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桀伐有施，得其女曰“妺喜”者纳以为妃而夏亡；商纣征有苏，得其女曰“妲己”者纳以为妃而殷丧；周幽讨有褒，得其女曰“褒姒”者纳以为妃而周迁。念此三朝咸毁于女色，本拟江山美人之佳话，卒成匹夫淫妇之盛传。究厥亡因，诚淆乱婚姻，失礼于职，失信与天下而已矣。

夫古之君子，禀奉天地，纠合人民，义在传承教化，拟厥形像实一礼器耳。夏桀履癸，殷纣帝辛，周幽姬宫湦三者咸继先宗祖济世救民之功乃承君王贵重之质焉。身为继体，虽衔数百载之深修，亦袭历先君失德之积重耳。念其时，既失初造之威武，又乏基业可传承。诸侯之朝觐益疏，四方之贡献愈寡。见分崩离析之状将显，三朝末君即藉天赐之道义奋禀性之才勇，行四方之征伐。是以，诸侯为武力所屈，三末君稍得其貌合之状而未审厥神离之情即以为足矣。故不及加诸服心之术，始肆意妄为然。且有施“妺喜”，有苏“妲己”，有褒“褒姒”三女皆见虏之奴婢。厥与三末君咸有亡国之仇恨然。言三婢色美德薄或且不当。三末君纳之为妃，拟贱为贵，确赏罚难下，战士不平也。三妃见宠，先后见绌。而三后之家咸异国君子，一旦罢废则侮及后家。后家成仇则失助与亲。见众叛与赏罚不平，亲离与匡床淫篡，故桀纣咸以此亡，周幽则踵迹而已矣。

是以，信美婚姻，古往今来未有不大其国不享其家者也。圣人据此曾典《诗》成集，究治乱之辨，纂春秋之义，礼之所纪，义在倡合。范《五经》之概，《诗经》开厥端。《诗经》之要，《关雎》创其首。抒情文王、太姒之缘，纪婚姻大故之礼，表宗族亲疏之义莫不在典。及慎终追远之念，忠信孝悌之遂未有不源于婚姻大盟也。是以，道学人伦一统东方，人重顺逆之节，国治天地之理。

曾经西方，上下交淫，父子不相养，夫妇不相爱。苟且之事多至孽庶与嫡嗣并重。及厥圣人知其成俗，着实难易，惟援之以为势卒传厥信耳，故尽神学律法之义，述兄弟姊妹之说以损益尊卑贵贱如一，即获人意。确婚姻不保，父子不亲之所至也。然厥所传，犹道夫妇之序，实不欲人伦愈乱耳。至此，国学沦丧，人乘谬解，不省西人之敬而独好西人之鄙，西学之风始浸渐人伦之道，其实略察墨翟之说犹当西学之义可与如今之世然也。

今之中国，婚姻亦乱，并无保障之法。强弱相加，浮淫相尚且拟为传媒所盛染。浮淫之风则富贵之所乐与，贫弱之所愤戾然也。人故恃厥不仁欲威厥财势，必无检操之志乃多纵驰之乐。人乃无德，事此不难矣。况传媒推崇贪鄙淫欲委曲具体而卑贱天伦禀性夸诞诡异，至张之如风，偃民如草，俗故不伦矣。

今人且众，城乡有异。土之所植不足济贫，故待百业，人从百工。是以，市民为多而农民为寡。市民失土，非交则无以自善，非易则无以自足。百业由此而兴，国家赖此而富焉。然，民交不以法度则乱，民易不以政治则欺。夫交广者强，易奇者富是国之大忌也。夫故立法务以禁暴，行政均以居奇。居奇强暴者莫不结交权贵贸易政法方可援为己便，如兹不治国曰仅存矣。

凡人孤弱则任宰割矣。闻浮淫之说而未听道德之言，见法禁之律而未睹伏奸之状。上既不以德任，民即不获义与；弱既不得法庇，势即私张威淫。及法无故犯人，人有事犯法，建国以来咸有之矣！如今，君子既然有意，倘能正婚姻之义，后乃可作法制之具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