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能不能抑制腐败？
道德能不能抑制腐败？
--------与吾是寒生商榷
(一)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便抨击中国人只有私德而不讲公德，他提出“新民”也主要是革新国民的道德，培育公德意识。其后，思想家如鲁迅，政治家如早年的毛泽东，社会学家如费孝通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人民族性中的自私基因痛加批判。
然而，多少年来，这种状况仍没有多大的改变。人们仍只讲小圈子的道德——遵守家庭的、朋友的、单位的、熟人的道德规范，而一旦脱离开这个血缘的或类血缘的环境，到了陌生的公共的环境中，就往往对那些应该共同遵守的东西视若无睹，甚至故意破坏那些明文规定且张榜公布的文明公约或文明守则。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里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在这里表现的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正像储安平在40年代慨叹的那样：谁说中国人没有自由？中国人享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社会领域里的自由。
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 。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杀的帮凶！因此，当我们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
(二)
近些年来，每个到过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最感震撼的已不是西方的物质文明水平，而是人家的精神文明程度。例子可举许多，但最令国人钦服的，一是行人横穿马路自觉等待绿灯，二是地铁站乘客自觉排队候车。这自然都是些小事，都是我们所谓的小节。但小节不小，这些小节体现出的正是公民自律守法的公德觉悟，而这恰恰是现代文明大厦的道德基石。甚至有理由这样说：一个不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民族，一群不会自动排队的公民，要实行真正的法治，要实践自由和民主，虽不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其难度却可想而知！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凡能自觉排队的人就不会犯罪，或者随意横穿马路的人就一定贪赃枉法。缺德与违法毕竟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但能否自律守法，却是检验一个国家公民道德水准的试金石，因为自律守法居于常德乃至整个社会道德的核心位置。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公民的诚实与正直品格、信义与公平品行，最终都要体现在自律守法上。一个自认为诚信的人，却不遵守公共秩序，他的诚信便要被打折扣；一个决心捍卫正义的人，却随意践踏游戏规则，他的正直便令人质疑。当行人站在没有车辆的街头等待绿灯时，他所表现出的正是一种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使其将个人利益追求严格限制在法的范围内，自觉不越雷池一步；这种觉悟也使他能将法作为评判他人行为的准绳，自觉维护法的尊严。这即所谓：人人管我，我管人人。当全社会普遍具有这种道德修养时，其功能并不仅在阻止违法犯罪，而是形成一种孤立贬斥违法犯罪行为的正义舆论。这才是法治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环境。
而我们目前所稀缺的，正是这种道德环境。在无视交通法规或漠视公共秩序的背后，表现出的是国人对各种游戏规则的游戏态度。当这种游戏态度主宰舆论时，即便法治再健全，也难免会失范甚至异化走向其反面。当今中国种种吏治腐败现象，大多不是由于无法可依，而是因为官员们目无法纪，徇私枉法，丧失职业道德。但如果再追根寻源，它也并非一个简单的官德腐败问题。如果深入挖掘现实，就会深知一个正直法官是如何办案难。难的关键不在法律自身有缺陷，而是整个社会缺少法律神圣的道德观念。即便铁板钉钉的案例，上级领导或亲朋好友也会出面说情硬要将法律撬弯。法官就是铁了心避开"权"的干预，也避不开"情"的缠绕。这使正直的法官动辄便会遭到"六亲不认"的谴责。而法官一旦默认这些人情，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又无穷尽焉，执法便难以公正。至于那些"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律不健全"的恶吏，则任何良法都会在他手中变成包庇罪恶的渊薮。学界有人寄希望于改变审判制度，试图靠陪申团来根除司法腐败。恕我直言，这也属自由主义者的天真。因为陪审团成员只要是中国人，就有三朋六友，就避免不了投人情票，就象今日准教授们行贿搞定评委投黑票一样，无非是增加些腐败成本而已，其执法结果可能更为恶劣。
（三）
我们不妨看看今日中国的现实：人人愤世嫉俗，人人却都在同流合污。在可能的情况下，几乎每人都千方百计地扭曲游戏规则以牟取大小不等的私利，结果便是任何游戏都难以公平进行。如果说有些游戏规则太复杂，不知者不怪，但考试不能作弊却是亘古常理，孩子们打小就知道。但今天，不作弊的考试几乎不存在，而且有时是为人师表者在帮助作弊！如果说有些环保要求过于苛刻，一时难以达标，但不卖假货却从来都是基本商德。但今天，除去假发假牙是真的外，还有什么商品不能假呢？甚至包括堂堂的博士文凭！更典型的是曾经猖獗的足球黑哨：每个客队都指责黑哨，但对主队来说它却是"红哨"。这背后是什么，是地方政府的腐败，也是被全民认同的腐败！而造成这种种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道德本身的腐败。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已成为喻世名言时，当"黄世仁"被"杨白劳"逼死而无人同情时，今天的道德不仅起不到匡正人心维护法律的功效，而是在纵容违法宽容犯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比任何腐败都可怕都难根治的道德腐败。
这些看似寻常道理，我们长期来却并未搞懂。一些青年学人偏执崇高，将崇高理想绝对化，恰恰也步入了思想误区。实际上，一个社会涌现几十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并不难，难的是要让全体公民遵守公德。在和平年代，假如所有公民都能守住公德，诚信自律友善不偷不抢不贪，真正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心情舒畅，家家安居乐业，试问，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吗？反之，假如仍时时需要英雄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则很可能是由于车匪路霸横行无忌，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这样的"英雄辈出"时代，恰恰是最不理想的社会。因此，我们宁肯不要造就这样英雄的环境，而希望通过公德普及，换来一个长治久安的现代文明社会。同样道理，如果全社会人人都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整个社会也将变得稳定有序、和谐美好。譬如，当每个法官、每位公务员都能规规矩矩秉公执法时，外部腐败的社会环境便难以侵蚀到司法行政肌体中来，政府的廉洁公信度、人民对司法的满意度都会大大提高。如果总是靠树立模范法官或优秀公务员的办法来净化司法环境、纯洁公务员队伍，则实际效果可能恰好相反：当少数人的职业道德行为被高度评价时，正好使多数人放松了对自己的职业道德约束，客观上默认了散漫作风腐败行为的蔓延。因此，如果能让整个司法和公务员队伍恪守职业道德底线，那才是我们真正应追求的理想境界！
遗憾的是，我们的舆论至今仍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中：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们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们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们心中是否会涌起一阵感动？因为我们体验到的是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安防盗门窗，我们无法预测。但将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延伸到其它公德、常德领域，提升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确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四）
邓小平1981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时，就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他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在这里实质上是揭示出了一个深刻的辩证哲理：缺乏全民族共同的信仰、理想、道德的长久支撑，表面的物质繁荣绝不会持久，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危机会反过来导致经济的危机。
但令人沮丧的是，在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的过分控制、分配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而不同程度地扭曲了某些领域的公共道德、公共规范的公正性。比如在司法、科技、学术、文化、体育等领域，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这些领域带来的消极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利于职业伦理、职业道德的形成，人们的精力不是放在提高专业水平上，而是更多地消耗在争夺权力上，于是种种有悖于道德伦理的事的出现就不奇怪了——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依附于权力的人得到的要比那些埋头于专业、遵守职业道德的人更多，前者被公认为能人，后者被公认为傻瓜。一个暗中鼓励依附权力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养成健全、完整的人格。
从理论上讲，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长期以来也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有效的规范、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官德或政治伦理，它形成了50年代、60年代清廉、亲民、朴素的政风。但在1978年以来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下，这套自延安时期以来传统的政治伦理渐渐瓦解，失去了规范的作用，只具有口号的抽象的意义，而政治伦理的实质已发生剧烈的变化，这就是以权谋私、贪渎腐败之风的大面积泛滥。于是便造成了政治人的双重人格：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最形象的表述。在这里，道德在成为官场阶梯之外便仅具有“皇帝的新衣”的功能，成了肮脏政客的遮羞布。
近二十多年来，关于道德滑坡问题一直论争不休。社会公德失范现象日益严重，确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各类腐败现象正向纵深蔓延的现实。被称之为“政治之癌”的腐败，已成了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也成了当前所面临的一项严峻而又持久的挑战。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腐败治理的相关法制不完善等有着密切的关系。问题便由此而生了：我们抓精神文明建设，抓了许多年，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加强了许多年，为什么却依然会出现这种文明失范、道德腐败现象呢？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等客观原因是无法作充分解释的，关键还在道德自身：无论是在当代道德建设中，还是在对传统美德的张扬中，公德、常德都是缺席或缺位的。按说这常德应是最寻常不过的，何以会缺位呢？
近些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一个国家国民道德水平的严重滑坡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政治的腐败和政治伦理的失范，带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没有政治上的改革，没有对官员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及整个干部队伍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提升，不可能有国民道德水平的提高。
难以想象，一个在各个领域都不遵守公共的道德、伦理、规范，没有共同权威的约束，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私德、行规盛行的社会会是健全的。因此，尽快填补"黑洞"走出"盲区"，需求公德建设的合理路径，需要逐渐扩大社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一方面还权于社会，让社会去形成自律性的公共道德规范管理约束自己。另一方面是允许舆论的批评监督，对那些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人和事进行公开的报道、批评，逐渐扭转社会舆论和风气对悖德行为的价值颠倒的判断。要扭转社会风气和公共道德，就必须着力去营造制约权力的法律、制度环境，惟有如此随着人们道德规范的逐步确立，外在的硬约束才会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软约束，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力才会不断增强。司马迁在总结了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之后，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一条非常重要的体会“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知所为禁者难知。”
孟子有一句名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就是说：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换言之也就是说法律除了规范以外，要真正发挥法律作用，离不开主体的素质、法律体制、人们的法律意识等。近年来，各级政府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从上到下公布过若干个“不准”，制定了无数守则，打击腐败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也不可谓不多，打击假冒伪劣、打击黑社会、铲除恶势力的法规不可谓不完善，但近几年却仍屡禁不止、屡打不绝。之所以出现这种怪现象，应该说道德失范是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我们不妨来看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华佗一生在民间行医，在诊断、治疗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由于他医术高明，名扬四海，很多人都对其医术赞叹不已。华佗叹了口气说：“我可比我两个哥哥差远了！”对方诧异道：“你还有两个哥哥，我们怎么都没听说过呢？”
华佗说：“我大哥擅长在日常生活中，把防病与日常生活习惯结合起来，把病消灭在发病以前。我二哥擅长发现在小病初起时，就及时进行纠正调理，没等病影响机能就已经好了。只有我是在病入膏肓了以后，痛苦不堪，没法调理自我纠正了才开刀放血，大动干戈，被迫作些挽留性命的抢救的手术。”
对方不解道：“那为啥你这么有名气，而他们则那么无人知晓”？华佗说：这不奇怪，当一个人沉静在幸福之中，不知不觉就把病没了，他没那多痛苦和急切的感受，他不会把你当作救星来感激你的，所以一般他想不起你；当一个人稍微有些病症和不适感时，经过简单的调理就自愈了，也不会留下太大的痛苦和感受，他也不会用太多的感激来记住你；而我是他在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帮他去除了一部分每天折磨他的坏死组织，他受的折磨和痛苦最多最难忘，他就把我当救星了。
那么，道德对腐败到底有没有内在抑制力，道德能不能成为抑制腐败的力量?相信看了这则故事，大家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 
| 帮助| 书酒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