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是反腐的防火墙-----答吾是寒生
德治是反腐的防火墙
-----答吾是寒生
(一)
中国的腐败现象的增加是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同步开始的，在1992年经济体制全面开放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到90年代中期之后进入了高峰期。30多年来，不管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政府对腐败的态度和认识都经历了一个相当微妙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家对腐败都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初中期，由于旧的未破，新的未立，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假如都循规蹈矩地囿于旧规则的话，必然一无所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那些敢于突破现有规则去开拓事业的人，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超越制度而谋取了个人的私利，但只要能给其所在的集体普遍地带来新的经济利益，就依然会被看作“改革先锋”和“能人”，同时，由于当时公职人员薪酬过低和国家财政力量有限，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官员和各个行业的公职人员（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军队和警察）利用自己公职的影响力经商谋利，采取了某种有限容忍的态度，以作为对他们支持和参与改革的激励。这样腐败现象就伴随着对旧体制的突破和经济发展同时生长起来。
时下的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怪圈，就是各个阶层的人都在指责别人，却不愿意尽自己的职责。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大众，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无论是医生还是商人，无论是媒体还是专家学者，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喜欢指责别人，指责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所指责，大家都希望别人去尽责任却不愿意自己去尽责任，大家还会习惯说一句话：社会就是如此，我有什么办法。大家都觉得社会有病，其实每个人都有病。大家习惯把什么都推给社会，然而社会又是谁组成的呢？在这种社会心态下整个社会的人们都失去了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这是最大的社会危机，每个阶层的人都拒绝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现在的社会心态是一种被壅塞了的心态，一种偏执的心态，一种渲泄的心态。思想被功利所壅塞，偏执地认为钱就是一切，其他都是扯淡，大家看似活得很明白，其实其中有很大的渲泄不满的成分，只不过连自己都不知道罢了，大家的心态被这个社会扭曲了，固执地接受单一的价值标准，并且推波助澜，好像这样就能惩罚这个罪恶的社会，这种心理很变态，在这种单一标准裹挟一切的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思考了，大家会去拒绝思考，而会盲目地接受这种标准，因为表面上看来这种标准是确定无疑正确的。
现在最可怕的就是人们理性的堕落。那种不明所以走入迷魂道的人尚且有救，这种理性堕落的人就没救了，而且恰恰是最危险的，明知道不对就这么做，明知道有风险却依然前往。不都说独立意志吗，这就是独立意志！一种不以任何仁义道德为转移的独立意志。但这种独立意志破坏力很大。文强就是一个，到死他都没表现出过多的后悔，只是后悔自己从了政，他认为自己看透了官场，所以觉得不得不如此去腐败。理性的堕落就是看透后的腐败，什么都不在乎了，现在人们常讲的一句话是“钱就是一切”，也是理性的堕落。人一旦理性地堕落了就可以一边说着“企业家的身体中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说着社会主义荣辱观，说着“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能引起人们的震动，一是天上的星空，一是人内心的道德律”，然后一边腐败堕落着，这种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那些整天满口清正廉洁的官员。
（二）
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催生道德的堕落。现在国民经济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我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与便捷、自由与进步等“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越来越严重地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在逐渐增多。其中，赚钱方面，什么钱都敢赚、都要赚，只要能赚钱，就可以不择手段；另一个是花钱方面，想尽办法逃税避税，尽量压低甚至克扣个人工资，环保项目不肯投入，公益事业难觅身影，奢侈品消费却异常红火。 中国社会现在是道德沦丧。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全民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造成现在的种种社会生活混乱无序。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么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的时期，而且道德还要进一步恶化。
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经济学家，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亚当•斯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却长期未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而这两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
1831 年，一位年仅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后，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经典著作中无限感慨地谈起美国的民主。在那里，几乎没有人作一心为公、自我牺牲的说教，但是人们相信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价值，而且决不乏牺牲精神的表现；人们也绝口不谈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们坚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尽管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非常强烈，他们拼命追求财富，但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这就是亚当•斯密道德理论实践的最佳例证，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典型实践者，因此其国民道德水准、伦理意识普遍较高。
与儒家思想在中国一样，亚当•斯密的原著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其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已经渗透到每个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的骨子里面。这些国家的政府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包括从婴儿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为一般的国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但是，我们仅仅借鉴了市场经济的硬制度，却没能借鉴市场经济的软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没有跟上，造成了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使得原有的价值观没人信奉，而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没落的连同新生的许多道德观念混杂在一起，尚没有形成被普通大众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标准。缺少适当的道德理论引导，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作用，中国人也就无所畏惧，不择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来。
按照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他们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这些都是违背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商业道德伦理而种下的恶果。
（三）
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价值评判的总和。而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机关确保执行的行为规则。故人云：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可见，加强道德规范可以使社会腐败防患于未然，同时大大降低腐败的基数，从而真正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
首先，道德是社会一切价值体系的核心。古人云：“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可见古人以崇尚贤德来维系社会的稳定，人心的统一。春秋时代的孔子也最早就提出了“德主刑辅”会加剧人民的反抗，危及自己的生存。所谓"明德"，就是要加强自我克制的思想，提出用“德治”的方略治理国家的方略。同时，周公等西周统治者吸取了殷商 灭亡的教训，为了使天命不再转移，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感到一味"重刑辟"反而，实行德治。
其次，法律的现状是什么？法律是事后惩罚式的制度，而不是防微杜渐式的制度，跟日新月异的犯罪比起来，法律总是慢了几拍，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惩罚作用，也就是有“杀鸡给猴看“的味道，而人们又往往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别人受罚自己却存在着侥幸心里。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况由于当前没有司法独立，司法机关一直是政府的奴婢，首长意志、行政干预左右着执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另外法律条文又存在着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特点，虽然说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思想总是先于法律的制定而产生，所以法律的弊端也就变的明朗。另外一个方面，因为人各有异，事实证明，在立法者到执法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淡薄的人，特别“司法腐败”一枝独秀，成为改革各种腐败中的一匹黑马，一个极难切除的毒瘤，有时候即使高层统治者痛下决心，狠抓队伍建设，也无法彻底根除，也无法在基层彻底改善。
再次，法律的作用究竟如何？据透明国际的调查，世界上贪污腐败犯罪中，仅有4%的犯罪者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另外96%的人都逍遥法外。可见，法律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要有效解决腐败这一问题，必须依靠道德的手段，假设，我们靠道德的手段，减少了腐败分子的基数，原来的100个犯罪分子减少到10个犯罪分子，想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也就不难了。对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极大的作用。
最后，道德是反腐的关键！德治作为治理腐败的手段，其功能在于触及到主观内在的思想根源，有助于建立抑制腐败的内在心理控制机制，做到治病治根。也就是从人们的内心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意识，建立起和谐的社会框架，建立起不断完善的全民道德体系。相反，试图以法律的刚性力量，以法律缺少灵活的特性，来对付无所不在的腐败，越来越难发现的腐败，越来越难惩罚的腐败，越来越难阻止的腐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无力。然则现行体制本身根本不是民主体制，加之中国数千年“有刑无法”的陈旧法制观念，用法制反腐倡廉注定无疾而终。
（四）
在处于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由于人的价值观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急剧转化，对公共利益的道德诉求被漠视甚至抹杀。这一文化导向，为获取物质利益为主要指向的腐败行为提供了道德基础。而制度约束的松弛，则进一步导致中国社会个体对物质欲望的疯狂和不择手段的获取。这种状况若不加以遏止，社会群体将陷入“道德腐败陷阱”，中国的社会经济将步入恶性循环的歧途，经济转型将受到严重影响。
为什么1952年中国有效的抑制了腐败，而1982年却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在反腐路径刚刚开始的初期的1952年，政府就坚定不移的显示了惩治腐败的决心，而且这种决心被不折不扣的付诸了实施，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平下降不多，那么社会腐败的规模就会降低。而到了1982年因为这个演化路径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即使政府有了制止腐败的决心，并且也决定去实施，但社会道德文化水平已经降低，想有效、短期内制止腐败也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时期，制度性约束是由政府决定的，是不可轻易改变的，是外生的；而非制度性约束，如道德、文化，有其自身的生成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是内生的。制度性约束的改变会导致非制度性约束的改变。中国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过程中，不只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相应的，人们的道德观念、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使权利下放，而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这给腐败活动提供了滋生土壤。以前对腐败的分析大都集中在这一点，认为腐败泛滥的原因就是由于存在腐败滋生的土壤。那么，抑制腐败就应该谋求环境的改变。但是制度性约束的改变会导致非制度性约束的改变，即改革不仅改变了外部的宏观环境，也导致了道德观念的变化。而道德观念的变化可能使得抑制腐败的许多成功经验不再有效。
我国进入转型期以来，腐败状况在不断的恶化。有的学者甚至断定，“当前，我国正处于建国以来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腐败不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道德文化污染，使得腐败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病。而腐败本身也在不断发生演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①有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②一些腐败分子的手段更狡猾、更隐蔽。③腐败分子也在研究反打击的手段。④是一些地区出现了集体腐败的现象。⑤公民检举重大腐败经常会付出高昂代价。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吏为师”的道德心理习惯，官德不彰，民风难淳，官员的道德高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人认为，社会信任体系的缺损，始自官德缺损。正如有人指出的，官德败坏是社会道德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
我们不难想象，在目前现代市场已经在中国形成的情况下，假如我们各级公务员都不受限制地按自身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和执行规则，然后再自己或派代理人参加“比赛”。那么，一个庞大的具有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必然很快会出现，这个阶层依凭权力和规则的游戏，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垄断和瓜分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而广大的无权者则会在这种游戏中遭到剥夺。
因此，对于反腐我们绝不能高估法律的作用，而忽略或者放弃道德的力量。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从“人治”走上“法治”道路的过程中，往往立法数量很多，但执行效果却不太理想或很不理想。究其原因，是与注重立法而忽视社会道德建设有关。1998年开始，印尼根据“反腐败秘诀”鸿篇巨制中的药方，启动改革。几乎在一夜之间，印尼涌现出60多个政党加入竞选；新闻全面自由化；司法的独立性大大提高；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但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改革后印尼的腐败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恶化，“一个苏哈托裂变成千千万万个小苏哈托”。如果不能建立起符合中国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状态就会难以改变，也就无法防止整个社会道德（包括政治道德、政治伦理）的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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