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殇思录（二）------政权、经济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 『春秋史话』 - 书酒国风

诗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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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1 00:52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加为好友

甲午殇思录（二）------政权、经济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甲午殇思录(二)
------政权、经济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一）
1894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清政府宣战，这是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中日两国命运的改变：胜利者迈入了近代列强的行列，但之后日本帝国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承受割地赔款之辱，且刚刚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亦被拦腰打断。当时清政府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中国人当中的一部份先行者已经看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有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思考。魏源曾经说过要“师夷之长计以制夷”，就是要学习外国人的技术来制外国人。李鸿章曾经最早倡导说“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就有了后来绵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重点就是仿效西方，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保卫国家的海防。这是当时的中国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回应。
　　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面临亡国灭种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中日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把效仿西方、脱亚入欧(就是它要离开亚洲进入欧洲这样的一个理想)和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了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具体的步骤。这样，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碰撞。
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会对中国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威胁，在民族兴亡的竞争中，日本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假设敌。在1874年的时候李鸿章就曾经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重视海防建设，组建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
日本方面：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
　　中国方面：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王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政府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
欧美方面：那时候，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二）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在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当时中国一部份的官员发布过高昂的抗战言论，中国官兵也曾有过英勇的抵抗，但是从全局上看，当时中国官方对于战争的战略指导和军事运用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是准备得好的，所以首战即败，每战皆败，无论是西式装备的海军，还是相对落后的陆军，战争爆发之后军事一败涂地，仅仅半年就在战争中全面崩溃。交战双方，日本是虎视眈眈，有备而来，时刻在寻找时机，战略上日本是主动的。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作为日本强行干预、挑起中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训练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同中国来决战、最终通过朝鲜作为一个跳板踏上大陆、继而称霸世界却是日本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无论当时中国花多少钱买装备，或者不买装备，造颐和园，或者不造颐和园，中国在战略上都是被动的、消极的。日本是在寻求崛起，并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崛起的本钱就是实力。中国呢，是在防止坠落，它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防止自己从世界中心地位的坠落。有一些人认为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可以免于坠落，而更多的中国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坠落的地位。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这就是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人对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那种改革的状况、社会的状况所做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
　　中国近代海军从成立起花费巨大，却从来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船，足以说明深层次的许多问题。客观来说，前后三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就是同治和光绪年间的重新的兴旺，我们称之为现在叫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军事装备，教育和培养了一支北洋海军，但是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没有造就出一支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一次国运相搏。战前，日本的谋略就非常明晰，它要通过甲午战争不但打败中国，还要割断朝鲜同中国历史悠久的联系，最终通过征服朝鲜来征服中国，最后控制整个亚洲。甲午战争中，日本准确地按照了这个策略进行军事扩张，战后日本不仅夺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马关条约》还使得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中国经济陷于崩溃，也使得日本得以运用这笔巨大的赔款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于后来的中日关系影响非常大。
　　《马关条约》以后对日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契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军费实际开支是2亿日元，相当于它1893年正常财政开支8000万日元的2.5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向日本赔偿了2亿两白银，又因为赎回辽东半岛而追加了3000万两白银，总计是2.3亿两白银，折合成英镑大约是3700万，加上我们分年偿付的利息350万镑——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3.64亿元日元。日本去除它的战争成本，它纯粹从中国获得的赔款，也就是说它的战争纯利，是1.7亿日元。
战后日本拿到了中国的这笔赔款以后派在什么用途?
首先，日本把中国的战争赔款运用于军事扩张，从1896到1902年七年间，日本陆军的扩张费达到5400万日元，海军的扩张费达到了1.25亿日元，合计是1.79亿日元。这笔巨款使得日本军队进一步扩张，为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奠定了军事基础。
第二，日本把当时所获的全部赔款加上中国偿付的利息，价值4000余万英镑，全部储存在英国的苏格兰银行，然后从中提出7260万日元作为银元兑换准备金，完成了日本从银本位变为金本位的币制改革，这样就使得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第三，日本用中国的赔偿建立了三项基金：一个是花3000万日元建立了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一个是花1000万日元建立了灾害准备基金，第三是用1000万日元建立了教育基金。他说这个钱在平时可以用于这三个基金，到了战时全部卖出这些基金，就可以用作军需。
　　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日本在《马关条约》逼迫中国偿付了巨大的战争赔款以后，它拨出2000万日元送给皇室，作为感谢日本天皇节约皇室费用来发展日本海军，现在日本战争打赢了，他们拨出两千万日元让皇室用于他们的消费。这个事件正好同中国满清皇室在战前大肆挥霍国家有限的财力，而对于军事准备投入不足，海军经费被运用在修建颐和园等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使人感慨万千。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从1896到1897年，日本的经济开始进一步的起飞，日本的国家财力得到大幅度地提升，从此，中日两国的国运就在甲午战争之后迅速地拉开了距离。

（三）　　
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䜣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但他们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清朝末年，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朝廷分成帝后两党，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是政治原因。当时统治中国并主持战争的清朝政府极端腐朽没落，不可能领导一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四）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角、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负有直接的和无法推卸的责任。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至少包括外交、用人、军事三个方面。
　　第一，从外交上看，客观地讲，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对于中国当时所处地位认识得较为深刻并且不断地做出改革回应的先行者。他目睹时局艰难，从承认中国国力和装备不如外国出发，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可惜，弱国无外交，从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到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几乎所有的外交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想以夷制夷，利用外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但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使他总是被别人玩弄，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
　　第二，从用人上分析，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干部准备、人才准备是极为不足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社会的变化、对于中国以外当时就是很现代化的一个西方世界是完全隔膜的。仅凭激烈的爱国言论其实不能治国平天下。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清政府第一批派往欧洲留学海军是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到德国学习军事，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就发现这几个人在德国不遵守纪律，老是犯事故，出去赌博，笑话实在很多。当时一个德国人就问他说：你们怎么派这样的人到德国来留学啊?李凤苞——就是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回答说：这种当兵的人本来就是无赖子弟，本非上品。就是说这些人——不上品的人——就是当兵的。那个德国人马上就问他：你们中国派这样的人离国七万里，到德国来留学军事，怎么能够这么轻率?如果我把你这种答复告诉德国海军部，那你们这七个人不是更被看不起吗?这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留学西方的一个基本看法，和西方人对中国派这样的人去留学的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李鸿章在用人当中，一方面用了这样一些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人，更多的是用了一批当年跟随他淮军打仗起家的一些部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些人同李鸿章“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当年是共患难，现在是共享功名——“徇他私情，展转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方的前线指挥官大多数将领和官员的表现大都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战争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从军事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北洋海军的运用，李鸿章对于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样一支战略打击力量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而称霸世界，美国人马汉提出了海权概念而震动了世界，也推动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称霸，日本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所以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的战略决战的机会。而中国呢，中国海军是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我们从甲午战争中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乃至战争间隙中的海军运用，看到辽东的反登陆作战，山东的反登陆作战，刘公岛的保卫战，这些失败全部都体现了海军战略失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五）
   一般来说，在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社会的主要矛盾会由阶级矛盾、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统治集团也会把反侵略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但清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而买办化则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一是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英德法俄美意等国的驻华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而干涉军事。英国人赫德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插手许多政治事务。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稍有不从便以派遣兵舰进行恫吓。列强还通过派到中国军队的顾问(有的还在军队任职)控制中国的军事。
   二是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航运、商贸、进出口、金融、财政都很大程度上被列强控制。中国迅速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政治上、经济上半殖民地化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买办化。一批为外国侵略者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化官僚集团产生了。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洋务派地方上以湘、淮军阀为首，以主持北洋集团的李鸿章为代表;在朝廷里以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为代表，而他们的总后台是慈禧太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李鸿章、张之洞等封建军阀，认识到封建末世的内忧外患是“中国数千年之大变局”，为了挽救封建统治，掀起“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以举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组建新式海陆军为主要内容，从60年代到甲午战前进行了30多年。洋务运动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相对提升了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始至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买办性。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洋务运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但它从一开始就始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迅速买办化，形成一批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官僚集团。他们早已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与洋人暗通款曲，内外呼应。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买办性的特点。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业务上是外国企业的附属;创办者大部分是官僚、买办。经济上的买办化决定了政治上的买办化。郭沫若认为：“有些买办凭籍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经济上、政治上的买办化决定了军事、军队的买办化，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改组中国军队主权必须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而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有损于我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买办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动。封建政权从维护统治出发，还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战争，如清朝初期抵御沙俄的战争，收复台湾的战争等，但买办化的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们既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容的一面。列强既要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于此。
　　洋务派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与交易，在北洋军阀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问题可能没有说的这么严重，但参照各种资料，此类情况也还确实存在。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说：“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
   这样一个朝廷，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

（六）
   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如今，中日两国又站到了历史新一轮的起跑线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以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断地发出战争言论，中国人脑海深处的历史记忆被激活。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能会重演。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也有惊人的相似性。
　　甲午一战，大清输在掉以轻心，输在尾大不掉;输在老大帝国的傲慢上。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国力已经恢复到一定的强度，但同时，如何面对近邻日本的难题又一次摆在了中国的面前。而半世纪多以来贴有二战战败国标签的日本，有一些右翼分子则再次期待一场新的冲突或战争能让日本走上所谓正常国家道路，还能再次打乱中国的崛起进程。
　　118周年后，再回首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都是必要的。118周年后，再回首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处的创伤，但痛楚、耻辱、愤怒、遗憾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思考……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清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处境，欧美列强又开始觊觎日本。这才使当时的日本上层觉得，如果不建立近代化的国家观念，把这些岛子、藩邦拢成一体，即使是四面环海的日本，也将会很快“国将不国”了。
　　与近代国家观念同时引进的还有殖民主义——善于学习“最先进”的日本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如果不想被殖民，那就要殖民。所以，日本就有了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后就有了近代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对外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
　　甲午战争助力日本走上列强之路。明治宪法的颁布、部分改变不平等条约，以及甲午战争，被认为是日本跨入近代社会，也就是所谓“脱亚入欧”的三大标志。而甲午战争的导火索则事起朝鲜半岛。
　　明治后，日本一直要求与朝鲜交换修好条约而长期未果，恼羞成怒，派军舰到半岛沿岸测量，双方交战，日本增派军舰，1876年终于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约》。
　　其实，在此前1871年，中(清)日虽然签订了修好条约，但琉球王国的归属未定，海界未划。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1879年日本入侵并吞并琉球。一直对日“绥靖”的清政府加强了警戒，开始建设北洋水师，但这又成为日本加紧军备扩张的借口。
　　戒备日本进一步控制朝鲜的清政府，促使朝鲜与西洋各国缔约。1882年，美国与朝鲜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但由于清在朝驻军问题，朝鲜朝野纷争，又有壬午和甲申两次政变，协助镇压“甲申政变”的清兵与支持政变的日本警卫兵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伤亡，成为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借口。1885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清日双方都从朝鲜撤兵。
　　日本真正的目的，在于排除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取而代之。日本正式向清政府宣战是在1894年的8月1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朝鲜脱离了大清的册封，而被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直至1910年彻底被日本吞并。
　　而日本以甲午战争为契机，以令中国不可思议的速度，跻身世界列强。
　　日本近代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海战史——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而对于中国而言，近代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海战，就是甲午海战，还打败了。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军队被解散。但日本旧海军的成员却以各种形式非公开地对战争作了长时间的、大范围的“反省”。
   至今被披露的记录有二。
   其一是战后1945年至1946年，由原海军首脑举行的4次“特别座谈会”，参加者包括七、八名原海军大将级人物在内的原海军指挥官29人。讨论从日本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到太平洋战争，以及军部的战争责任等。记录曾译成英文上交给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后被每日新闻社整理出版。
　　其二是留下了文字记录和约400小时录音带的“海军反省会”。这一由个人发起组织的“学习会”，从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间一共举行了131次。参加者从旧海军中将到少尉至少有二三十人。内容涉及开战、特攻，以及战后旧海军省如何向远东军事法庭做工作，为旧海军干部减刑等等。日本NHK收集整理了这些资料后，于2009年播出了三集特别节目《日本海军400小时的证言》，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当然，这些资料与甲午战争没有直接联系。所谓“反省”并不是中国人所期望的对战争罪行的反省。但是，就在日本战败，海军不复存在，甚至新宪法规定日本将不能持有军队的前提下，旧海军的成员们还是如此认真细致地反省过去，这种精神令人不寒而栗。
　　查阅日本的这些资料，让我们感受最深切的，是日本民族对海洋的执着。这种执着，在甲午战争118年后、太平洋战争开战7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与有关邻国愈演愈烈的“岛争”中，又一次强烈地显现出来。
　　118年前，中日各自走在自己的十字路口，然而两国间爆发的这场战争，却彻底了改变了双方的历史轨迹。战争之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受了割地赔款的耻辱，由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凭借战争所获得的丰厚赔偿，一跃而入列强队伍。
　　甲午一战，大清输在掉以轻心，输在尾大不掉;输在国力空虚，输在老大帝国的傲慢上。100多年后的中国，国力已经恢复到一定的强度。但同时留给我们的课题却是，如何掌控局势，更在于如何能动地掌控中日局势。
　　118年后，再次回首这场战争对中国而言，十分必要。贴有二战战败国标签的日本，一直想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即修改《和平宪法》，拥有名正言顺的国家军队。而在日本右翼极端势力眼中，最能帮助日本实现这个目标的，就是一场战争。或许，在这些势力的如意算盘里，认为如果操控得好，一场合适的冲突既能让日本走上正常国家道路，还能再次打乱中国的崛起进程。
　　历史告诉中国，日本社会中具有这样的危险基因与帝国冲动，并且日本时刻都在做细致的准备，只要有机会，它就会牢牢抓住，并狠狠地咬上人一口。百多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多次印证了这一点。

（七）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来说，既是一种悲哀，也有几分幸运，毕竟，这场战争为辛亥革命与清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从那个时代开始，外来侵略一直成为缠绕东方大陆的梦魇。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就催生了中华革命的历史纪元。所以，甲午战争的正面意义，就在于引导有识之士反思，并催生新中华的文明。
　　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并非仅仅是政治制度本身，因为政治制度也只是社会文化发生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前提。为何中国人一开始就认定“祖宗之法不可变”?为何中国人一开始就无法理解西方民主制度却一概拒绝?为何中国人死抱着封建官僚制度观念不放?而日本人一开始就不惜代价奋起直追西方思想与制度?原因是多方面的，毕竟中国人是个农耕民族，头脑中儒家等级思想加上皇帝体制思维牢不可破，一方面具有小农式的狭隘心态，自私自利，贪婪懦弱，妥协中庸，无大局观念;另一方面中国文人缺少西方式的科学与逻辑思维方式，迷信权威、缺少独立思考、没有经历过西方基督教博爱精神洗礼，缺少独立人格，凡事依赖政府官僚，无法进入民主文明社会。相比之下，日本这个海洋民族本性团结，逻辑能力较中国人强，善于学习他人长处，国民具有社会责任感，同仇敌忾，举国相拼，连俄国美国也怕他们几分。另外一点，日本人虽然崇拜天皇，但却不迷信天皇，尊敬但不盲从，这也是虚君制度的善果之一，而中国人却一直停留在“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思想境界水平。
　　中国人真的无法超脱这种水平吗?答案是否定的。新保钓运动开启了新抗日运动，这个运动表面上看是针对日本人的军国主义入侵，更深层的是激发了国人对于中国落后社会文化的反思。比如，什么是文明爱国?如何在与日本美国交手中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与政治思想水平?如何深刻检讨农耕文化缺陷打造西方现代文明?中国必须通过与这些高手过招才能激发国人反省，否则只会依然如同洋务运动那样失败，官本位社会依然我行我素毫无反省，我们这个小农儒家文化社会依然腐而不死。看看中国人血统的新加坡就知道，中国人不傻，就缺少一个锻炼机会，缺少一个政治改革契机，小小新加坡岛国全面实施西方文明教育，同时保留了中华文明健康的部分内容，取舍之间充满智慧，如今是东南亚最强军事国家，如同东方以色列国，这是对国人极大讽刺与鞭策。新抗日运动是中国走向西方文明社会的一次重大契机，甲午战争没上完的课必须就此补足。
   清末思想家黄遵宪赋诗言志：“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如其偷生为降虏，不如战死为义民。”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进，甲午战争至今118年了。今天的中国早已摆脱了任人欺凌的屈辱地位。我们今天来纪念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怀念历史，更多地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拥有了和平发展的环境，在我们自己的感受当中，似乎战争、动乱都是别的国家相当遥远的一个新闻，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我们实在还是处在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消长，使我们必须以全新的目光审视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讲，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希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并不取决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都唤醒我们要时刻回顾历史，居安思危。118周年后，再回首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都是必要的。118周年后，再回首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处的创伤，但痛楚、耻辱、愤怒、遗憾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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