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血腥味”


刘 仰　

   

    500年来，西方强国发动的战争，没有一次不是为了掠夺财富。它们坚信：消耗财富的战争会成为他们最大的发财工具。当“弱肉强食”的逻辑上升到文明的高度，西方文明便因此充满血腥。

    西方文明在自身的环境和文化逻辑中发展而成，自然有它适应自己的理由。但是，当把西方文明推行到全世界，它的问题就日益显现。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文、历史、环境，很多时候不能与西方文明相适应。在西方之外的世界里，人们甚至在感情上都难以同西方文明产生亲近感。强迫人们改变千百年来的习惯，常常会引发灾难。
   
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了西方文明的一系列特征，在我看来，有些并不属于西方文明独有的特征，如政教分离，如法制社会。有些所谓特征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源还在于经济模式，如市民社会。我认为，西方文明的特征大致有三：一是一神教，它导致了对绝对真理的幻想；二是个人主义，它导致难以克制的欲望膨胀；三是以物质财富为首要目标，导致了对地球资源无节制的消耗。西方文明这三个主要特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因而也常常造成自身的矛盾。

    西方文明虽然自认为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体系，但是，从个人主义到国家主权的逻辑延伸，使得西方文明的开放和多元常常不由自主地走向反面。因此，西方文明的顽症同时体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就像一个病人，身体内部的病变，常常导致病人与他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文明的危害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晰，随着西方文明扩展到全世界，它的危害也被放大，既伤害着世界，也伤害了西方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西方社会试图以各种方式弥补自身缺陷，将自己的文明体系合理化。然而，上述三个基本特征不改变，所有的弥补和修复都只能是暂时的，西方文明的根本性顽症并没有治愈，随时都会再次发病。

不管怎么定义文明，文明的差异首先就是财富，这是最直观也是最难以辩驳的差异。在财富相差不大的文明之间发生的冲突和战争，人们往往会用道义去衡量。而在财富相差悬殊的文明体之间，财富往往成为战争和冲突的唯一理由。胜利者似乎因传播财富的种子而得到宽恕，失败者似乎因贫穷而自取其辱。除此之外，抽象的文明口号都只是冲突和战争的包装。500年来，西方强国发动的战争，没有一次不是为了财富，消耗财富的战争反而成为最好的发财工具。在金钱至上的观念下，战争也因为其无可取代的发财功能而获得了巨大的合理性。

    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遭遇的失败，从形式上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然而，从本质上说，却是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每一次被入侵者打败，都没有失去文化上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且，入侵者也往往因在文化上被同化而得到谅解。唯独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的自我优越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被很多中国人断然抛弃，洗心革面成为中国近代和当代史上最尖锐的声音。在此之后，不管人们能说出多少理由，权衡东西方文化的终极标准，始终都是财富。这个标准似乎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但是，这很可能成为人类的遗憾。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所遭受的失败，最终产生了文化上的强烈自卑，这种自卑严重影响到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判断。当自身的一切价值几乎荡然无存，或者被怀疑毫无价值的时候，因空虚而产生的填充渴望，往往使人失去判断力。尤其当财富的差异悬殊到高不可攀的时候，企图斩断自身历史，换一个“出生证明”的做法就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辛亥革命后的100年间被不断重复。无论如何，中国近30年来在财富方面的成就，其意义不可低估，它使自卑得到缓解，由此可以用更长远的目光观察历史和世界，也由此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西方文明。本章的内容，从几个方面简单总结西方文明难以解决的顽症。当然，这并不是对西方文明的彻底否定。

一、上帝与真主“打架”，搞得地球不得安宁

    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原本同根同源，《古兰经》许多内容都来自《圣经》，但两者之间的冲突已有千年之久，原因是两拨信徒都主张世界只有唯一的神。一座天堂容不下两个神，从此人间纷争不断，亨廷顿美其名曰：文明的冲突。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一个著名理论，人们对于这个理论的争议很多。我认为，文明的冲突的确存在，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对于这个理论，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这种冲突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如果再用长远一点的眼光来看，我们还应该设问：这种冲突是否可能消失？如何才能消失？不少理论家已经做了很多基础工作，他们把世界上的文明分门别类地归纳，类似动植物学一样地归档，如汤因比所划分的文明种类超过20种。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化就会看到，文明的冲突主要存在于东西方之间。欧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都是人类历史上长远而持久的文明，这两者之间的碰撞，也造成了长远而持久的冲突。

    在我看来，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西方文明本身，冲突的爆发点之一是西方的宗教。

    西方宗教虽然有多种教派，但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神教，只信仰唯一的上帝，除此之外，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神。由于上帝的存在，这个唯一的神，就代表了唯一的真理。西方人在对上帝的信仰下，坚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的一切都是代表上帝的，是唯一正确的，不相信上帝的人都是错的。因此，他们出于一种拯救他人的“好心”，主动地到处传播“福音”，由此，宗教便成为冲突的源头。

    文明冲突最典型的事例之一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两者冲突了千年之久，而且这一冲突很难化解。

文明冲突的另一个典型是犹太人在欧洲的遭遇。犹太教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神教。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各自传播范围不同，信徒多寡不同，导致的仇恨成为世俗社会难以改变的歧视。这种仇恨和歧视居然在欧洲历史上蔓延了2000多年，其顽固和彻底实在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它所导致的最大恶果就是希特勒纳粹政府对于犹太人大规模地肉体消灭。当纳粹大屠杀发生时，欧洲教会保持了沉默，因为，在宗教理论上，欧洲教会并不反对这一行为。直到今天，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惨剧发生这么多年后，还是没有看到欧洲人在犹太问题上有什么深刻的反思。梵蒂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多年后，曾经向犹太人道歉，也修改了一些教会经典的有关内容，但还是避重就轻。犹太人问题是西方文明最丑陋的伤疤，是西方文明必然造成冲突的典型。如今，西方以轻描淡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这一漫长历史，并将责任推到纳粹头上，其实是不愿正视自己的丑陋。

    反观中国，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因多神或泛神而显得平静和包容，这是西方文明在本质上所缺乏的。历史上，曾经也有一些犹太人来到中国，在开封等地区建立了他们的社团。犹太人社团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凝聚力，因为外部的强大压力和歧视，使得他们不得不抱团。只有在中国，犹太社团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和歧视的状态下，最终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19世纪时，当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发现这样一个犹太社团居然与中国文化已经难以区分的时候，他们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惊讶。确实，犹太社团在中国文化中的变迁，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与犹太人在欧洲的遭遇相比，人们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西方文明极容易造成冲突，而东方文明从根本上就始终在努力消除一切冲突。

西方文明针对外部所制造的冲突，在西方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其根源就在于只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绝对正确的一神教信仰。500年来，西方文明的扩张与基督教的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教士几乎就是西方文明的先遣队。这一手持《圣经》和十字架的先遣部队，对于其他文明来说，实际上是精神世界的武装部队，他们对于其他文明的灵魂实施暴力摧残。美洲印第安文明因为西方文明的野蛮入侵而基本毁灭，今天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于印第安的历史文化缺乏可供研究的资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欧洲传教士认为印第安文明绝对是野蛮的，为了传播上帝的恩宠，他们大量销毁了印第安文明的各种文字材料，同时还附带消灭肉体。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其他各种文明无不因为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而岌岌可危。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只有在远离西方文明的地方，其他文明才有可能保留下来；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其他文明无一幸免地遭遇劫难。当西方文明提倡多元化的时候，这种一神教所导致的自以为是的绝对真理，常常成为多元化的毁灭力量。
   
文明冲突的另一个巨大隐患其实来自西方文明内部。虽然西方文明可以统称为基督教文明，但是在它的内部同样是有差别的。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欧洲出现了新教，梵蒂冈天主教对于新教的残酷镇压在欧洲历史上比比皆是，新教对于异己者的血腥镇压也不亚于梵蒂冈。基督教内部老宗教和新宗教的斗争，不同教派的矛盾，实际上还是争夺对唯一的神、对绝对真理的解释权。绝对真理导致绝对暴力，欧洲的宗教和历史向人们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今的西方社会，宗教力量已退居次要地位，但是，源自欧洲宗教的对于绝对真理的幻想依然存在。当年拿着《圣经》和十字架的传教士，如今举着自由、民主的旗帜，在后面跟着的，从当年的长剑和毛瑟枪，换成了如今的飞机和导弹。自以为是绝对真理化身的心态，在如今的西方社会依然大行其道。从大的方面说，它成为维护霸权和行使霸权的心理基础；从小的方面说，它成为到处惹是生非和主动挑衅别人的根源。因此，文明的冲突在西方文明的环境下，几乎是必然的。西方文明从根源上说，由于强烈的、对于绝对真理的幻想，因而是一种极具进攻性的文明。这一进攻性，同样存在于对于历史的态度上。

    对于上帝的信仰，还有一个重要的神话，那就是末日审判和天堂。这一神话把美好放在未来，放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在世俗社会中，它必然导致历史进步论，历史进步论的观点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种观念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将其绝对化以后，就会产生对过去历史的必然否定，还会产生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的结果。由此，也成为冲突的来源。

如果我们了解了西方文明不断制造冲突的根源，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跃然纸上：中国放弃以个别西方国家为榜样，接受西方文明的根本理念，是否能够成为像西方一样的发达国家？对此，中国必须首先回答另一个问题：我们愿意像西方一样不断在世界上制造冲突吗？如果答案是不愿意，那么，中国就不能以西方为榜样。
   
西方历史上发生的文明冲突，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还可以区分出主动和被动。但是，在大航海之后的500年间，随着西方文明独自塑造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几乎所有的文明冲突都是西方主动挑起的冲突，对内如此，对外同样如此。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文明不断制造冲突的现象，除了源自宗教的绝对真理幻想之外，还增添了新的要素。这个要素的驱动力同样强大，这就是欲望膨胀所导致的经济扩张。虽然亨廷顿认为世界文明不该是“单数”文明，而应该是“复数”文明，换句话说，世界不该由一种文明来统一，不该使世界文明一致化，但是，由于文明的差异首先表现为最直观的财富，因此，当追逐财富的欲望得不到控制，无止尽的经济扩张，很可能使得亨廷顿的“复数”文明成为空想。

二、我的文明与他的文明
   
世界文明跟动植物一样可划分许多种类，汤因比说至少有20种。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商业利益的争夺，四处扩张和侵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却选择了道德，闭关修炼和与世无争。财富终有穷尽，而道德源远流长。
   
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主义。个人至上原则牢不可破地确立，使得每个人的要求、主张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违法的除外）。这种个人主义在经济上带来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绝大多数个人的欲望总是超过个人创造财富、获得财富的能力；社会整体无数个人欲望的总和，永远超过社会整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国家主权和民主意愿的共同作用下，西方社会已经走过的道路证明，解决欲望和真实财富差距的办法，只有扩张。最原始的扩张是抢劫，后来是战争，现在是全球化。那么，当中国走上发展的道路，西方经济的这种永远扩张、不得不扩张的模式，能否被中国沿用？
   
西方社会从一个孩子开始，就培养竞争，功成名就的榜样几乎清一色都是财富英雄。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媒体内容和精美的广告一起，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在没有欲望的地方，现代经济总是绞尽脑汁地刺激出新的欲望；在欲望已经存在的地方，现代经济总是想方设法地刺激欲望将其无止尽地放大。一个人终其一生，在这种被刺激的欲望中生活，对于个人来说，得不到满足成为最大的痛苦;对于社会来说，满足所有的欲望叠加，已经成为一个负担和魔咒，经济增长像孙悟空脑袋上的紧箍咒一样，成为现代主权国家无法摆脱的困扰。由于欲望总是超过主权国家内部创造财富的真实能力，各个主权国家解决这一困扰的唯一办法，只有扩张。
    第一种扩张是直接抢劫。欧洲近代史早期的霸主，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例如西班牙对美洲金银的疯狂抢劫。第二种扩张是剥夺一部分人。西方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强国，无一不采用这种方式，如奴隶制。第三种扩张是战争。从发现新大陆以来，新的和旧的大国之间，为争夺财富所发起的大大小小的战争连绵不断。每一次战争的结果，其实就是财富的转移。日本对中国的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的“赔偿”中不仅收回了战争投资，而且还获得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上述种种扩张，是民族、国家、地域上的扩张，也就是对其他民族、国家、地域的野蛮侵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改变了经济扩张的方式。从原来野蛮、危险的方式，变成比较隐蔽的方式，但是，扩张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它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第一种，仍然是对外的扩张，表现为以巨型跨国公司替代殖民地。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省去了殖民地的管理成本，也避免了殖民地的道义负担。但是，跨国公司的扩张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这就是其他国家必须具有对于跨国公司的制度保障。获得这一制度保障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其他国家扶持一个关系紧密的独裁者，例如美国当年扶持伊朗国王巴列维。二是以“普世价值”、反恐等名义推行与自己相同的制度，例如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做法。这两种方式的标准，只在于让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合法化，并受到制度的保护，而不在乎跨国公司进入的国家其制度究竟如何，甚至连是否腐败也无所谓，反而可能因腐败而使跨国公司更容易获得好处。
   
第二种是向未来扩张，这一未来是指本国公民个人的未来财富，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贷款消费，提前消费未来。从本质上说，向个人的未来财富扩张的做法，与历史上剥夺一部分人的做法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更温和一些。事实上，向每一个人的未来财富扩张的成果，都被少数人在当前享受着，换句话说，少数主导这一扩张方式的人，利用人们膨胀的欲望，提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这种方式也有严重的问题。无数个人未来财富的汇总，实际上成为这个国家自身的未来财富。因此，当少数人在这一模式中大肆获利的时候，国家就必然大规模负债。国家的对外负债，其实也是一种经济扩张，这种扩张与抢劫和战争相比，差别只在于一点：抢劫与战争改变了财富的所有权，而国家对外负债名义上保留了别国的所有权，两者事实上都把财富据为己有。

不仅如此，无止尽的经济扩张，还大规模地延伸到自然资源领域。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的枯竭，将直接导致对西方社会现有经济模式的质疑。经济扩张同样涉及另一部分原本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例如森林、淡水。但是，西方经济模式造成的结果是，过度膨胀的欲望的扩张，远远超过自然的再生能力，出现难以逆转的竭泽而渔的局面。
   
西方从个人主义导致的经济模式，使得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在扩张中才能生存，这种模式导致一个主权国家必须拥有与自己不同的外部经济体，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成为必然的选择。当地球上只有个别国家这么做的时候，由于外部世界确实存在，在扩张还没有到尽头的时候，率先行动的经济扩张自然成为最先受益的国家。这种模式要想长期存在，只有一个条件——只有我扩张，别人都不能扩张。然而，我们看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最先采用扩张模式的西方国家，坚持认为它的模式是最好、最正确、最合理的模式，并且不遗余力地要求其他人都接受该模式。于是，所有的国家都开始采纳这种方式，所有的国家都开始扩张，结果，国与国之间的彼此扩张最终被相互抵消，除了向本国国民的未来扩张以外，所有国家都同时遭遇了“玻璃天花板”——扩张再也无效了，经济无法再增长了，却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对于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角度。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它让全人类第一次实实在在地知道了地球有多大。但是，500年前，“地球只有这么大”只是一个物理概念。500年后的今天，“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已不再只是个物理概念，而成为一个财富概念。假设西方的经济模式成为整个地球的唯一方式（实际上已经差不多了），那么，除了地球，还有哪里可以有外部世界来让人类不断地扩张？难道我们真的能指望外太空吗？从最现实、最可靠的观点出发，人类经济唯一可以扩张的空间，只有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然而，西方的经济模式正在毁灭这一再生能力。永远只能在扩张中生存的西方经济模式，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等于是人类在自掘坟墓。
   
中国加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从权利上说，西方没有任何理由限制中国采取西方行之数百年的扩张模式，这也是某些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主张中国应该管理更多世界资源的合理性所在。但是地球上现在有60亿人，中国人发自内心的道德感，使我们不愿意用不平等的方式对待其他人。
    然而，中国这一从人类道德原则出发的选择，并不能成为阻止西方心安理得享受扩张成果的理由，也不能成为阻止西方不断指责中国的借口。中国所需要改变的，是从个人主义的理论源头就形成的个人利益至上、自由高于一切等西方文明的基本观念。如果西方文明不愿意主动改变，中国也不妨按照西方的扩张经济模式大展拳脚，先以西方的模式超越西方，让西方在痛定思痛中真正地反思自己。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得不单独承担对于全人类的道德责任，那么，时刻不能忘记，以西方之矛攻西方之盾只是一个策略的选择，中国首先必须强大。一个弱小者的道德即使再高尚，常常也是没有力量的。
    500年前的哥伦布没有想到，他向西航行，寻找通向富饶中国的新航线，会到达一个未知的“新大陆”。从此，通向中国的航线被暂时阻断，西方文明在新大陆上建立并实践了一个看起来最为成功的社会模式。当这个模式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它遭遇了扩张模式的发展瓶颈。在西方文明经济扩张的尽头，写着中国人几千年前就留下的文字：天下财富有穷尽。这个诞生于中国农业社会的朴素观念，曾经创造了人文飞扬、精致华美的中华文化。中国人几千年来平静而安详地懂得一个最为简单的道理：富庶是需要的，但绝不是人生首要的。这个朴素的观念放大到社会，就是让全社会在富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
   
然而，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抢劫和奴役他人，使得西方文明从未觉得财富终有穷尽时。自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由于找到了一种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其超大规模、超高效率的财富创造能力，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广泛深入，正不断得到反馈，使得西方文明为全人类营造了一个虚幻的观念，仿佛人类从此走上永无止境的财富增长之路。这种财富观念与释放所有欲望的社会主张相配合，全部满足欲望，被当成唯一的幸福。欲望的产生不仅不受到克制，而且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任何克制欲望的观念，几乎都成为过街老鼠。人类社会最大的罪恶，似乎就是限制欲望的满足。而中国人早在农业社会就发出的“天下财富有穷尽”的告诫，已经成为一声听不到的喃喃细语。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新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创新、消费未来，更让财富永无止境的幻觉得到强化。如今，面对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意识到，巨大的金融泡沫，其实已经让“财富永无止境”观念谢幕。

三、全球无产者的困境
   
无产者，一帮混不下去的社会边缘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个群体不止一次扮演了改变历史轨迹的角色。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太平天国等，都是因为一批人把另一批人逼上了绝路。历史的悖论在于：无产者一旦变成了有产者，其革命性就会丧失，甚至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财产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它是生活的保障和依靠。财产概念一般是指个人拥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以叫做财富。中国古人也同样意识到，财富分配对于社会非常重要，只有合理的财富分配，才能使社会稳定与和谐。财产或财富涉及到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获得，二是如何分配。社会的不稳定，或者一种文明的最终消失，要么是个人和社会财富获得能力的减弱或消失所致，要么是财富分配方式严重不合理造成社会矛盾尖锐无法调和所致。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合理获得财富。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中国古人凭借着聪明才智，合理的财富获得方式使得全社会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增长。工业社会来临之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对于全社会财富的分配，也渐渐摸索出全世界最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这就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效率低下、落后等概念，是相对工业而言。在没有大工业的年代，小农经济使得财富的产生与分配，到达一个合理的平衡。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无产者的态度是否定的。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总是要尽量减少无产者，无产者在中国古代不是个人的光荣，也不是社会的光荣。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无产者数量众多，一定会成为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会加剧社会矛盾。所谓安居乐业，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合理正当的谋生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就像私有土地一样，其产出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中国古代社会在某些特殊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无产者，最终形成农民起义，进而改朝换代，结果依然是绝大多数人重新成为有产者，并且重新实现社会财富相对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成为无产者；无产者越少，社会就越繁荣健康。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前，只有欧洲宗教倡导这样的口号：做无产者是光荣的。当年的欧洲教会有一些教派，身体力行地做无产者，并向普通人传播他们的教义。与普通人做贫穷的无产者不同，教会的无产者只是表面上物质的无产者，事实上，他们掌握着巨大的精神权力。
   
工业社会彻底改变了财富的获得方式，也改变了生产资料的形式。但是，西方工业社会提供了提高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却没有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方面产生真正合理的制度。工业社会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不断制造无产者，这是工业社会创造财富的方式决定的，无产者成为工业社会难以摆脱的伴随物。如何解决无产者问题，是工业社会一个最为头疼的难题。

工业社会制造出大批无产者有几个原因。
   
首先，最有价值的财富形式发生了改变。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虽然有肥沃和贫瘠的差别，但差别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差别，有时候可以用占有土地的多寡来平衡。当小农经济主张相对平均地分配土地时，财富分配也就比较容易实现相对平均。而工业社会产生财富的方式，已经不把利用土地种植庄稼，或者养殖动物作为主要手段。工业社会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土地所蕴含的矿藏，矿藏分布的不均匀，使得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失去意义，也使得巨大的贫富差别有了客观上的依据。一旦矿藏被发现，资本运作的方式总是将原先这片土地的主人赶走，不管是抢占土地，还是买下个人的小片土地，最终都造成原先依赖这块土地的人变成无产者。从生产资料的角度看，矿藏作为工业社会最有价值的生产资料之一，体现了工业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生产资料高度集中。
   
其次，工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大高于农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工业几乎控制了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例如，种子、化肥、农药、高附加值农产品等，农民在工业的多重入侵下，即便拥有小块土地，也难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土地的农业生产价值大大降低，除非变成大规模的机械化农场，否则，只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另谋生路，这也是无产者产生的一个原因。
    第三，工业社会最有效率的生产资料大多表现为大型和复杂的机器，所有权制度使得机器这一最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呈现高度集中的状况。因此，大规模、批量化的大工业生产，对于手工业者的生存也构成巨大威胁，最终也使他们成为无产者的一员。此外，科学技术不断帮助工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是追求利润的必然。不管是制造还是管理，每一次效率的提高，必然是人工的减少，被裁减的员工也不得不加入到无产者的队伍中去。
   
无产者由于时刻受到巨大的生存威胁，成为社会危机的源头。早期工业国家之所以没有被大量无产者的焦虑和愤怒淹没，有它特殊的原因。奴隶制是解决方式之一。利用制度、宗教或者其他思想灌输手段，让一部分人被迫成为奴隶，也就是无产者。殖民地是另一种解决方式，利用天然的族群差异，将其他民族变成无产民族，并以暴力手段强迫其接受劣等地位。这两种方式的作用可以减少国内无产者的数量。然而，在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工业化国家内部，依然时刻产生出大量的无产者。世界上最早、最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例如英国，在面对内部产生大量无产者的时候，还采取了向外输出无产者的方式。无产者移民到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后，抢占土著人的财产，包括土地、矿藏等一切资源，摇身一变成为有产者。
    对于中国来说，以西方模式走上工业化道路，也将产生大量的无产者。中国不可能实行奴隶制，不可能搞殖民地，也没有“无主”土地可供输出无产者。向外扩张来解决无产者问题，是西方社会工业化的首选方案。这一难题是否能够解决好，成为一个国家能否荣登霸主的重要基础之一。早期工业化国家中，英美选择了几乎毫无抵抗的“野蛮人”作为扩张对象，这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地球只有这么大，扩张总有尽头。而且，后起者的扩张，还会遭遇先行扩张者的坚决抵抗，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对于德国、意大利、日本开拓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战争。这一军国主义方式，也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
   
苏联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工业化起步晚 ，工业化程度落后，只好采用公有制方式。苏联的这一解决方案在中国也实行了一段时间，在实践上也存在着问题。公有制就是对内的革命，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现象，以公有制的方式让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变成最大限度的分散，从而避免无产者的产生。这种方式难以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无产者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无产者参与革命的目的，其实是想变成有产者。但是，如果革命成功后，无产者真的变成有产者，革命性就会丧失，甚至会反对革命，从而变成自己曾经革命的对象。因此，为了保持无产者的革命性，不得不随时对新产生的有产者实行革命，因此，即便在无产者革命成功后，这种理论也很难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

就人性而言，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财产。要让每个人长期保持无产者的革命性，其实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只有渴望变成有产者，无产者的革命性才会产生。变成有产者的渴望越是强烈，革命便越彻底。事实上，无产者革命成功后，也并非没有任何个人财产，但是，为了革命的纯洁性，就必须保持极端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造成的第一个问题是，名义上是公有财产，但是由于无法落实到每一个公民身上，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积极性不高。第二个问题是，在实践过程中，名义上的公有财产往往被掌握权力的具体个人控制，从而打破平均主义的原则。于是，当无产者革命成功后，一方面变为有产者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掌握权力的人很容易成为隐形的有产者，长期保持的革命性，就会使革命对象再次发生转移，从国外对象又转到国内。由此可见，无产者的革命性，应该只是在社会财富极端不合理分配的情况下，并且，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解决时产生的。一个社会不应该让大多数社会成员长期保持革命性，否则，结局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公有制的根本性矛盾在于：每个无产者都希望成为有产者，因此才具有了革命性，但是革命的结果又难以允许无产者成为有产者。
   
苏联的公有制模式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彻底、全面地推行公有制，确实因其内在矛盾而难以为继。在另一些国家，人们也不断尝试用其他方式来解决工业化不断制造无产者的难题。美国的方式是形成大批的中产阶级。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导向，这一点，与被奉为天条的自由经济原则相违背。此外，经济扩张使得虚拟经济和金融财富成为最高境界，它导致了中产阶级财富的虚拟化，如股票或债券等，在一次次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中，经常因泡沫破裂而消失。同时，以房屋、汽车等大宗消费品作为中产阶级的财富保障，必须制造消费品永远保值的假象，而事实上，任何大宗消费品永远都在持续贬值。欧洲国家较多采用社会福利的方式，虽然在目前看来是较好的方式，然而，它能否持续是值得怀疑的。社会福利的问题在于，如果政府没钱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而且，国家福利用国籍形成了个人难以跨越的壁垒，这种壁垒将导致竞争力的严重下降。
   
由此可见，工业化国家中，所有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公民，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都是无产者。将劳动成为个人的唯一财产，成为个人唯一可供出售的商品，靠出卖劳动力和脑力为生，是无产者的无奈选择，也成为全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上述种种解决工业社会不断制造无产者这一难题的方式，都有局限和缺陷。对于中国来说，前面几种方式已经无须考虑，后面的两种方式，也很难简单照搬，毕竟中国有8亿多农民，庞大的人口基数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国在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如何解决不断出现的无产者问题，除了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之外，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四、“落后就要挨打”？
   

回顾历史发现，没有一个大国不打人的，也没有一个大国不挨打的。英国打了西班牙，却挨了德国的揍；日本打了中国，却吃了美国的原子弹；美国打了朝鲜，却被中国棒打。2001年9月美国本土遭到袭击，对它下手的竟是一个超国家形态的基地组织。许多事实表明：不落后，也会挨打。
   
西方文明主导世界已经数百年，以西方为榜样，向西方学习，然后变成西方那样，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很多后起国家的普遍认识。但是，不管后起国家是否决定向西方学习，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很多后起国家都遭受过西方老师的侵略，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老师打学生。中国近代史上，被老师痛打的事情也多次发生，而且每次都被打得很惨。那么，学生应该怎么办？是继续向老师学习，还是愤然而去，或者是与老师对打？
   
老师打学生，反映出老师身上有些坏毛病，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学习老师身上的好东西、真本事。假设有一个数学老师脾气暴躁，经常体罚或痛打学生，我们可以说，老师打人不能学，但是，老师传授的数学知识还是应该学的。数学老师打人不等于数学知识就是坏的。西方老师有一堂专业课，题目叫做“落后就要挨打”，老师教课的内容就是痛打落后者。在这种情况下，学还是不学？我们发现，没有一个西方大国不打人，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不挨打。在西方大国轮番崛起的道路上，充满战火和硝烟。如此看来，“落后就要挨打”，像是一堂向西方学习的必修课。由此我们怀疑：只学知识，不学打人，是否也能获得像西方一样的发展？
   
西方老师的打人，并不仅仅因为脾气暴躁，而是一种战争发财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对于战争抱持相同的观点，那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用战争摧毁他人是天经地义的，胜利一方对失败一方实施抢劫掠夺也是必然的、没有道德愧疚的。战争虽然是消耗财富的行为，但是，战胜之后的掠夺，可以获得更大的回报。因此，西方近代历史上，战争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重大投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有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很少有人对于这种战争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由于战争的合法性不受质疑，战争的道义性就无足轻重，落后就要挨打，在西方老师彼此之间，就像是愿赌服输的游戏规则。
    由于这种游戏玩的是战争投资和发财，因此，敌我关系是随时变化的。昨日的敌人，今天就能携手，明天可能又会反目。有些人经常说，西方人不记仇，打过以后，打出个结果，就相互原谅。并且，他们将此现象用“宽恕”这一道德元素来解释。在树立西方榜样的时候，这种观点还会同时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没有宽恕精神，中国人有道德缺陷，因为中国人总是记仇，总是对以前遭受的挨打或委屈念念不忘。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对于打人和挨打的宽恕，对于敌友关系转化的随意，实际上是因为打人的事情太频繁了，打人已经变成家常便饭。当“用拳头说话”成为普遍规则的时候，输的一方会心甘情愿，胜的一方会心安理得。如果下一次胜负发生逆转，双方的心情也会对换。因此，这种现象其实是奉行野蛮的武力原则的结果，是把战争和打人当儿戏的结果。在这种野蛮原则下，“落后就要挨打”对于胜者来说，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胜利宣言；对于输者来说，是自我安慰地接受现实。
    而中国人不愿接受“用拳头说话”的野蛮法则。
   
中国人不喜欢打人，同样不喜欢被打，一旦遭遇了暴力或侵犯，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一样，先接受这一次暴力的结果，再设想下一次反败为胜的转折。中国人会要求对这一次的彻底清算，因为，中国人并不希望下一次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管输赢如何，中国人都不希望会有下一次。正是因为这一和平的愿望，才使得中国人对每一次暴力都很在意，希望首先得到良心的清算。如果暴力被施暴者轻描淡写地遗忘，甚至施暴者还享受着施暴所获得的好处，中国人便永远不会遗忘。这并不是中国人爱记仇，这其实是对于没有良心悔改的暴力永不给予宽恕。
   
这还意味着不能用廉价的宽恕使得毫无悔改的暴力合法化。这是拒绝暴力的更高境界，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对于“用拳头说话”这一野蛮法则的彻底鄙视。当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差异时，我认为，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一些坏东西，例如“用拳头说话”这一野蛮法则。然而，西方老师这一野蛮法则的后果却是很严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胜利方为了收回战争投资，给失败方制定了非常严厉的赔偿条件。当年美国总统威尔逊看到《凡尔赛和约》草案时说：如果我是德国总统，我绝对不会签这样的和约。当年的英国首相在《凡尔赛和约》签署后私下对人说：这个条约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毁约，二是战争，它只是一份20年的休战书。193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方之一德国，以“闪电战”袭击波兰，向全世界实施了疯狂的报复。距德国签署《凡尔赛和约》整整20年又2个月零3天。我们不能不佩服胜利方领导人20年前的预言，但是，我们也很疑惑，既然早就知道会导致战争，为何不在20年前消除隐患，而是故意埋下精确的定时炸弹？
   
由于工业化带来的技术进步，西方文明的战争发财术也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消耗越来越多，破坏程度也越来越高，残酷性越来越触目惊心。战争成为一场漫长地拼消耗的豪赌，一个国家往往把自己的一切全都押到这场赌博中。工业化以后的战争，开始变得极为昂贵。对于战争发财术来说，它的危机在于，由于战争投资过于巨大，即使获胜，能否获得超额回报，也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约，使得战争发财术在日益昂贵的战争投资下，遭遇了第一次失败——胜利方榨干失败方的最后一滴油水，也难以收回投资，更何况赚到高额利润；失败方因沉重的战争赔偿而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卧薪尝胆，终于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是战胜国。面对给中国造成巨大伤害的日本，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让日本赔得倾家荡产，让日本几代人都为这场战争付出代价。当初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时候，日本从中国身上捞回战争投资的举动多么疯狂。然而，战争发财术的规则被西方人改变了——战败国不再支付战争赔偿。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是战争发财术最大的受益者，日本打赢的战争都拿到了巨额赔偿，日本打输的战争却不必赔偿了。这样的好事绝无仅有。而中国恰好相反，打输的战争支付了赔偿，打赢的战争却没有得到赔偿。中国因此成为西方战争发财术的最大受害者。那么，西方老师“打人”这堂专业课，中国还要学吗？学也没用了。于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了一件事情：当我们无法参与规则的制定时，当我们不得不接受别人制定的规则时，我们只能是受害者。中国要想参与规则的制定，首先就必须强大。
   
对于西方来说，“落后就要挨打”是战争胜负双方共同接受的原则，它既是对胜利者的肯定，也是对失败者的刺激。因此，这一貌似真理的法则只能导致更多的战争。“落后就要挨打”之所以在全世界畅行无阻，是因为西方文明把弱肉强食的野蛮当成了普遍真理。对于中国来说，“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血的教训，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不会把“落后就要挨打”当成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就算至今都无法改变，也决不能说明打人就是对的。这个野蛮法则不应该成为打人者的避风港，也不应该成为宽恕打人者的理由。
   
当然，“落后就要挨打”也不能成为被打者自我安慰的麻醉，不应该成为被打者以更大武力实施报复的借口。在个体之间，“落后就要挨打”，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果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社会，这个法则可以招摇过市，就只能说明，由西方强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是无法无天的。而中国的责任，是要改变它。这需要中国强大起来。因为西方大国的发展无一不是靠打人起家的，而中国向西方学习也只能只学知识，不能学打人，中国没有榜样，只能寻求自己的方式来发展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