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理论来源研究述评

潘锦全  王芳



　　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以人类思想史为背景去勾画毛泽东思想的肖像，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学术界都是一个重要课题。大多数国外学者都一致认同的是，分析、评价毛泽东的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和理论水平，除了要考察他在革命和建设年代的政治实践外，同时需要研究其理论的渊源，考察他的思想认识水平与其理论来源之间的相同与不同、继承与创新。国外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中展开了这一研究，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两次大的学术论战，重点考察了毛泽东及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近代西方思潮的关系。分析和研究其中几位主要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判断，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针对性，尤其是在古今中西思想文化多元交融的当下，毛泽东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个案。

　　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从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来看，毛泽东和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看待这个差异，国内是有定论的，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也就是说，我们更倾向于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与经典作家的差异。然而，在“国外毛泽东学”研究领域的两次学术论战中，国外学者却走上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要么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毫无创新可言；要么如史华慈、韦克曼、柯文等人，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传统的“异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预设。

　　例如，在第一次论战中，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保守派”攻击以史华慈为首的“自由派”，提出所谓的“毛主义”只是一种“传说”，是根本不成立的。毛泽东的战略实际上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指示下制定与实施的，并无任何独创性，根本不能称之为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种“主义”。首先，毛泽东关于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的思想和工农苏维埃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列主义，并非独创，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相信，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都能够成为一支具有决定性的十分重要的力量。而且“他们相信，农民在西方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和在像沙皇俄国那样过渡中的中亚细亚国家的反对君主专制(东方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革命作用”①，毛泽东也从没强调过自己理论上的独创性。面对质疑，史华慈则始终强调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阶级基础理论上存在着明显不同，他把“毛主义”只是称作一个“战略”，认为它只存在于实践层面，并没有在理论上公开宣扬。虽然“毛主义”的战略在实践中符合中国的革命形势需要，并已有成效地取得了革命胜利，但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在毛泽东与马克思的联系中，还剩下什么了呢”，“显然，剩下了许多名词……如果还有任何实质性而不是口头上的联系，那就是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善与恶两大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伦理斗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保留下来了，但是内容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②可以看出，史华慈的研究拓展了国外毛泽东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启发性，他的研究思路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预设出发来定位、分析、评价毛泽东思想。另外两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和莫里斯·迈斯纳也持此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是对恒久不变的神圣箴言与原则的所谓背离”③。这就必然使其他学者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全面理解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在第二次论战中，“左派”的代言人理查德·弗里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一文，指出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如果想要对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革命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并且超越在我们这个领域里占优势的认识”④。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非常丰富灵活的，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不应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书籍的只言片语出发就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一种异端，事实上，“毛主义”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革命的政治战略是为了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革命发展战略。

　　在这两次论战中，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实质上都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加以定性和评价是不容易的。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时，往往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进行教条主义的解读，试图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适用一切社会情况的普遍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严重扭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需要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述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⑤任何脱离历史唯物主义、脱离具体的社会客观实际的做法，都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后来的很多国外学者都纷纷夸大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进而认定毛泽东思想为“异端”，在解释毛泽东某些错误实践活动时，把原因简单归结于思想领域。

　　也有少数西方学者认为，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教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诺曼·莱文在他的《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指出，“要判断毛泽东是否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必须以他是否遵守行动的辩证法为根据”。毛泽东与马克思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在首先由马克思阐明的社会探究的辩证方法的运用方面；第二，在毛泽东是否与一种主要的革命策略范式相一致方面；第三，在毛泽东是否与某种行动的辩证范式(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观、客观与意识问题的关系)相一致方面。⑥戴维、麦克莱伦、沃马克等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审视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正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内核，因此能够实现实践和理论的统一，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的运用问题。正如美国学者格雷认为的那样，毛泽东也有许多地方与马克思的结论不一样，但这并非体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发行为，而是体现了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在严格的范围内根据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而得出的结论，如果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来解释，这些不一致正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的分析是透彻的，但还是没有很好地处理毛泽东研究中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问题，把毛泽东领导的实践的成败归因于思想和意识形态，特别是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总结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化。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加以思考。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以齐泽克和保罗·哈里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学者，在探讨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打破以往流行的“对照式”(即原理对照原理，如发现相同就证明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如存在异端则证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研究方法，更加注重从理论发展的整个宏观背景并结合当下发展的“普遍性”意义来把握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⑦例如，齐泽克在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作序时，重新评价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重大传承”，即由列宁到毛泽东——革命主体由工人阶级转移到农民。“‘今天’主要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而是已经转变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毛泽东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⑧齐氏评价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的立论基础是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他认为矛盾是毛泽东哲学中最为精彩的论述，也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贡献。而保罗·哈里一反传统观点——毛泽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背离的证据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被“唯意志论”取代，阶级由经济地位决定被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所取代，认为毛泽东在1955年之后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连续性。⑨

　　在我们看来，科学评价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必须首先厘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即立论的“参照系”问题。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所言，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方法。因而，在判别毛泽东究竟是发展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其参照系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即世界观与方法论。不了解这一点，正是西方学者在此问题上各陈其是、相互争论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充分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即实事求是的方法，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看似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发展道路，但究其理论实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如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不懂得儒学就无法理解毛泽东。问题在于，在毛泽东那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如何?是中国传统文化多一点，还是马克思主义多一点?

　　施拉姆就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中国传统文化占统治地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当然，他的评价在内容上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提法是不同的。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经过毛泽东而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之间，传统文化起着主导作用。他说：“我一直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中国的和西方的成分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问题当然在于他品行最深沉的源泉在哪里……的确可以争论的是，当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中思考时，他最深刻的情结仍是中华民族的，而当他的着眼点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进中国社会和经济，使其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民族时——他认为她是应该在世界强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确一直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施拉姆不同意史华慈的异端说，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占主要地位。施拉姆说：“马克思并不像毛那样认为政治是发展的关键和人类自由的唯一重要领域。毛把政治权力不仅看成革命性变革的接生婆，而且看成是大展宏图的宝座和决定道义是非的权威，使他多少更接近于传统中国思想，而不是马克思或列宁。”⑩也有学者在此问题上提出相反的观点，如金思恺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内容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他说：首先，毛泽东引用的许多语言是中国的，毛泽东的观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并不一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是批判的，要说有继承，也主要是在“语言”上，在形式上。他引用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的话——“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国外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认为语言与思想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中国的语言在经过改造后完全可以被赋予新的含义，语言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化性，而内容则是相对稳定的。当然，也有学者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影响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渊源进行分析与思考。例如，韩国学者梁再赫在《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一书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概念与毛泽东哲学中的自然概念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认为毛泽东的自然概念不是一种单纯的本体论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呈现辩证法色彩的概念和体现实践性的概念，从一个较高的层面上阐释了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渊源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11)

　　总而言之，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愿意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来讨论毛泽东思想的构成，一些学者还细致地分析了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影响，但在两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孰轻孰重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来源的构成问题的确非常复杂，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存在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另外，研究者本身都是带着理论框架、理论前见进行研究，因此产生了分歧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解释和意见。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曾指出：“像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那样宏大而迥然不同的知识传统本身就可能潜伏着解释的多样性。因此，对于毛是两种传统的产物的任何一致的看法，不可避免地都只能是空洞的。”(12)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国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走好这段路，真正地把握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国外学者列文森提出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那就是我们必须把中西方思想的影响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改变联系起来。外来思想传播的效果如何，它影响原有思想环境的程度如何，主要是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使异质的母体社会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只要一种社会没有被另一种社会彻底摧毁，外来的思想就只能够作为某种新词汇为原有的思想环境所利用；而一旦外来的冲击及其对于原有社会的颠覆达到相当的程度，外来思想就开始排除本土思想，那么发生改变的就不只是“词汇”，而是“语言”本身。如果说历史上佛教的传入最终只是丰富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词汇”，那么西方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则表现为一个由接受新“词汇”到改变旧“文法”、“语言”的过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不应采取绝对的甚至武断的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一分为二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其糟粕，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能也是双重的。

　　总的来看，毛泽东与普通群众一样是被“抛入”到历史洪流之中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存在性使其不可避免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其早年阶段。当然，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是持续的，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晚年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我们不能在此问题上走向阿尔都塞的“断裂说”，也不能滑向心理分析学说的早期决定论的过度还原主义，而是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早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思想发展的“主导因素”，而一旦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之后，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过滤”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因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有助于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实质，进一步拓展、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西方社会思潮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除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外，一些学者认为还包括西方的人文思潮，强调西方学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而毛泽东要很好地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具备必要的西方文化、哲学修养，因此，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在西方近代思潮这个更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

　　国外学者把毛泽东思想和西方思潮进行比较研究，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特殊性源于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虽然毛泽东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仍潜存这些思潮。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史华慈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指出：“毛泽东对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都有反应，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和严复翻译、传播了大量西方著作，他们尤其看重个性，同时也看到了民族的弱点，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在个人的知识、肉体和情感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儒家认为应当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压制外来的不洁之物。现代西方认为，解放个人的能力有利于国家和社会。”(13)而毛泽东的这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受到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中有“民粹主义”倾向，并以此来理解毛泽东本人思想中的矛盾现象。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同情、依靠农民，这一点看上去与“以民为粹”的民粹主义相类似。他还指出，毛泽东的反官僚特性、反城市倾向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都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而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毛泽东是通过李大钊受到民粹主义影响的，民粹主义式的信念曾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中国国情产生了影响。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里，这种信念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够明确，但影响并不小。

　　有的时候国外学者把毛泽东思想和一些西方思潮进行比较研究，并不太在意毛泽东有没有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进行比较的基础只是毛泽东和这些西方思想家拥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因而能进行跨时空的对话。例如，一些学者发现毛泽东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卢梭相似，在共同的问题意识中，形成了可供比较的相似的思想特点。史华慈在《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在深层理论上来源于卢梭的“德行统治”。至于毛泽东究竟是怎样受到卢梭的影响的，史华慈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注意到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到在湖南长沙省立图书馆自修时曾经读过卢梭的作品，因此毛泽东对卢梭的思想会有一定的理解。史华慈指出：“在青年时代毛泽东读过这两个人的作品，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有任何紧密的联系。卢梭在这里的重要性表现在，他为极普通的倾向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解说，不需要与伟大的思想家本人直接接触，这些倾向可以自行其路。对于毛泽东来说，一个能够确实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自身，就已经成了我们所提及的这个思想体系的承担者。”(14)

　　有些国外学者还把毛泽东思想与法国哲学家萨特、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以及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作比较。斯塔尔就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把“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的特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对实用主义者和幻想家这两种方法实行一种新的综合”；毛泽东的认识论和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认识论有明显相似的地方，“他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理论与行动。这种相似性对毛泽东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15)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魏裴德在他的《历史与意志》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源，详细对比了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的思想的异同。

一个人的思想构成不可能是纯之又纯的，处于“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当然会受到形形色色西方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会受其影响，但毛泽东对近代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多是批判性的接受。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提供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但是，国外学者在将毛泽东思想与西方社会思潮进行比较研究时存在不容忽视的理论缺陷，即西方学者在展开相关论述时，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深层次逻辑结构中发掘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内在因子。然而，实际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国外学者并没有亲身经历、深入接触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因而不能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毛泽东思想。(16)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学者有夸大近代西方思潮对毛泽东影响的嫌疑，毛泽东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例如，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粹主义者。这显然是以偏概全。这些学者企图在毛泽东思想中挖掘出他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内在动因，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客观，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了解并不深入。



　　【注释】

　　①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②③④(12)萧延中主编：《“传说”的传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280、280、7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⑥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⑦⑨尚庆飞：《略论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若干思路与方法》，载《毛泽东研究》2011年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205页。

　　⑧齐泽克：《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王芳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⑩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11)尚庆飞、韩步江：《毛泽东的自然概念初探——从国外学者梁再赫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谈起》，《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3)(14)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33页。

　　(15)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页。

(16)尚庆飞、王兵：《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现代哲学》2009年第2期。



（作者潘锦全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副教授；王芳系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区基础部助教）

（来源：《江海学刊》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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