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比较观之二
            ------毛泽东与蒋介石用人观比较
            （一）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创造了无数生动丰富的用人范例，有的甚至可以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绝唱。秋收暴动之后，毛泽东把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在这绵延几百公里的偏远山区，原来就存有自发的农民武装，对这些绿林好汉，有人主张消灭，毛泽东则主张团结。他把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引上了正路，不仅增强了革命力量，使红军在井冈山站住了脚，为中国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而且为共产党以后改造类似的农民武装提供了新鲜经验。这一策略，为党输送了难以计数的人才。用一句“用人不疑”的老话，正因为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和他的独特用人之道，所以在那样战争年代会涌现出无数英雄，为中国革命而浴血奋战。
　　从某种程度上说，蒋介石是个枭雄。他对中国是有贡献的，最大的功绩是在清末军阀割据的乱世中，领导两次北伐，统一了乱世中的中国。这就相对使得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了，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同时大力推广文化教育事业，使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他的一生都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后来虽然是退守台湾，但他始终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蒋介石的坚定的认为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整体，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台湾更好的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长久以来都未改变对自身是中国一部分的认识。总的来看，蒋介石是无愧于华夏的，但是历史的偶然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另一个更加独特的人物——毛泽东共同统治中国并在这个国家里决一雌雄，这是他的不幸。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但从用人方面来说，他因为自身的性格缺陷，多疑善变，导致了他的悲剧。
　　 蒋介石的用人之道,一要忠心,二要有能力。 蒋介石爱才，爱有能力的人，有时真到了“求贤若渴”的境地，犹如刘备曹操一般。特别是对自己权力集团以外的才俊，极尽招纳延揽之能事，花样百出。但对已招至自己帐下的文臣武将，却是能用则用，无用则弃，不加珍惜，卸磨杀驴。他用惩罚或将予以惩罚的警告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培养人们对他的忠诚，出于这种想法。他不允许任何不愿执行其命令的事出现，并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实的贯彻。也许就因为在他几近专制的方式下，使人们认识到他思想上路线上的错误，于是渐失民心。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爱才，但他更多的是对自己部下的尊重与信任，体现了一个领袖应有的宽大胸襟。毛泽东看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可能性，并使之适应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还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吸引力，其实知识分子当时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根基。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这些知识分子最终靠拢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善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这种狭隘的军事观点造就了他在思想上路线上的错误。而由于他多疑的因此要采用残酷方式来保持自己安全感的性格，使他在用人之术上出现很大的偏颇，从而导致他整个革命生涯乃至整个人生的失败。以至于蒋介石最终也哀叹为什么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薛碹在他的《读书录》中说：“人心公则如烛，四方上下，无所不照，私则如灯，只有一面，光不能遍照也。”毛泽东知人善用，慧心独具，由于他笃志嗜学，博古通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在不少史书中，他都圈点勾画，写有大量批注。这些批注是他读史时心有所思、思有所得、信笔写来的思想火花，阐幽发微，见解独到，思想深刻，弥足珍贵。
　  据正史记载，三国时蜀国重臣法正，很有才干，直言干谏，但有个毛病，爱义气用事计较个人恩怨。有人建议诸葛亮向刘备汇报，“抑其威福”。诸葛亮则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恰如羽翼一样辅佐刘备，才使刘备能够应付时局，不必因小过而束缚其才干的施展。毛泽东在《资治通鉴》里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荆岫之玉，必含纤瑕。毛泽东1975年有一个著名的批示，道出此中常理：“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的批注，阐幽发微，寓意深邃，道理深刻，是用人的大智慧、领导的大艺术，在人才的运用上充满着辩证法，注重汲取历史上对现实有用的宝贵遗产，慧眼识人，大胆任人，团结聚人，精心育人，热情励人，大度容人，魅力服人，科学管人，辩证察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偏概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启人心智的用人思想。
　　在用人路线上：毛泽东讲求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蒋介石则讲究个人恩怨，任人唯亲。在 用人方法上：毛泽东实行知人善任，用得其当; 蒋介石则奉行个人恩怨，江湖法则。在用人原则上：毛泽东强调放手使用，用人不疑；蒋介石则喜好越级指挥，越俎代庖。在用人标准上：毛泽东要求德才兼备，德才合一；蒋介石则实行任人唯亲，任人唯私。在用人途径上：毛泽东着力不拘一格，广开才路；蒋介石则着眼同乡渊源，黄埔浙江。在用人态度上：毛泽东注意依法用人，从严秩下；蒋介石则玩弄权谋之术，迁就姑息。
　　      （二）
    蒋介石用人讲的是封建主义和青洪帮那套江湖法则，强调个人恩怨，任用私人，甚至亲戚朋友，特别是大搞“黄埔浙江”。蒋介石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蒋介石授衔的将领，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在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其次，蒋介石在用人时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兵力最盛、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陈诚。陈诚的“火箭式”发家史与其“保定系”、“黄埔系”和浙江老乡的身份不无关系。陈诚，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5年，时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晚上，他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仍不思睡，便挑灯夜读《三民主义》。这恰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当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得知陈诚为浙江人，便认定陈诚为可造、可用之才。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便把陈诚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此后，陈诚一直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一路官运亨通。1932年，在蒋介石、宋美龄的极力促成下，陈诚与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二女、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陈诚成了蒋介石最为宠信的心腹和干将，此后便平步青云，成为中央军系统第二位一级上将。到台湾后，更是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
     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中共历史上可以比肩的两位伟人，两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其相知相交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赏识和重用，不仅开出了两人的友谊之花，而且促成中国革命事业结出胜利之果。
   1922年秋，毛泽东和刘少奇同为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作时期，作为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毛泽东经常来安源视察工作，从此播下了他俩友谊的种子。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并设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临危受命，成为中共在华中地区和新四军中的第一负责人，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高度信任。1939年3月，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7月，撰写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看后赞不绝口，誉之为“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力作，刘少奇成为党内军内令人瞩目的人物。但毛泽东深知刘少奇的才能不限于此，他对刘少奇的期望远远不止于此，他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要交给刘少奇。
整风运动开始后，特别是1941年“九月会议”对中央苏区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进行揭发批判之后，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同志，几乎都脱离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于是，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九月会议”对刘少奇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成为刘少奇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的重要信号。会上陈云发言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据此，陈云特别指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比如刘少奇将来的地位就应提高。任弼时也对刘少奇大加赞赏，将之与毛泽东并提，对于这些对刘少奇的赞许之词，毛泽东在会上虽未明确表态，但内心却是深有同感。会后，他在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九篇文章中，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高度赞扬了刘少奇领导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在其第八篇文章中，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的“正确的领袖人物”，是“唯物的辩证法的革命观的代表”。对中央领导人如此高的评价，在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中是不多见的。其后，刘少奇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在其位，谋其政。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些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知人善任，英雄还需慧眼识。
    罗荣桓是我军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赫赫战功，深得毛泽东信任和器重。大革命失败后，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由于作战失利，一些人因为艰苦动摇了信心，一些人甚至不辞而别。但罗荣桓坚定地留下来，开始了其革命生涯。罗荣桓一直保持着吃苦在前、踏踏实实的作风，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兢兢业业。在担任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后，由于他的出色工作，三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毛泽东对他的踏实苦干的工作作风深为赞赏，古田会议后，经毛泽东提名，罗荣桓任红四军前委委员和第二纵队党代表。毛泽东曾亲自对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说：“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 当时，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善于指挥作战，但个性太强，刚愎自用，自从担任二十八团团长以后，同历届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鉴于他打仗有长处，毛泽东还是用他担任红四军军长。选谁当政委就成为用人上的一大考验，毛泽东想到了貌不惊人的罗荣桓。他说：“荣桓是个老实人，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一席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知人善任、用其所长的选才特点。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罗荣桓上任后，立即在红四军展开了既扎扎实实又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把各方面关系都理的顺顺畅畅，使得军队生活井井有条，生机勃勃。林彪对罗荣桓的工作也觉无可挑剔。 其后，毛泽东对罗荣桓不断委以重任，充分发挥其所长。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让罗荣桓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虽然任务比较艰巨，但罗荣桓发挥了其踏实苦干、任劳任怨的老实人精神，工作极为出色，得到 毛泽东的肯定，罗荣桓也在实际工作的磨炼中，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区领导人。 建国后，毛泽东根据罗荣桓的功绩和才能委其以重任，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罗荣桓的工作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识人、用人的高明。 罗荣桓死后，毛泽东曾在中南海召集的会议上特地提议与会者起立为罗荣桓默哀。他说：“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几句话既是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惜才之情。
    1928年10月，彭德怀率领平江 起义部队红五军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合，从此开始了在朱毛麾下的征战生涯。在留守井冈山的斗争中，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的800名战士，英勇地击退了几乎20倍的敌军的进攻，成功地掩护了红四军向赣南的转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反“围剿”作战中，他指挥的红三军团所向披靡，战功赫赫。长征途中，彭德怀吃苦耐劳，不畏难险，一路披荆斩棘，立下汗马功劳。毛泽东对这位性情忠直、骁勇善战的指挥员也知之甚深，极为倚重。1935年10月，毛泽东随一纵队率先抵达陕北吴起镇。此时，尾随红军的敌马鸿宾、马鸿逵部和东北军骑兵部队也跟随而至。毛泽东发出指示：“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领命指挥迎敌，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将 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打得落花流水，东北军白凤翔部来犯，又被打得丢盔弃甲。经过这两次战役，红军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敌军的追剿，将敌军挡在了根据地之外。 捷报传来后，毛泽东欣然挥笔赋诗一首赠彭德怀，高度评价了他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诗曰：“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重才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每遇战争的危急关头，“彭德怀”这个名字总会马上出现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并且往往被委以 重任。,-34年， 蒋介石以/2万大军云压陕北，延安处于敌军重兵压境的困境之中。毛泽东又把历史的重担交给了彭德怀。同样，又一次的捷报既证明了彭德怀的作战指挥才能，又验证了毛泽东的用人之道。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对新生的中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打”还是“不打”的争论最终通过历史作了选择，这场战役能否取得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谁来统率志愿军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毛泽东再次将目光聚焦彭德怀身上，在这场以弱抗强的战争中，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较量，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彭德怀以他超人的军事才能为祖国赢得了殊荣。这其中仍离不开毛泽东知人善任、用其所长的用人之道。!
　　     （三）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粟裕的使用，是毛战争年代军事上最成功的用人之一，特别是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委以重任，毛那种超常越规、用人不疑的领袖眼光是蒋介石望尘莫及的。粟裕，一个侗族人民的儿子（粟裕直到逝世都以为自己是汉族人），一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一个从红军、抗战到解放战争年代，一直战斗在艰苦环境最前线、几经绝地而后生的我军卓越领导人（我军不少高级将领由于特殊的经历，一起步便是红军师以上领导干部，或不同时期都有因伤、因病、因事的间断，像粟裕这种情况非常少见）。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粟裕超强的军事才华和能量，如火山般喷发，创造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经典战役，可以说对粟裕的提拔和重用，更是毛泽东善于使用人才的“点睛之笔”。
　　　粟裕既没有上过军校，也没有出国留过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由士兵成长起来的将军。但是在战争的实践中，他的军事才能不断显现出来，脱颖而出，成长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战功卓著的名将。抗日战争时期，30多岁的粟裕已经突显卓越的军事才能。仅在1938年至1943年的5年时间里，他所率领的部队就歼灭日伪军10万多人，特别是1944年的车桥战役中，一次歼敌近千人，攻克敌人据点13处，使苏北的敌军闻风丧胆，节节败退。这些战绩使毛泽东确信，粟裕具有指挥大军团作战的能力。1945年9月，粟裕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解放战争中，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以3万人的弱势兵力迎战国民党5个整编师12万人的进攻，但仅一个半月左右，他在苏中地区就创下七战七捷的好战绩，共歼敌53,000余人。苏中战役之后，粟裕又挥师北上，同陈毅大军会合。在如何行使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上，毛泽东致电陈毅等人：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会合之后，由陈毅领导，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从这种分工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粟裕指挥作战能力的信赖。粟裕果然指挥有方，战绩不俗，3个月内就具体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几大战役，均获大捷。连陈毅都直夸他是“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淮海战役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是同毛泽东的从善如流、“放手使用”和粟裕的战略奇思、斗胆直陈分不开的。在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挥中，粟裕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集中主力于长江以北打大仗，到“小淮海”以及“大淮海”的战略战役规划，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后，均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颁布实施。孟良崮战役后，粟裕逐步形成了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构想。而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根据战略形势，作出了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此，粟裕经过认真考虑，三次致电直陈中央，提出在中原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1948年1月2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1月31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重申“子养电”的观点和建议。 4月18日，他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这一重大决策构成了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接着，粟裕的三次关键性建议，又促成了淮海战役由“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推进演变。豫东战役胜利后，粟裕随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过一天的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答复电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31日，粟裕又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泽东等当即研究同意。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等分析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即著名的“齐辰电”。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正是因为毛泽东数次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才促成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从而成就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
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对下级总是不能充分信任，事前迟疑不决，任命后又不让他们放手去干，常常越级指挥，使得战事最后往往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同是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后派熊式辉和陈诚到东北，都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接连丢城失地。无奈之下，蒋介石想到了他的王牌战将卫立煌，希望借重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抗日爱国将领，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史迪威则称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然而，蒋介石一方面对卫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又对其充满狐疑之心。卫立煌出发去东北前，蒋介石还亲自面见了卫的秘书，审查一番。卫立煌到东北后，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拒不出战。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就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坚持己见，一再拒绝蒋的命令。蒋介石对卫立煌越来越不信任，只好费尽心思在东北物色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命令的将领。他先后属意于廖耀湘和范汉杰，但均不如意。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北平亲自指挥。他命令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坚持认为锦州解围应由关内出兵解决，而没有执行蒋的命令。蒋介石见战事吃紧，于10月2日、15日、18日三飞沈阳，亲临指挥作战，将卫立煌这个所谓的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完全抛到一边。为了彻底撇开卫，他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收复锦州。东北全境解放后，蒋介石将责任全部推给卫立煌，将其撤职查办，卫立煌只好出走，对蒋也彻底死了心。
　　　      （四）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将其打死，称为“黄克功事件”。这一恶性事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能否处理得当，将产生重大影响。事件发生后，黄克功被捕认罪。他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网开一面，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还请求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应让他戴罪杀敌，将功赎罪;一种认为，黄克功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毛泽东认为要依律严惩，后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对黄克功进行了公开审判，边区高等法院仍判处黄克功死刑。在宣布法院判决后，又宣布了毛泽东于10月10日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毛泽东在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护短，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
　　
　　同是军队高级将领，国民党的张灵甫却是另一番命运。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大耍“帝王之术”，抛开党纪法规，对待枪杀了无辜之妻的张灵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张灵甫，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师长。关于张灵甫杀妻一案，流传着多个版本，但基本的情节是差不多的：张灵甫误信谣言，怀疑爱妻吴海兰不忠，醋劲大发。除夕之夜张灵甫命令吴海兰到后院菜地摘菜包饺子。正当吴海兰弯腰摘菜时，他即掏出手枪，从背后将吴海兰击毙，酿成了轰动西安的“团长古城杀妻案”。事后，张灵甫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丢下刚几个月大的女儿，马上返回了部队。吴海兰的父母得知爱女无缘无故被杀，怒不可遏，递状纸上告。西安妇女界也表示极大的义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凶手。当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此事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触犯了国法，于是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宗南将张押解南京。胡宗南很无奈，却也只能让张灵甫去投案自首。这样，张灵甫只身赴南京，抵宁后，被关进老虎桥模范监狱，蒋介石声称要审后严办。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了张灵甫的转机。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灵甫。为掩国人耳目，同时表达改过自新的决心，再度出山的张灵甫正式由“张钟麟”改名为“张灵甫”。抗战胜利后，张灵甫升任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74军号称“御林军”，张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74军后整编为整编74师，张灵甫任师长，曾在孟良崮与人民解放军死战，最后张也为蒋家王朝殉葬。张灵甫可谓报了蒋介石不杀之恩，但却坏了国民党的党国大事。
　　解放后不久，杨开慧烈士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在长沙当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到毛泽东，要求调到文史馆。毛泽东知悉后，于1954年3月2日专门就此事写了一封信给秘书田家英，信中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李淑一是烈士的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她曾作诗《菩萨蛮·惊梦》赠予毛泽东，毛泽东而因此写下著名的“我失骄杨君失柳”《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诗，以寄托他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哀思。李淑一能诗善文，对于这样一个有功、有才、有情的人物，毛泽东却“未便再荐”，给人留下诸多感慨。建国后，毛泽东威望之高无人能及，但“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说明当时文史馆领导不顾上级领导的情面，讲原则，在选用人才时做到“优中选优”，毛泽东对文史馆的拒纳，认为是正常的事情，丝毫不以为文史馆领导对自己“不敬”，以致毛泽东“未便再荐”，严格要求自己，最后想到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李淑一，毛泽东没有因私谊而废公事，因感情而弃原则，是非分明。
　　一代名将许世友，虽然一生战功卓著，但也有严重的缺点，性格钢烈，脾气暴躁。1937年，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西路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延安红军大学。迅速导致其他学员对红四方面军产生误会，把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视若同类进行批判。许世友当时正在红军大学上学，听到这些批判后，红四方面军出身的许世友觉得整天抬不起头，原红四方面军过来的几个学员也因此受影响，一时间大家都觉得被人看不起，没有出路。于是，许世友就提议大家干脆离开红军，离开延安，重回四川区闹革命。后来，因他们中的王建安突然醒悟，把这事报告给了红大保卫处长，保卫处又报告给了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莫文骅又报告给校长林彪，林彪又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就命令把许世友他们抓起来。在处理这件事时，因为要牵涉很多红四方面军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出奇地冷静，并没有盲目地下结论。为了解清楚情况，毛泽东决定亲自去和许世友交谈一下。结果，他一走进关压许世友的房子，许冲他挥拳便打。在一旁的罗瑞卿立刻命几个警卫员把许世友拦住，毛泽东方才躲过了许的拳头。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原谅了许世友，感动得许世友当场跪地。毛泽东此举换来的是许世友后来对党、对军和对他本人的无限忠诚。二人关系后来越来越密切，许在毛泽东眼里的地位也越来越重，毛泽东以后在处理林彪、四人帮夺权等特殊的历史时刻，都给许世友安排了特殊使命。
　　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部队人数不多，再加上战斗频繁，伤员较大，而兵源又不好补充。为稳定革命队伍，保存有生力量，部队在招征兵时，除了招些穷苦百姓外，还不得不弄一些俘虏充实队伍。这些俘虏在国民党军队里沾染了不少恶习，吃喝嫖赌无所不干，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抽大烟。当时，有不少工农出身的战士对这部分人很反感。但毛泽东没有盲目放弃他们，而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改造，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在耐心教育帮助他们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他们抽大烟的“特长”，把这些人编成一个侦察队，让他们化妆成烟客深入敌占区的烟馆搜集敌人情报。后来，这些人全部被改良成了优秀的红军战士，对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解放初期，贵州的匪患仍很严重。到1953年时，武功高强，身手敏捷，枪法奇准的布依族女匪程莲珍仍逍遥法外。后来，经过贵州省军区努力，终于将其擒获。按其罪责，应当严惩。当贵州省军区把此事上报到中央时，毛泽东竟然让放了她。因为当时打匪虽然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很复杂，特别是民族问题和土匪问题交织在一起，很难处理。程莲珍经过说服教育后，果然洗心革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劝说22名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拒不投降，陈莲珍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未果，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将这三个顽匪一一击毙，维护了贵州的安定。
　　      （五）
　　最后让我们来听听张学良的评述。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在口述史料中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人谈得具体、生动、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特点。历史证明，一个信仰坚定的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标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统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从此不再分开，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断地被影响、吸纳，从而使这个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张学良在分析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他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
　　二是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军官吶。兵都是招来、募来的。那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等于义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自保，他投靠谁，也不是对谁倾心……换句话，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
　　　三是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他（蒋介石），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败于党员信仰的缺失，也败于民心和军心的丧失，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蒋介石的独裁。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王新衡对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听他话的，让他高兴的人。”张学良对奴才的理解与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说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用人是一门艺术
知人善用了不得

白崇禧等都不会用

老毛有老蒋的家底，日本敢侵略！！

老蒋浪费了很多人才，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