作‘知’。”
    “不可使知之”之“知”读为“折”，从音理和文献互用的习惯来看，是完全可能的。
   《说文·艹部》：“折，断也。”本义是以斧断木，引申则有以强力阻止、挫败、折服、制伏之意。《诗·大雅·绵》“予曰有御侮”毛传：“折冲曰御侮。”孔颖达疏：“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敌人之冲突者，是能扞御侵侮，故曰御侮也。”《书·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陆德明《经典释文》：“折，马云：智也。”孔颖达疏：“折断下民，惟以典法。”又：“哲人惟刑。”孔安国传：“言智人惟用刑。”王引之曰：“‘哲’当读为‘折’，‘折’之言制也。‘哲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墨子·尚贤》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哲人惟刑’犹云‘折民惟刑’耳。”其说是。“折民”即“制民”，折就是制，就是用强力制伏、压伏。
    因此，简文“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当读作：“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折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是说老百姓可以让人引导他们，而不能让人用暴力去阻止、折服他们；老百姓可以引导，但不能强迫。“导”是引导，“折”是以强力阻止、挫败、折服、制伏，其义正好相反。由于“强”与“折”义近，故简文以“强”释“折”。
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论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由”当读为“迪”，“迪”，导也。而“知”当读为“折”，义为阻止、挫败、折服。

（四）结论
    由此可见，孔子的意思是说：民众可以让人引导，而不能用暴力去阻止、挫折。
    这与《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出一辙，自己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最早由儒家始祖孔子的一种准则。也就是，你要求别人做什么时，首先自己本身也愿意这样做，或你本身也做到如别人这样了，那么你的要求才会心安理得；简言之就是：自己做不到，便不能要求别人去做到。也与《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同出一源。出门与同仁行礼如见贵客一般，对民如大祭一样凝重，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晦庵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癸未）》：盖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觉，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为循理。及其自觉此理而知之，则沛然矣。必使知之，则人求知之心胜，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复由，而惟知之为务，其害岂可胜言？释氏之学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则随其浅深，自有安处，使之知，则知之必不至，至者亦过之，而与不及者无以异。此机心惑志之所以生也。
   《晦庵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不可使知之”，谓凡民耳，学者固欲知之，但亦须积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脱然自有知处乃可，亦非可使之强求知也。
朱熹解释说：要让老百姓“知”，就必须是让他们自觉去知，而不是强迫他们去知。只有让他们自觉去知，“道”才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无论是从现实层面抑或从操作层面说，是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的价值的：你到底想要让老百姓怎么样，你就说明白！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老百姓是可以让人引导的，而不能用暴力去阻止去挫折。听听，孔子所说的“不可使知之者”，并不是不想让老百姓知，而是在正确的引导下让他们知。这样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充满智慧，充满先进性，充满人本主义的思想，正是在正视民众力量的前提下得出的民本学说，哪里有一点愚民思想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