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比较观之四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性格特质比较
             (一)
     1893年，毛泽东生于韶山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善于经营，做稻谷和猪牛生意，是远近闻名的地主家庭。母亲娘家贫穷，在丈夫面前得不到尊重和关爱，而是奴仆般的呵斥和轻蔑。幼小的毛泽东，经常看到仁慈的母亲受到父亲粗暴对待，最初的仇恨―――对父亲的仇恨和蔑视油然而生。父亲为发财致富，经常使用非常手段，不讲亲情，人情，导致他与父亲关系的恶化，“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毛泽东反对强权，蔑视权威，打抱不平的潜意识也许在这时就埋下了种子。  
    毛泽东是父母第三个孩子，前面的两个不幸夭折，使父母特别疼爱他，加之家庭比较富有，毛泽东在家里当然享受宠爱甚至娇生惯养的优待。令他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教育的结果却是儿子看不惯老子，看不惯老子对别人那专制劲。毛贻昌和当时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这却促成了他逆反心理的成长。1906年冬至，毛贻昌设酒席宴请生意上的朋友，吩咐十三岁的毛泽东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父亲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有反抗精神的毛泽东当着客人面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贻昌非常生气，举手追打。毛泽东便跑到家门前的一口池塘边，声称父亲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父亲在众乡亲面前向儿子低下了头。从此，毛泽东悟出一个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同父亲比较起来，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是母亲。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母亲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信念灌输给孩子。一次，附近一个农民，曾收下订金把猪卖给了毛贻昌。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没询问老爸的意见，毛泽东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毛泽东的反叛与当时整个国家的反抗浪潮非常吻合。“我与之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的父亲”，毛泽东后来这样讲过他与父亲的关系。 毛泽东富于反抗的特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1年4月27日发生黄花岗起义，全国震动。消息到湖南，学生界中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让康有为做内阁总理，让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但他的勇气和挑战精神却表现的淋漓尽致。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风格。
 没有哪所学校能长时间留住这位“我即宇宙” ，“独坐池塘如虎据，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学生。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间较长，但他没有多少感激，他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有一次，毛泽东的国文教员袁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毛泽东模仿过去大人物写文章时写有日期的那一页纸给撕掉了。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冲上前去，抓住老师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并要强拉他的老师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不仅对老师是这样，就是对同学，他的性格中也一样。 有一次毛泽东到有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去，这个年轻的主人中断他们的政治谈论而把仆人叫来嘱咐其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什么样的肉等。毛泽东对此很是恼火。他竟以家庭琐事来干扰谈论国家前途这样的大事，毛泽东一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他来往。当然，毛泽东是个倔强的叛逆者，挑战者，但他不是放纵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不断的挑战自我、探索、鉴别和反抗。毛泽东同样严于律己。他常拿着书到离学校不远的嘈杂喧闹的大街边去看，或者，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磨练自己的意志。“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明暗颓山岳，叱咤变风云”，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经常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坚持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长沙一家报纸上刊登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的青年同他联系。
     在学校生活中，对毛泽东性格和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体系，首推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其次也不能否认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影响，再次，不能不说最大的影响还是来自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在东山高等小学时，他思想形成之旅开始了。该校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
 后来，毛泽东来到长沙，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后。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了，他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并立即被吸引，随之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成为孙中山及同盟会纲领的拥护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随即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就已经宣告独立。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他的老师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读完后，收获很大，愈发觉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他有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1914年秋，读了一年预科的毛泽东被正式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开始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土地上寻找出路和答案，反传统，反秩序的他越发觉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是万恶之源，他认定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彻底抛弃传统秩序，传统文化道德。推翻满清帝国，并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革命还必须深入，直到颠覆一切，达到绝对的公平，马克思主义给了他理论武器，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让他如发现新大陆一般惊喜和痴迷。他被吸引住了，他开始行动了，他要追求真理，实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理想。他渐渐的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少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所写的《讲堂录》中认为人才是具有经纶济世，又有学识才干的人。为了使自己更好地成长，他既重视学习，更重视学以致用，把“经世致用”作为求学的价值取向。在学习当中，他对书本所描述的各种人才的重要作用深为敬佩和赞扬，并且以近乎偶像式的崇拜表现出来，比如他阅读了中国古代英雄好汉的小说后，表示要“学梁山泊好汉。”读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后，特别崇拜华盛顿，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此后，随着知识、阅历的增加，尤其是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摆脱了对偶像的迷信，进入较为高级的对人才的思想崇尚。他崇尚康有为、梁启超，希望由维新派进行国家、社会的改革。当他首次知道同盟会时，便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见，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反对清王朝。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少年毛泽东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赞扬商鞅是利国富民、首屈一指的“伟大之政治家”。他指出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依法治国。他特别推崇曾国藩，“愚于近人，独眼曾文正”。少年毛泽东认为，只有这些圣贤豪杰才能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崇圣贤必然导致少年毛泽东低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曾觉得“民智污塞，开通为难”，自然地得出要改造社会“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结论。
　　    少年毛泽东这种对圣贤的崇尚虽然有改良主义、民主主义和英雄史观的成分，但体现了他强烈的求索精神和见贤思齐的意识，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源于这种精神和意识，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期间，经常向李大钊请教。当时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但他却和毛泽东谈得很投机，经常在一起畅谈，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由于李大钊的热忱帮助，少年毛泽东努力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开始逐步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探索解放中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回顾第一次在北京时的思想变化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时毛泽东还非常敬仰陈独秀，称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深刻地影响着少年毛泽东。他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逐步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其圣贤救世的人才观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看到了民众大联合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人和动力，人才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他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强凋指出，每位学会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硌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相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他进一步指出：“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已经能够在革命斗争的实际中，以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的观点看待人才的作用以及人才与群众的关系。
　　    少年毛泽东始终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去学习，他自觉地把求学读书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结合起来，并且渐渐意识到，要真正获得渊博的知识，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不能靠闭门苦学、冥思苦想，而需要众多的志同道合人结成群体的力量，共同努力，才能有所作为。为此，少年毛泽东十分重视结交和求教于思想进步、学有所长的师友，比如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等等。他把杨昌济既当作师长，又视为“朋友”，他仅在1915年4月到8月，就拜访和请教黎锦熙老师达20余次。对于同辈，少年毛泽东更重视以多种方式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认为：“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指明要“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9月27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少年毛泽东经常和朋友交换读书心得，谈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他们从1915年开始，经过百余次的讨论，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他们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定期研讨学术上和当时国事的问题。1920年2月，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进行“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同年3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又说，要“结合同志”，“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少年毛泽东对思想上的团结也非常关注，认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少年毛泽东由此提出了对人才的团结要建立在树立革命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重要观点。很显然，经过“五四”运动的磨练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团聚人才的思想此时已大大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团聚人才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讲求原则性。他和朋友们在一起，坚持三不谈，即“不谈身边琐事，不淡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他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会员守则就规定“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在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立意要找“真同志”。在1921年1月召开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方法上应增加“修养”内容，联络应是“联络同志”而不是“非同志”。第二，注重个人的楷模作用，努力以良好的自我修养凝聚人才。少年毛泽东崇尚自我修养、自我教育，主张通过克己正身“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因此尤为重视发挥道德主体实践的能动作用，“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讲求自信、自省、自知、自学、自强。少年毛泽东律己修身的品质给周围的人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1917年，湖南一师开展考察学生德智体的优秀“人物互选”活动。全校十一个班级四百多人参加选举，选出三十四名，毛泽东得票最多。这种优秀品质的影响力成为少年毛泽东团结、凝聚人才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少年毛泽东的救国思想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到“革命救国”的转变，而重视人才却是始终如一的。那么怎样获得人才?他认为有“遇、访、造”等层次的方法，其中“造之一层，尤为可靠。”为此，他举办工人夜校，“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才”；组织先进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使许多青年迅速成长起来。李维汉就曾经回忆说：“我自己在勤工俭学时期，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马克思主义的”；少年毛泽东兴办报刊，撰写文章，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他创办了《湘江评论》，主编了《新湖南》，担任《湖南通俗报》顾问以及长沙《大公报》特约撰稿人等，以笔作武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猛烈开火，用新思想武装人民群众。萧劲光在为悼念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创办进步社团，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意识到，要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因此，在驱张运动结束后，他先后参与和组织创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引导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批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萧三曾经回忆起，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经常开会讨论，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们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还选送先进青年出国学习深造。毛泽东在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同时，与贺民范等人精心挑选了一批团员和先进青年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举办的外国语学社补习俄语，再送到俄国留学。
　　    分析少年毛泽东丰富的实践活动，不难发现毛泽东培育参加实践的根本目的是反帝反封建，变革社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领导了长沙的革命斗争。在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青年学生应该起来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外抗强权、内去国贼，抢救国家民族的厄运。当新民学会开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具体方法时，他竭力主张激烈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认为“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提倡“自教育”。毛泽东在其早期经历中，即有作为学生、自修生的学习实践，又有作为教育者的教育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教育”思想。他对当时的学校教育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认为“我们已经堕在苦海!我们要讲求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方法就是_“自救”、“自决”、“自教育”、“自己研究”；鼓励全面了解社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事实和真理，”是革命者应有的品质。1920年9月，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学习是学好理论的前提，学习效果的好坏则在于理论联系实际，所以，要用理论知识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寻求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少年毛泽东在其早期的言行当中，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如何使用人才的思想观点。他认为，首先用才要经济。“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他提醒一些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不能把骨干力量都带到国外去，“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他在1920年4月写信给萧子升时，再次强调“人才要讲经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1919年和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除了一部分去法国外，还有到日本、南洋以及留在国内的。其次用才要注意尊重人才。毛泽东在担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时，每次主持干部大会，对各种意见都是用心倾听，在大家争论激烈时，不随意批评指责，总结时总能取长补短，斟酌尽善，言辞恳切，使大家心悦诚服。他曾经写信批评曾是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席的新民学会会员彭璜，认为其对待易礼容的态度有失忠厚之道，是对人的不尊重，“礼容即万不当，亦不宜以此非人世所堪之意态对之，面誉人与面毁人同非人世所堪”；再次，用才要能容才。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黄爱、庞人铨组织的湖南劳工会在工人中有很大影响，而黄、庞二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度还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感到，黄、庞二人正直、纯洁、勇敢，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意识，群众基础较好，不应该排除在先进组织之外，便大胆地吸收他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事实表明，这两人都成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全国学生的先觉。”，最后为革命英勇斗争，光荣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在举办工人夜校、培养工人骨干当中，有的教师和师范生感到一些工人不拘小节，就要求取缔夜校。毛泽东却认为，“这种形式似乎不大重要，”关键是要培养好他们。第四用才要能用其所长。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约集学联负责人和部分学生代表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当他发现有的教师和学生对罢课和驱张持怀疑、观望态度时，认为仅靠学联骨干的力量显然不行，必须广泛发挥教师的作用。当时健学会的会员大多是各校比较有威信的校长、教师，发挥他们的这一长处来做驱张工作，可能效果会更好。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罗学瓒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曾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扬长避短：“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仍在教育”，到保定去上留法预备班，不如从事教育更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第五要大胆使用人才。毛泽东在担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时，果断大胆地提出学会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以前各部部长都是各科的教员，学生能担此任务吗?有人表示怀疑。毛泽东据理力争，陈述理由，最后终于得到了学校的同意。这样高度自治的学友会，在当时的湖南是空前的壮举，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用人上的胆略。
　　    人才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极为重要的资源，既要善于使用，也要关心爱护。当年和毛泽东共事的许多青年骨干生活艰苦，工作繁重，对身体很有影响，有的甚至英年早逝。毛泽东有鉴于此，便倡议一种星期同乐会的活动，到长沙近郊、名胜之处聚会，或远游麓山，或泛舟湘江。大家敞开胸怀，抨弹今古，纵横天下，尽情欢乐，确实是身心两益之举。青年毛泽东倡导人们要锻炼体质，指出：“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他提倡冷水浴、风浴、空气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和体操等各种体育项目，和同学一道开展体育锻炼。那时的青年学生大多是穷人子弟，缺少钱买课外书籍。毛泽东注意在学习上帮助他们，组织了读书会，组合五、六个人，每人买一本书。集中在一起，互相阅读，就可用少量的钱，读较多的书。毛泽东还注意在思想上关心青年，他觉察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便创办了文化书社，销售书、杂志、日报计二百余种，销量最多的是一些进步书刊，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新青年》等，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知识青年、工人和其他群众中的广泛传播，被人们誉为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少年毛泽东还注意维护青年的利益。当时湖南一师校长张干出台了一条政策，要求每位学生每年交十元杂费。在穷学生眼里，十元钱可不是小数，同学们集体反对。毛泽东亲自写传单，广为散发，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张干要开除捍卫同学利益的毛泽东，经杨昌济等老师劝说后作罢，后来张干被迫辞职。毛泽东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时，急需一笔钱款。当时毛泽东并不认识社会名流章士钊，但仍然鼓着勇气到上海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立即发动社会各界捐款二万块银圆，使得毛泽东等人克服了派人赴法勤工俭学和湖南革命斗争的资金困难。大量的事例表明，青年毛泽东爱护、关心人才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生活、学习、思想、工作等各个方面。正因为如此，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号召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二）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一个既有革命志向，又有个人野心的热血青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运用权术方面曾初试牛刀。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权力的增大，个人野心膨胀，权术与之形影不离，是他攫取最高权力，巩固最高统治地位的一把利器。
      按照父辈的期望，蒋介石应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走上仕途之路，或者经商谋求发达。可是蒋介石却到日本学习军事，做出了对自己的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选择。
        浙东地区，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享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美誉。出生在这里的蒋介石，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人文环境的影响。按一般的历史经验对自己的孩子的预期，家里父辈更希望他金榜题名，用功名光宗耀祖。年少的他或许隐约地感悟到长辈的心愿，这可以从他将自己的名字蒋尚清改为蒋介石一事中揣摩出来。根据《易经》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为居中得正。蒋介石的名字采用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上述最有利的六二爻辞，表明了父辈对他寄予的厚望。然而，最能为蒋介石仕途创造物质条件的父亲却在他9岁时离开人间，这一重任留给母亲王采玉，尽管家境由盛转衰，但王氏含辛茹苦，节衣缩食，让他到私垫就读，期望能获取功名，在仕途上能发达起来。
    蒋介石并没有循着家长设计的人生轨迹坚持走下去，而是由学文改为习武。自古以来，行武群体受人鄙视，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蒋介石为什么会不爱“功名”爱武装呢？促使这一志向确定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性格使然。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天资聪慧，又调皮好强。村里的男孩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舞刀弄枪，玩“打仗”游戏，他总是自封将领，指挥双方或一方作战，孩子们有时被战斗得衣破鞋丢，手伤头破，号哭而归，家长们便上门告状问罪。初入私垫时，蒋不服先生管教。一次，老先生要用戒尺打他手心，他马上倒地撒泼耍赖。因其自小顽皮，乡里人便在他雅名“瑞元”尾后带上“无赖”二字。从军同他的秉性比较对路。1894年，祖父蒋斯千撒手西归，次年夏天，父亲蒋肇聪又身染时疫而殁，面对分家时亲戚们的百般欺凌，孤儿寡母坠入了生活的低谷。分家之后，小女瑞菊、幼子瑞青相继夭折，更是给其母王采玉带来沉重的打击。据蒋介石成年后回忆，母亲“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　但愈是艰难挫折，母亲王采玉就愈是发奋自强。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虽然家境困难，但不叫蒋介石参加劳动，仍让他专心读书，“每当蒋介石离家去离溪口一百华里远的外祖父家去读书时，母子两人总是抱头大哭一场，很是凄凉。”用蒋介石后来的回忆说：“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茕孑无依。其时清政不纲，胥吏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逼，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构陷公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蘖之苦，不足以喻。”
 在那段日子里，因家境艰难，蒋介石的母亲对其严厉管教，从学业到做人都毫不放松，母亲只要觉得他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严格标准，就会毫不犹豫地打他。她母亲相信仆人的活儿对锻炼他的性格有好处，所以就要他每天干洗碟子、拖地板之类的活儿，以锻炼他的意志。1900年，蒋介石见到邻村榆林的表妹，并产生了朦朦胧胧的爱情。王采玉知道了，自然是喜出望外，想着亲上加亲，但女方家人的一席话却给她当头一盆凉水。“瑞元那个无赖，还想做我家的女婿，谁肯嫁给他……”蒋介石曾感慨地说，“要知道那时的清政权正处于最腐败的状况。贪官污吏对鱼肉百姓习以为常。我家既无靠山又无权势、很快就成了他们欺凌的目标。我们家之所以能够免于倾家荡产，全亏了我母亲和她那善良而又坚忍不拔的品格。”一次，溪口的一个村民由于付不起粮租而出逃了，于是由作家主的蒋家去抵，当地的官吏将年幼的蒋介石抓起来，一直拖到村公所前，并威胁说要是他付不清那出逃的村民所欠的租子，就将他送进大牢，欠租最终还是由他家付了，他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这次的不白之冤对蒋母和蒋介石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后来，蒋介石经常将这件事称为点燃他“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花”。可以说，童年的经历使他狮子般的强悍性格得以萌芽。 
       求取功名无门，只得另辟他径。他本想走科举获取功名之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他赴宁波赶考。但这次应考使他决意放弃这一志向，主要动因是名落孙山，通过文功获取功名无望。更深层的原因是，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他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并且这次科举也使他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在宁波，他听到废科举、兴学校的议论；发现那些熟读圣贤书的学子在试办新学堂，而且开始教授从西方传入的数理化课程；听说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与外国人频繁来往。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层层波澜。回家之后，他考虑再三，决定去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他的母亲虽然觉得功名无望，但希望儿子做生意，振兴家业，便对蒋说：“到宁波学生意吧。我去求你琴凤舅舅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蒋介石回绝道：“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绝不做生意！”这样，王氏在征求蒋妻毛福梅的意见后，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愿，蒋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凤麓学堂求学。然而，凤麓学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校，新瓶装旧酒，虽然也开设了一点英文、算术之类的课程，但主要还是《礼记》《周礼》等陈旧的东西；教师多是迂腐守旧之徒，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同学们推举蒋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学内容，他在陈述理由时，“盛气趋前，情态激烈”，激怒了校方，声言要扭送官府查办。蒋介石愤然退学。后经舅父孙琴凤的介绍，他被送到宁波箭金学堂。在箭金学堂读书期间，博学的顾清廉老师，教学生们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说文解字》，讲世界大势，鼓励学生出洋留学，使蒋第一次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革命的孙中山先生。顾还将自己一部心爱的经过一番圈点的《曾文正公集》赠给蒋介石。这是一部对蒋介石来说堪称《圣经》的书，蒋对曾崇拜有加，视曾国藩为“做人楷模”。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随着以士为首的国民社会的解体，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开始出现好男儿投笔从戎的风尚，人们把眼光纷纷投向那些原来根本不注意的军事学堂或者法政学校，以便从那里找到发展的门径。同时，留学日本也蔚然成风。他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国留学异邦。”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种尚武社会新风的影响下看到了自己的前程。1906年春，他乘船东渡日本求学，因没有朝廷公派文书未能如愿。回国后，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第二年，由于在学堂表现出色，加上自己有意争取，经过考试被公派去日本军校留学。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他紧紧地把握，不顾母亲和妻子的反对和阻挠，再次东渡扶桑追求新的希望。在日本先是就读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掁武学校。1910年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日本驻新泻县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佩二等兵军衔，后升为上等兵，也称士官候补生。当兵期间，平常很少说话，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过让他和普通的兵一样，派去扫马房的时候，他的脸上现出难为情的神色。由于军队里的军纪关系，一切都是遵照长官的明令，不得不服从。在日本学习军事和当兵实习，使他对治军有所感悟，认为“一国军队如果做到精强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
      少年蒋介石没有因循长辈为其设计的通过获取功名走仕途发达之路的人生轨迹，而是弃文习武。促成他做出这样选择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又有自身因素使然。其确定人生目标追求是最大特点，就是勇于摒弃旧俗，大胆接受新风。戊戌变法后，科举制度虽然依旧进行，但已是日薄西山，弊端重重。蒋介石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同时，他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即倡导学习西方文明的新学，以及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尚武精神成为一种时尚，并潜意识地把自己人生目标追求，同这种新的社会风气联系起来。留学日本已蔚然成风。他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老师的点拨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他对新风视而不见，墨守成规的话，那么他是不会回应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正是因为他内心有一种吸纳新风的冲动，所以老师的号召在他的内心产生震撼，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于是，做了弃文习武，东渡扶桑的抉择。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蒋介石到日本求学的道路并不平坦，只身到日本因没有清政府的推荐公函，无功而返。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回国投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刻苦学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积极向校方争取，终于如愿以偿。弃文习武，东渡扶桑，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坐标，从此他的前途命运与枪杆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依仗枪杆子发迹得势，取得荣耀和辉煌，攫取军权、党权、政权，直到坐上权力的最高宝座。然而，这一决定命运的选择，也使他染上致命的弱点：尚武精神使他过于迷信枪杆子，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仍坚信枪杆子万能，奉行强权政治，而根本不愿真正吸纳民主新政，逆潮流而动，枪杆子最终无法挽救其政权覆灭的命运。
    1906年4月，蒋介石登轮东渡，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开始了他和日本的亲密接触。到日本之后，蒋才知道要进日本军官学校学习，必须首先经过清政府保送推荐，而他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进日本军校学习的计划这时是不能实现的。放一般人可能就知难而退，打道回府了，可是蒋介石并不回国，因为他太渴望学习军事了，太想出人头地了，他既然那样决然出来，就不想无功而返，怕家乡人笑话，潜意识里，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他继续留在日本，进一所日语补习班，进修日语，等待机会。失之桑榆，得之东榆。他真的有收获，他结识了青帮大哥陈其美-——一个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人物。1906年冬，老母亲以他妹子结婚为由命令他回家，他的第一次日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回国后，正赶上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各省招收学生，尽管有段日子他曾抱病在身，但他还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被学校录取了。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期间，发生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上卫生课，一个由日本教官讲授细菌知识，这个日本军医官，用一块泥巴做比喻，说那块泥巴上就能寄生四亿细菌，就象四亿中国人寄生在里面一样。蒋坐在台下，听到这些侮辱中国人的话，非常气愤地跑上讲台，把泥巴掰成八块，只着其中一块泥巴盯着日本教官问：“日本有五千万人，也象五千万细菌一样寄生在这里吗？”蒋的质问，气得日本教官，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看到蒋没有辫子，就咆哮着开始喊叫：“你是革命党。”1907年放寒假的时候，蒋终于接到可以去留日的通知书，欣喜若狂的蒋激动得不得了，他没有回家过年，也没有与母亲和家乡朋友告别，直接从保定启程出国去日本，可见他学习军事的心情多么急切。1908年春，蒋介石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国土，进入日本的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此时，蒋介石放弃了他自己改过、用了几年的名字——志清，又一次改名为“中正”，字“介石”，还穿上军装，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拍了一张照片，分寄给国内的亲友们。在给表兄单维则的那张照片背面，蒋介石还豪情满怀地题写了一首小诗，以寄托自己的理想：“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19世纪的中国，除了欧美，日本是许多留学生另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之地。对于蒋介石而言，日本也是其重要的转折之地。来到日本后，由陈其美介绍，蒋介石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认识了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根据后人的描述，那次蒋介石参加同盟会时，刚好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陈其美向孙中山引见了蒋介石。这位热血青年给孙中山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对陈其美说：“这个人将成为革命的中坚，我们的革命运动正需要这样的人。”我们无法确认孙中山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当时确实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期待找到自己革命的同路人、领导者，而现在他找到了。
 当时的孙中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华南各地就进行了不少于7次的革命尝试，但都失败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被杀了头，清朝的统治依然如故。尽管蒋介石每次总是主动提出要为革命出力，但每次都出于长远的考虑而被拒绝。孙中山说，他为革命为中华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他的军事学业。1908年8到10月，振武学校学生，为抗议学校当局实行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发生了集体退学事件。有些历史学家，借口“据日本文部省记录这个事件的档案中，集体要求退学的学生名单中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而攻击蒋介石不是真革命。其实，他们不了解蒋介石到日本求学的曲折历史，不明白蒋介石“万里封侯”的强烈愿望，蒋介石不是那种爱抛头露面爱出风头的革命活动家，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不愿意因为无足轻重的抗议而被赶出校门。所以在振武学校他专心学习了三年，当然很少“积极”参加和当局对抗的各种抗议活动了。以致于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罔外史——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去实习的连队长官，对蒋介石的评语是这样写的：“留学时代的蒋君，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蒋介石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据张群回忆，蒋介石经常利用星期天，邀请要好的同学、老乡、或者同盟会会员，租一间只有在星期天才能使用的大房间，进行聚会。他们买回猪下水一边自己动手做饭菜，一边高谈阔论，交流体会。他们除阅读孙中山的文章外，还喜欢阅读诸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宣传革命的书籍。这些经历极大的促进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求学阶段，蒋介石漂洋过海，远赴日本，作为留学生，生活在日本的土地上。自然受到日本社会心态的影响，此时的日本，没有了大唐帝国时代的虔诚和善良，随着日本明知维修之后国力强盛，也伴着东方中央帝国的衰落，日本开始急剧扩张，吞并朝鲜，发动甲戊中日战争，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日俄战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膨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扭曲了日本国民的心态，他们对中国人已经没有敬畏意识，东亚病夫，支那人，中国猪等侮辱性语言充斥着日本媒体，影响着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判断。蒋介石生活在日本，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学习，他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当然是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如果说在家乡时，非常痛恨腐败清政府统治下的贪官污吏，那么在日本他不会不警惕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也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日本帝国主义气焰越嚣张，他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就越强烈。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越肆无忌惮，他对中国文明，对传统的优秀文化，越会产生亲近感，何况他本来就只反对贪官污吏及导致腐败的封建制度，不反对父老乡亲和传统文化，所以，民族主义者是他必然的归宿。
      （三）
　　正是少年时期的经历和青年时期的磨砺铸就了毛泽东的性格特质。
    1.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大无畏的英雄气质可以说是毛泽东最为鲜明的气质。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战友抑或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身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可以用英姿焕发、雄才大略、雄视天下等等词语来表达。还在毛泽东十三岁就读东山学堂时，一首“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呈现出一种少年豪气。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令多少人折服。据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回忆，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当他率领300人同百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在陕北捉迷藏时，竞敢于冒险同追捕他的国民党部队相向而行，大有十万军中探囊取物的气概。抗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一时间全世界“谈原子弹色变”，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将《解放日报》负责人叫到窑洞进行严厉的批评。他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他更知道信心的重要。此后，他多次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1947年6月他转战城南庄，国民党飞机投下炸弹，在尚未爆炸一些人连拖带拽拉他进防空洞时，他偏要指着丝丝冒烟的炸弹说“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这就是充溢着英雄气质的毛泽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三大战役后，卫士给他梳头，发现他头上生出一根白发，他幽默地说：“打了三大战役，害得我白了一根头发。”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坚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柱石。
    2.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如果说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反映的是一种豪气，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则是在英雄气质基础上又平添了一种境界，一种责任。项羽是英雄，但他的境界定格在“不能锦衣夜行”上;梁山好汉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上;唐宗宋祖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毛泽东的境界，是追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青年毛泽东辞别父母留下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从小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抱负。还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呼声。此后，从上海建党到安源罢工，从农运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这一切，原动力都是毛泽东的“天下气质”。天下气质的背后是担当、是境界、是责任、是胸襟，也是对大势的把握和驾驭。毛泽东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同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3.到中流击水的自信气质。
    自信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一种坚定的自我价值体现。毛泽东自信气质贯穿一生。他曾多次引用少年时期的诗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用以倾述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的自信。如果说青年毛泽东的自信是一种志向和责任，那么参加革命后，实践斗争的锤炼又使他增加了一份能力和智慧。因为他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就是农村根据地;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大剧的功夫，就是武装斗争;找到了这出大剧的脚本，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945年，在风云莫测、险象环生的背景下，毛泽东毅然应老对手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坦然赴之，从容应对，平安归来。试问，此举非大智大勇者焉能处之，非充分自信者焉能为之?毛泽东的自信气质表现在革命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他坚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生活上，他畅游长江吟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的自信不是自我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规律与最终归宿的洞察，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精确判断，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智大勇。他的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4.本真率性的自然性情。
   “率性”是一种“真性情”，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天然流露。毛泽东是一个本真的人，处处表现出敢爱、敢恨、敢为、毫不做作的率性。毛泽东喜欢游泳。赫鲁晓夫来访，本来是一场十分正规的外事活动，毛泽东却拉着赫鲁晓夫套上救生圈去游泳池里“会谈”。尼克松来访，本来这是惊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却要和尼克松谈哲学问题，“正事”告诉他“同总理谈”。毛泽东的率性气质更多地反映在生活上。据警卫员回忆，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得入迷，他看到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时，在剧场当场站起来指责。当时由于他肚子大看演出时松开了皮带，以至于裤子掉了下来，害得警卫员急忙帮他提裤子。演出结束同演员握手时，毛泽东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却没有理睬“法海”。毛泽东的率性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气质。
        （四）
    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和蒋介石二人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而且都有过革命的经历，正是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让这两位国共两党的领袖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以至于在后来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却成了对手。
　　（1） 蒋介石注重小节，毛泽东则善于谋略。
　　　蒋介石自己生活规律，作风严谨，对部下要求也反映出他特别注意细节。比如一些台湾朋友讲述他们早年在台湾当兵时的经历，都会提到蒋介石如何关心厕所的问题。这是因为蒋介石一来视察，长官就会要求士兵赶紧把厕所打扫干净，而且蒋走之前大家都不能上厕所，因为蒋介石的视察，总是要去厕所检查卫生。蒋介石太注重小节，使得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管，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决断力和军事指挥的能力，其魄力和想像力受到明显的局限。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成败，军事指挥上的优劣具有很大意义。照理说毛泽东没有学过一天军事，而蒋介石到底还算是学军事出身。但是，蒋介石考虑军事问题时，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蒋介石一辈子有过无数次讲演，但50岁之前讲得最多的就要算是对士兵和军官的讲演了。而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当然也打过胜仗，但在有魄力、有丰富想像力的毛泽东面前，他必败无疑。因为蒋介石打的胜仗，更多的靠的还是政治谋略，而多半并不是军事指挥在战略上的优长。为什么他能打败冯玉祥这样一些军阀势力，却很难打败日本人和共产党呢？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与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打仗时，常常会采用这样的办法：即用金钱买通对手手下的军官，给他们封官许愿，搞分化瓦解。这样，蒋介石的军队还没有打过来，地方实力派阵线内部首先就乱了套。而对日本人或共产党人，这些招数就不灵了。再加上蒋介石一辈子都喜欢越级指挥，从当年对红军的围剿，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蒋几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种事无巨细一插到底的坏毛病。许多国民党的将军在回忆录里都批评过蒋介石的这种作法。只不过，蒋在围剿红军时可以越级指挥到团一级，而后来军队多了，大了，蒋的越级指挥就指挥到师一级了。看看蒋介石指挥军事的电报，我们甚至会发觉，他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这多半和蒋介石所受的军事教育层级太低有关。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了。
　　 毛泽东与蒋介石则恰恰相反。毛是个诗人，喜欢哲学，这影响到他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气质，不喜欢去管什么具体的细微末节，只喜欢海阔天空。他会见尼克松、基辛格时，一上来就明白讲，我不谈具体的问题，只谈哲学，具体的问题让周恩来和基辛格去讨论。这其实很反映他的性格。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了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引人注目。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不会写诗词，但还是曾要下面的人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结果，国民党人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的想象力的诗词。这件小事很能反映毛与蒋之间的差距。不过，毛泽东军事指挥上更突出的地方却还是他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的那一面。因为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我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围棋，大概不会，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确有信手拈来的架式。1944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问题了。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布局，毛泽东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点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但却相当有威胁。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些战法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墨守成规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毛蒋对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2）蒋介石厚武少文，毛泽东则文韬武略。
　　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是文人，而蒋介石是纯粹武夫。毛泽东在战争时期，领军打仗，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他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但毛泽东身上从来不带枪，偶尔的几次打靶，打不上靶的时候很多。在他83年的人生履历中，只有半年的当兵经历，那也是为了响应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在更多的时候，或者在本身的气质上，他更接近文人。正如他自己在《沁园春.雪》中评价的那样：“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他属于文武双全，文武兼盛的人。我一直认为，历史上只有曹操可以与他比肩。蒋介石是日本陆军学校的留学生，正宗的军官出身，可称得上是军事家。虽然靠政治投机获得了宋中山的青睐，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能在二三十年代过关斩将，一个一个的战胜敌手，那军事才能自不必说。但在“风骚”上就“稍逊”了。毛泽东45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无意间发表在国统区的《沁园春雪》，让他扫尽了颜面。不但他写不出，国统区所有的文人都写不出。
    毛泽东既是战术家，又是战略家；蒋介石只可称得上是战术家。毛泽东雄才大略，胸有经纶，他的大手笔随处可见，在军事上尤其体现的淋漓尽致。战术上的典型事例是“四渡赤水”，在决定红军命运的赤水河上，凭借卓越的指挥才能用神来之笔把蒋介石玩了个猫捉老鼠。蒋介石找不着北，毛泽东却远走高飞。48年的辽沈战役，毛泽东打锦州“卡脖子”而置长春和沈阳于不顾的战术，曾令同样是军事家的卫立煌惊叹不已，而毛泽东战略思想同样不同凡响。他的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他的持久战游击战理论，偌大的中国能有几个人会想的到呢？而蒋介石在军事思想理论方面，能有几个是响当当的呢？就是在利用美国方面，高招妙着，屡见不鲜。
　　　（3）蒋介石气度狭小,毛泽东胸襟广阔.
　　　毛泽东的胸襟广阔，豪迈从容，凡事大处着眼而富于远见，这正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品质和抱负。因此，毛泽东能够团结大多数，能够用人也能够容人，不搞山头，不拉帮派。在延安的五大书记中，只有刘少奇是湖南人，而刘少奇还是白区来的，其他四人按现在的话说都是“海龟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平共处。彭德怀甚至骂他的娘，但毛泽东仍然对彭德怀委以重任。林彪在井冈山上写信要他下台，他也只说了一句“娃娃，你懂啥”了事，在以后的战争中依然委以重任。蒋介石最善于培植同乡同党，最善于排除异己。这与他从传统中接受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思想有关吧。国民党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位高权重，就是蒋介石在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蒋介石能用人但不能容人。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解放战争中，有许多被他打击和排挤的非嫡系杂牌军投诚起义就是他气度狭小所酿就的苦酒。蒋介石是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为了达到维护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在选才用人上，他有唯才是举，广罗知识分子的一面，还有以我划线，“忠”我、从我者重用，不从我者轻用，甚至是不用的一面，这是他心胸狭窄的性格使然。 蒋介石注重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可以说封建宗法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遵循人们常说的“宝贵不忘乡亲”的人际关系准则。当他得势后，竭力从自己家乡溪口选拔任用自己的亲戚、近邻，将这些人安插在自己身边，担任内勤工作。重用自家人，把选人用人局限在狭小范围，有种种弊端。蒋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准则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缘、亲情的关系论亲疏，搞圈中之圈，其实质是结党营私；而在对待犯错误甚至犯法的人的问题上，对于充任亲信的亲戚网开一面，搞双重标准，危害极大。一方面，因处罚的不公会影响法律规制的权威性，也会影响他蒋某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亲戚、亲信的问题姑息放纵，不仅不利于其改正，而且还会使其胆子越试越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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