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比较观之三
                              --------毛泽东与蒋介石军事素养比较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说起来蒋介石，他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什么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从初期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争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到中期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解放战争的“痛打落水狗”，到建国后抗美援朝初期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抗美援朝后期的“零敲牛皮糖”，还有六十年代为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事后证明这些战略路线都是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毛泽东伟大就伟大在他从不生搬硬套，他是从苏共的武装斗争史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走武装斗争这条路，是依照苏联模式依靠工人阶级攻占城市而后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政权，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是农民的这一特殊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以工农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结果获得成功。同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在战略方面相差甚多，北伐和建立黄埔学生军初期，蒋介石还能按照国父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战略方针行事，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还是撕下了同情工农革命的伪善嘴脸，并利用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的革命妥协主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并提出了“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共口号，顺利地窃取了北伐以来的胜利果实。经过一、二次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开始置倭寇妄图亡我中国的决心而不顾，把主要精力放到围剿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在经历四次围剿失败后，终于趁中国共产党权力交接之际（李德成为我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中），攻占中央革命根据地，并迫使中央红军进行了行程为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进。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和倭寇策划华北事变之时，还置国家百姓即将亡国亡种于不顾，念念不忘“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战略，想一举致红军于死地。在西安事变结束后，勉强答应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在庐山发表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抗日宣言。在蒋介石的整个军事生涯中他的战略方针乏善可陈，战术家的成份多于战略家的成份。毛泽东既是战术家，又是战略家；蒋介石只可称得上是战术家。毛泽东雄才大略，胸有经纶，他的大手笔随处可见，在军事上尤其体现的淋漓尽致。战术上的典型事例是“四渡赤水”，在浅浅的赤水河上，凭借卓越的指挥才能把蒋介石玩了个猫捉老鼠。蒋介石找不着北，毛泽东却远走高飞。48年的辽沈战役，毛泽东打锦州“卡脖子”而置长春和沈阳于不顾的战术，曾令同样是军事家的卫立煌惊叹不已，而毛泽东战略思想同样不同凡响。他的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他的持久战游击战理论，偌大的中国能有几个人会想的到呢？而蒋介石在军事思想理论方面，能有几个是响当当的呢？
　　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
　　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 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 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虽在1944年12月20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如果说国民党在1945-1946年尚有一点值得骄傲的理由，那么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在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 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因此可以说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是失败的一大原因。
　　1、毛泽东善于采纳别人意见，蒋介石喜欢自己决断。毛泽东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只要别人的意见有价值，有意义，有可取之处，毛泽东都会采纳。毛泽东经常向人员征求意见和建议，有问题喜欢坐下来商量。毛泽东不独断专行，不强加于人，不武断。毛泽东喜欢独立思考，但主张大多是集体研究推敲、补充、完善的结果，而蒋介石的主张是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思广益的结果。从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三人军事小组，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的集体研究，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总负责，但都是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有时，毛泽东拿出意见，别人补充；有时共同研究商讨。在知人善用方面，毛泽东用人一般都会不计前嫌，一旦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他就会放手让你施展军事才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初期，林彪曾经针对他提出过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的论断，而毛泽东却认为林彪在政治上只是个娃娃，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还是比较突出，结果还是任命其为红军最具实力的第一军团军团长。除了红军建军之初毛泽东亲自组织过几场战斗外，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他基本就不插手军队战术方面的事，在大的战役发动以前，他会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并根据所收集的敌军情报，给指挥员几个建议和应注意的事项，要其视情况的发展自行定夺，使指挥员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做出最适当的军事部署。而同期的蒋介石本应像以往一样发挥部属的军事才能，可不知道是因为剿共屡次失败对其部属不放心，还是怕部属有了自行决断的能力不听从其指挥的原因，竟然亲自组织部署战斗行动，尤其是解放战争开始后，先制定好一个作战计划和要实现的目标，又不让军队的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战斗部署，什么事都要听从他的意见，而自己又只是拿着根指挥棒在指挥室的地图上纸上谈兵，既诒误了战机，又使自己的部队陷入险境。再加上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这也是不到五年时间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就损失殆尽的重要原因之一。结果老蒋只好偏安台湾一隅，天天做着反攻大陆的黄粱美梦。蒋介石常常是一个人思考，一个人决断。蒋介石喜欢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喜欢指手画脚，喜欢独断。别人有时提出不同意见，蒋介石不但不采纳，还斥责、讥讽。蒋介石传达命令总是板着面孔，，下属总是掉头哈腰，唯唯诺诺。在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是唯一高高在上的领袖，蒋介石最权威，蒋介石至高无上！有时也让别人发表意见，但蒋介石要看口味，要看喜好。
　　2、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蒋介石喜欢纸上谈兵。毛泽东喜欢看地图，喜欢思考，但更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每一次战斗，都分析的很具体很细致，从地形到人员构成，从前方到后方，从指挥员到士兵，从敌方到我方，从有利到不利。总之，每一次打仗，毛泽东都要细心研究，都能综合各种信息去判断。而蒋介石仅仅从地图上去分析，不能从各个方面权衡。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 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蒋介石指挥作战，缺少对战场情况的详尽调查和分析，凭空猜测的多，想当然的多，根据地图下结论的多，不切实际的多。
　　3、毛泽东喜欢让前线指挥员自主行动，而蒋介石总是对前线指挥员指手画脚。由于毛泽东放手让一线指挥员独立指挥，不干扰，不包办，不越位，所以指挥员能大胆发挥，有的发挥的淋漓尽致，因此才会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挥的辽沈战役，才会有刘陈邓指挥的淮海战役，才会有粟裕指挥的孟良崮战役，才会有更多的胜利，才形成了各种风格的指挥员。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 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 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 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 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蒋介石常常不放心下属，常常派员下去传达旨意，有时还要包办一切。蒋介石的瞎指挥是出了名的，因此人们就归纳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到哪里，哪里就要吃败仗！从红军长征时期，蒋介石跟踪到成都、重庆，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督战到西安，跟踪到东北。毛泽东在延安一呆就是十年，很少到前线，因为毛泽东多他的爱将很放心。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更没到过前线一刻。
　　4、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是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而蒋介石的军事意图总是大打折扣。蒋介石的军事意图尽管下级都表示接受，表示效忠，实际上有些人大多时候从自己的愿望出发，不进行很好的贯彻。当然，这和蒋介石部队构成有关，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有很大的关系。蒋介石人为的把部队分成了中央军，杂牌军，地方军。军队内派系林立，互相掣肘，各自保全自己，所以出发点不同，动机不同。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蒋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解放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往往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就先逃跑了。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 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军既非“党军”，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能不败？对此当然蒋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所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到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
　　5、毛泽东会综合各种信息，特别是谍报人员的信息，而蒋介石单纯依靠军队。毛泽东能调动各个方面的信息，特别是能利用谍报人员的信息。而蒋介石很少利用这些信息，不能做到知己知彼。毛泽东既能知己还能知彼，为了知彼，毛泽东让周恩来动了不少脑子，下了不少功夫。象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机密，早早的被共军得悉，毛泽东主动撤离了延安。蒋介石虽然也让戴笠和毛人凤下了一些功夫，但这些人不是去探消息，而更多的是暗杀、打压、威胁，一些真正的有价值的作战情报却得不到。相反，蒋介石的军事机密常常被泄露，常常为自己的军事情报泄露而苦恼，而恼怒！
　　6、毛泽东能很好的发动人民，利用人民，人民十分拥护，而蒋介石从不利用人民，也不会利用人民。“兵民乃胜利之本！”这是毛泽东的至理明言。毛泽东和人民永远在一起，永远为了人民。“中国革命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一位开国元勋的肺腑之言。蒋介石脱离人民，伤害人民，欺压人民，所以人民就敬而远之，就不和他一条心。蒋介石失去了民心，实际就失去了最大的依靠。
             （二）
　　解放战争两年来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被大量消灭，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当局正在考虑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问题，但仍举棋不定。叶剑英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兵力还没有超过对方的条件下，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下决心发动战略决战，需要有大智大勇。这也是蒋介石没有料到、因而在事先也没有作出应对准备、结果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抓住决战时机后，确定决战方向十分重要。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确地选择从何着手，接着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直至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对军事统帅的指挥能力是一个重要考验。毛泽东历来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他写道：“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怎样打好“第一个战斗”？毛泽东归纳了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
　　三大战略决战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叶剑英描述了毛泽东的决策过程：“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作战方向确定后，为了取得理想的作战效果，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几乎都采取了奇袭的作战方法。正如《孙子兵法·九地篇第十一》所说：“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又如《孙子兵法·计篇第一》所说：“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之。”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也写道：“军事计划不用‘奇袭’这把永远管用的钥匙，失败就可能接踵而至，不现实的想法是替代不了这把钥匙的。”这句话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
　　要做到奇袭，并不容易。怎样才能使对方“无备”和“不意”呢？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迅速，二是保密。有时还需要以佯动来造成对方的错觉。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初战几乎都采取奇袭的作法，先从对方“不意”的要地突然发动强有力的攻击，在它的防御链上打开一个大的缺口，使对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陷于异常慌乱的地步，再一步一步扩大战果，直到取得全局的胜利。
    拿辽沈战役来说，锦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是谁都知道的。但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都在北满，又采取了一些佯动，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解放军会将进攻重点指向长春，而解放军主力却隐蔽地远途奔袭锦州地区，直到以突然行动包围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才使蒋介石如梦初醒，慌忙地调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乱。这可以称为奇袭。再看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原来判断解放军会从西侧奔袭徐州，解放军又以多路佯动，增强对方这种错觉，从而将李弥兵团西调，孙元良兵团北调，集中在徐州周围。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乘虚而入，隔断孤悬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联系，开始了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战斗”。这就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的整个部署，随后，中原野战军同样乘虚而入，突袭宿县，切断徐州同蚌埠之间的联系，奠定淮海战役全胜的基础。这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奇袭。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东面，提防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蒋介石还要求把部队东移津沽，以备必要时从海路南撤。解放军却出其不意地从西线打起，让原在归绥的杨成武兵团和原在石家庄北面的杨得志兵团分别迅速包围张家口和新保安，将傅作义的注意力吸引到西边，顾不上东线。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又提前行动，悄悄地越过长城南下，分割东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尽管东北解放军不进行休整就开始秘密入关，但有如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的陈伯钧所说：“这时我们对整个华北敌人的战略包围还未形成，我们在津塘方面的兵力还很不够，倘若过早对平津等地实行战役包围，对张家口、新保安、南口等地实行战役进攻，势必吓跑敌人，不利今后作战。除此而外，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部队由于连续作战未及休整，又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关内，十分疲劳。”这些都需要有一定时间。因此，又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这种战史上十分罕见的打法。在这过程中，也有许多奇袭的因素。
    像下棋一样，下好每一步重要的棋，都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充分考虑这步棋会引起全局发生怎样的变化，乘势扩大战果，夺取全局的胜利。而在关键的地方，必须十分用心，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和切实的应对办法。毛泽东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下，三大战略决战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进行的三个战役，而是有着通盘筹划，一环紧扣一环，相互照应，一气贯注的完整部署。对具体的作战方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军事原则。其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根本的方法。毛泽东很早就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这种根本的作战方法，在毛泽东指导三大战略决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军事胜利从来不是单靠军队来实现的。人民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一向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三大战略决战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拿淮海战役来说，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后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战役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电报，说明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一亿斤，要求各地立即动手筹集并速调粮食供应前线。那时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粟裕回忆道：“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每日需粮数百万斤。加上天气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淮海战役后期的解放军阵地上，“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四千多万斤”。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亿6千万斤。难怪陈毅深有感触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国民党军队屡屡弹尽粮绝，陷入绝境，成为他们多次覆没的重要原因，恰成鲜明的对照。能不能得到民众的全力支持，确实是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军事领域内，他十分重视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们的意见，常同他们反复商议，认真听取并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以淮海战役为例：它的发动，起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向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第二天，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当华东野战军正准备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时，留在大别山地区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1948年11月3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陈毅、邓小平）主力似应力求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孙元良）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第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邓并告粟陈张（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提出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酌复”。7日，粟陈张报告，“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经完成，则建议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敌退路，使李、邱（李弥、邱清泉）兵团不能南撤”。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连续起草两个电报，前一个电报，要求“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队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后一个电报更明确地指出：“齐辰电（粟裕、张震11月8日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淮海战役的全盘战略设想，就是在中央军委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评论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但在决策酝酿阶段或情况许可时，毛泽东总是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作出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大战略决战过程中，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和前方将领间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军事从来不能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分割开来孤立地考察。李德·哈特说：“胜利是累积而成的。在此，所有武器包括军事、经济以及心理皆有所贡献。胜利的获得，唯靠善用与整合现代国家中一切既存资源。成功则需依赖各种行动的圆满协调。”毛泽东在军事指导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和决策。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不是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对全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清醒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预见到下一步可能的发展；第二，他能不能针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决策，除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轻易动摇或改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忙于应付，也不会因某些次要情况的变动就轻易地一再改变决心。从三大战略决战的实践检验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浅，反复多变，被动应付，顾此失彼，而且始终自以为是，出了错只怪部下无能或没有执行他的指示。这些都是军事统帅的大忌，他在平时都有表现，而在辽沈、淮海、平津这些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中暴露得格外突出。可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指挥大权却一直紧紧抓在他一个人手里，都要由他来作决断。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在1948年初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国防部实际上全由蒋先生负责，诸事殊乏分责之人。”
　　能对蒋介石的作战指挥有近距离观察的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的经过时更具体地说：“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十五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取灭亡。”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李宗仁又说：“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国民党军方在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的第九册“总检讨”中，在“野战战略”部分检讨说：“斯时国军中高级指挥机构，在考量匪我双方战力时，常以装备为评估战力惟一之因素”，“上下皆以收复或攻占地域为目标，主从颠倒，违背用兵原则。”而在“统帅节度”部分也作了多处检讨：“（一）过分干预下级，使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于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二）各地区战略构想及指挥，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指导，战机呈显之时间短暂，如等待上级决定后再采行动时易失战机。战场陷于危机时，若等待上级之决定，亦难以及时挽救。（三）统帅部所决定之各地区作战构想及指导，系基于上层人员之判断而产生者，与战场实际情况，难免有所隔阂，在研议过程中，亦不征询下级意见，又不重视战场指挥官之意见具申，故所决定之各案，往往与作战部队之实况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之充分支持。”这里虽然都没有提蒋介石的名字，分析也有避重就轻之处，但由于蒋介石对军事指挥大权一人独揽，这里多次提到的“统帅部”的过失，其实更多地反映出蒋介石作为军事统帅的严重弱点。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写道：“剿共作战一直是蒋公亲自决策，两任参谋总长陈诚与顾祝同，只是执行蒋公的政策而已。”蒋介石最信任的陈诚对此也有抱怨。郝柏村写道：“蒋公与参谋总长陈诚间之歧见，在本日日记中表露。我以客观立场评析，主因当为蒋公对进剿作战计划批示过多，干预过细，将领不能不服从，陈诚亦然。当战事受挫，参谋总长责无旁贷，难免对蒋公抱怨，这是陈诚的个性。”可见，三大战略决战中国民党军队战略指导的拙劣，其主要责任只能归之于蒋介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次严格的检验。可以看到，他的作战指导实在缺乏章法，并且严重地脱离实际，先是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更谈不上对它的发展趋势有足够的预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明确而坚定的作战预案；临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而又主观武断，甚至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中后期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军在不利条件下“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多次慨叹“此事殊出意外”，只能“默祷恳求上帝默佑”。他在1949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他已提不出其他办法，但他的主要军事力量既已失去，被他视为“惟一要务”的“阻止其渡江”又怎么做得到呢？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发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至此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可以说大局已定了。

主席博览群书，尤其是历史
老蒋是国民党家底
主席是小米步枪
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