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天高地阔

高大泉从芳草地来到北京的火车站，从一家一户的庄稼人群里，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间，参加了一场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战斗，觉着自己登上了一层新的天地。
开阔的场地上的一切景物和活动，都是光辉灿烂的。铁轨像一个壮汉身上的筋骨错综交叉，不知伸展到山南海北什么地方去；信号灯在天空变幻着颜色，列车喷着云彩一样的浓烟，响着悠扬的汽笛声，来来往往，轰轰隆隆，连老远的树枝和墙壁都随着颤动；人和机械发出的声响，汇成最动听的音乐；装卸工人来往奔忙，各种卡车、三轮车、排子车，出出进进，一天到晚喧闹不止。
这里虽然是个不停客车的货运小站，又在古城墙一个偏僻的角落，它却使人民的首都北京和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祖国处处相连。在这里，高大泉看到从天府四川运来的雪白大米，从黄河两岸运来的金黄小麦，从中原地区运来的棉花；还有广州的香蕉，黑龙江的皮货，内蒙的冻肉，新疆的葡萄干……同时，他也看到，北京大小工厂所出产的各种工业产品，大到几十个人抬不动的机器、小到颗颗钮扣，都在这里集中起来；成包成箱，堆积如山，然后又一列车一列车地被运发到东西南北。……钻惯了高粱地的庄稼人呀，忽而被这个牵动了好奇的心，忽而又被那个吸住惊愕的眼睛；他那活泼的思绪，像长了翅膀，腾空展开，飞向四面八方那些想象中的美妙境界……
大仓库的基本工程完成以后，他们十三个人成立一个作业组，被正式编到装卸队。
夜里，银片似的小雪花，无声无息地飘洒着。没风，也不显得冷。车站上的尖顶红房，堤坝般的货物，闪耀着的灯光，枝杈繁密的树木，都在悄悄地变化着颜色，又庄严，又动人。
高大泉从工具房出来，一路小跑地回到他们的宿舍。他肩上扛着十三把大铁锨，手上提着一捆子布手套，用膝盖顶开了木板门。一股热气扑到他的脸上，挂在眉毛上的几片小雪花立刻融化了。
这间宿舍是原来的工人连挤带并，给他们让出来的。早先这儿是个“锅伙”，外表上还保持着旧日的样子，里边却修整得十分整洁。煤火炉在旺盛地燃烧着，坐在上边的大水壶“吱吱”地响着，热气在电灯光里升腾着。对着面的两排床板上，摆着他们的简单行李卷。有的人坐在一块儿兴致勃勃的聊天，有的趴在床边写家信。唯有邓久宽已经躺在被窝里睡着了。他的一只胳膊扔在被子外边，总是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随着均匀的呼吸，厚嘴唇也像憨笑似的，不住地抽动着。
高大泉把肩上的铁锨“哗啦”一声放到地下，惊动了那些说话和写字的人。
周永振笑着说：“嗨，领工具来了！全是新的呢。”
高大泉拍打着身上的雪片，说：“这是武器，就要开始新的战斗了。”
周永振说：“没来之前，听说干工人的活儿，总觉着隔行如隔山，心里边犯嘀咕。这几天一干一看，实在也没啥。”
高大泉把铁锨并排地放在墙边，看周永振一眼，说：“咱们要学习工人老大哥对待劳动的样子，把工作干得好，很不容易，可不能这样轻心哪。”
周永振说：“你呀，不论对待什么事儿，总比别人想得多。造铁轨、开火车这样的差事，咱们当然搁不上手；装装卸卸，从小就干，全都是科班出身，肯出力气就行了。”
高大泉认真地说：“你这个看法不对。这儿的活计虽说也是装装卸卸，跟咱们庄稼地完全不一样。它跟全国的建设，抗美援朝战争，连在一块儿。咱们十三个人都得小心慎重，处处听指挥。事事照工人的样子干，千万不要马马虎虎的。”他说着，又朝邓久宽看一眼，“这样就不好。人家工人不分白天黑夜，放下活计就学习呀，开会呀；咱们三个饱一个倒，大松心，太显得散漫了。”他这样说着，走到邓久宽跟前，人们以为他要把邓久宽叫起来，他却不由自主地轻轻提起邓久宽的胳膊，放进被子里。
刘祥在一旁笑笑说：“这个傻家伙，刚来那几天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是惦着家，惦着孩子。这两天习惯了，吃得饱，睡得着，老婆孩子全都扔到脖子后边去了。”
吕春江从对面铺上跳过来，一把揭开邓久宽的被子，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子，喊道：“响铃了，集合了，快起来吃饭了！”
邓久宽被惊醒，一边拉被子，一边说：“你们这些精神鬼，不好好睡觉，闹什么呀？”
高大泉这才说：“这儿是工地，不是庄稼院，谁像你随着太阳进被窝。”
邓久宽擦着眼说：“好吃的不如饺子，坐着再舒服也不如躺着。长这么大，我还真没这么自在过。”
周永振说：“别念你那自在经啦，快起来，看看大泉给你领来的武器吧。”
高大泉说：“我看哪，这种自在经，就是罗旭光同志批评的那个农民意识，跟人家工人完全两样。李培林同志说，让咱们这回来跟工人学习，这也是应当学习的一门课。”
邓久宽一边往棉袄袖子里伸胳膊，一边说：“什么农民一十、二十的，我就知道，赶上如今的好时代，吃饱了猛劲儿干活儿。”说着，神情一转，“嘿，你们吵醒我那会儿，正巧做着梦。梦见村西我家分到手的那块地里，一棵秧上长了五个大棒子。我跟你嫂子背着笆篓去掰。掰一个，又长出一个，再掰一个，又长出两个。把你嫂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喊：别长了，我受不了啦！”
屋里的人听到这儿，轰地一声都笑了。
他们的笑声，惊动了外边的两个人。他们推门进来了，带进一股冷风和一片片小雪花。前边这个是他们熟悉的马队长，后边那个不认识。大伙都停住笑，瞧他。
这个人四十多岁，头戴铁路工人帽，身穿蓝布制服，脚上是一双大皮靴；一手提着一盏风灯，一手攥着一卷儿纸。
马队长拍着那个人的肩膀，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老站长，到分局开会，刚散，马上来看大家。”
人们一听，更加郑重起来。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老站长，却听到过好多传闻。说他姓李，原来在骑兵连里当连长，是部队上的战斗英雄。他转业到这个小站之后，很快就从外行变成内行。能给调度当参谋，会给机工当助手；把小站的工作搞得十分出色，连续两季夺到了爱国劳动竞赛的红旗。
老站长笑眯眯地看看大家，说：“农民同志，到我们这儿，条件差。吃啦，住啦，怎么样呀？”
高大泉赶紧代表大伙回答说：“很好，很好，我们太满意了。”
老站长说：“比起马队长他们过去当装卸工那会儿，应当说非常好。他们没有人身保障，连名字都没有，日本鬼子那会儿叫他们臭苦力，国民党来了叫他们伕子。那时候，他们的生活跟咱们农村扛长活的一样苦，配给面都吃不饱，铺着地，盖着天，头枕一块半节砖。如今，好是好了，不能太满意。国家正在恢复建设，我们得往更好更美处奔。”他把话停了停，又问：“你们来了几天，习惯一点了吧？”
周永振抢着回答说：“习惯了，跟在家一样……”
高大泉截断他的话说：“我们各方面都挺差，往后得好好跟工人老大哥学习。”
老站长笑笑说：“你们过去是一家一户的小单位干活儿，如今是大集体，半军事化，困难总是少不了的。干革命就是每天每时克服困难、学新东西；克服一个，学会一点，就前进了。拿我自己来说吧，过去穷得连毛驴都使不起，到了部队上，要骑大马、挥大刀。难不难呢？难。革命需要，越难越得闯。刚刚学着能对付马队了，革命又往前发展，要我指挥火车铁路。难不难呢？更难。我正在学，正在闯。咱们就一块儿学，一块儿闯，一块儿前进吧。”又对马队长说：“你给大家说说正题，说完了，好让同志们休息。”
马队长说：“老站长有一肚子宝贵的经验，有空你们就多从他这儿往外掏点儿。今个，先说说咱们编组的事儿。咱们这个站，一共有五十名装卸工，加上你们，六十三名。任务重，人手少，我们不仅拼命苦干，还必须高度集中，统一行动，才能够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生产任务。为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你们这个小组，也要照其他作业组一样，除了高大泉同志当小组长之外，还要选出五大员，就是，学习宣传员、安全技术员、工具管理员、统计核算员、生活卫生员……”
周永振没听完就说：“总共十几个人，再选这么多员，不都成了员啦？我看哪，就让大泉一个人代表，我们帮着干就行了。”
马队长说：“这是民主管理制度，不能马虎。工业生产，必须这样才能进行，才能保证步子一致，又快又好又安全地完成生产任务。”
经过一番推选，“五大员”定下来了。马队长又向大家介绍安全措施、生活制度和组织纪律等等。最后，他又说起“联劳协作”的问题。
使惯了锄镰锨镐、过惯了独来独往生活的庄稼人，在这样一整套有组织的严密的劳动生产制度面前，简直是眼花缭乱，摸不着头脑了。
老站长在一旁给他们解释说：“马队长说的‘联劳协作”是我们社会主义工矿企业的一个管理制度。就是整个火车道线，上边跟下边，各站跟各站，各班组跟各班组，联系在一块儿，合成一股劲儿，变成一个人那样进行劳动生产。比方说，分局预报来了，告诉我们某时某分，一挂列车到站，装的是什么东西，多少分量；我们再根据自己站的人员进行安排：能拿下的任务，自己来，不能拿下的，分局就调动其他站上的力量来这儿帮着拿下来。这时候，运输车间必须保证送车取车正点，货运车间必须保证安排好货源，装卸车间必须保证动力。车到货到，不能按时间卸下来，那车就开不出去。你晚两分钟，下一个站得跟着咱们晚点，别的列车就得窝在别处进不来；一枝动，百枝摇，整条路线都得乱了套。因为铁轨只有两根，不能乱跑。所以工业化的生产劳动，每一个人都不能单独行动和随便活动，都得互相配合、密切合作，一环一扣不能脱离，一分一秒不能差错……”
芳草地的庄稼人，又都被这番话说得目瞪口呆，半晌没有动一下。
周永振咂着嘴，小声说：“没想到，工人们干活计这么严密，这么复杂呀！”
吕春江也悄悄地逗他说：“刚才你不是说自已是科班出身，能出力气就行吗？”
周永振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不吭声了。
老站长介绍完毕，看看每个人的表情，问高大泉：“高同志，你听着这个，有什么感想呢？”
高大泉诚恳地回答说：“我们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遵守制度，要不然，就像永振刚到那会说的，我们在这里出不了力，还会变成白吃饭、白添乱。”
老站长说：“这个认识看得太短了。跟工人阶级学习这种组织性、纪律性，不光是为了眼下多干点活计，也是为了将来搞好你们农村的劳动生产。要我看，农村搞社会主义，必须像工人这样干。”
高大泉没有完全领会老站长这番话的深刻含义，但他立刻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深深地印在他那好学多思的脑海里了。
……………………
老站长和马队长走后，他们又凭着每个人的理解和想象，热烈地谈论到很晚才熄灯休息。当最后一个入眠的高大泉刚刚睡安稳，就被铃声惊醒。他刚爬起来披上衣服，又听到马队长在窗外喊他：
“大泉同志，刚接到分局预报，两点三十五分有一个紧急的卸车任务。有溜卸货物，还有笨重的大件货物，要全体动员，还要搞联劳协作，你们组也参加，马上做好准备。”
高大泉赶紧下床开灯，叫醒了这个，推醒了那个，把马队长布置的任务告诉了大家。
全组的人都拿出平生少有的迅速和机灵劲，穿戴完毕，扛起新领来的铁锨，一个个冲出温暖的小屋。
雪花在飞舞，树枝在摇动。整个车站是一片严肃而又紧张的气氛。四个装卸作业组的工人同志早已雄赳赳地列队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候战斗了。同时，还有不少兄弟站的工人，骑自行车的、步行的，奔到这儿来。派班员马上给他们分配了任务，很快又各就各位了。
高大泉带着自己的一班人，东问西打听，乱跑了好久才找到他们的作业现场。这时候，他看看站台上的大钟，刚刚两点十分，虽然放下心，可是头上急出来的汗水还是忍不住地往下流。
一场紧张的战斗，在预定的时刻里开始了。
一挂列车进了站，车头把要在这个站吐卸的车皮，按照场地，一节或是几节地摘下来。车厢一脱钩，工人们就一涌而上；在火车头的隆隆巨响里，锨飞人喊，如同暴风骤雨扑落在咆哮的彩霞河的洪波之中……
高大泉他们这组，在马队长的具体指导下卸一车砂石。这伙有力气的庄稼人刚卸下多半车，旁边那个车皮的工人已经全部卸完，立刻到这儿，帮他们一起卸。接着，马队长一声口令，他们又跟协助的工人一起，奔到另一个货场。
这儿正卸一个笨重的大件，是箱装的大机器。老站长和陈师傅正在这儿指挥。一伙工人在车下边安排滚杠，一伙人在车上扳着撬棍，另外有两伙人，抻着两条拴在货箱上的大绳。马队长把高大泉他们安排在拉大绳的行列里。
一切就绪了，老站长说声”预备”，陈师傅就带着喊起了“号子”:
“嗨哟——嗨呀！”
上百个人，像一部完整的机器一样，一开电钮，完全协调一致地、有节奏地动作起来。如同一间房子那么大的货物，据说有一万多斤重，在陈师傅带领呼喊的号子声里，在众人汇合成一股力量的滚撬牵拽之下，在稳稳地移动着，一节一节地移动着；最后，终于被人们把它运进了那个新修起来的大库房里。
列车准时准点地被送出小站，又准时准点地开到下一个车站去了……一场紧张的战斗胜利结束。
芳草地来的庄稼人这回更加开了眼，第一次看到、尝到了集体劳动的滋味。他们热烈地谈论了好久，怀着从来没有过的喜悦，再一次进入了甜蜜的睡眠。可是，高大泉因为过度的兴奋，一点困意都没有。他怕自己的动作惊醒伙伴们，就披着棉袄、轻轻地下了床，走出宿舍。
他在站台上来回走动着，看着灯光中飞舞的雪花，看着滚杠、撬棍留下的沟痕，还有数不清的脚印。他想起第一次乘坐火车的时候，听到一位老革命干部传达的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想起罗旭光在那小本子上的题词；想起李培林给他透露的关于新县委书记要带领人们前进的好消息；想起彩霞河边的大草甸子、芳草地的群众，还有那些肥沃的、等待垦种的土地……最后，他的思绪又停留在“发家致富”的问题上。
他想，芳草地发生的许多怪现象，跟北京城蓬勃向上的景象相比，简直如同煤和雪一样黑白两样。前半夜，他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经过后半夜这场斗争，联系这几天的所见所闻，他认识到，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他们追求、奔波的目标不一样：芳草地的人被“发家致富”鼓动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算盘，自己管自己的日子；这儿的工人阶级，心里装着全中国，装着抗美援朝，齐心合力，奔的是革命胜利。他想，跟工人阶级学习，就应当想办法把芳草地的农民从小院子里引出来，让他们像工人老大哥这样，想到全中国，看到全中国；同时，作为村政权和党组织，应当像老站长、马队长和陈师傅这样，发动芳草地的农民，指挥芳草地的农民，领着他们喊号子，一起为革命劳动，一起为革命增产！
这一切一切，都成为高大泉思想认识升华的新阶梯，也变成了他的决心。
东方已经放亮，接着，又刷上了半天鲜灵灵的红霞。
高大泉深情地遥望着远方，他觉得天是那么高，地是那么阔，心里是那么豁朗。

十三 拐弯抹角

一九五一年的春节来到芳草地。
那些获得解放的庄稼人，有了土地的翻身户，都是平生第一次不再把这个节日叫做“年关”，而当成了喜庆的日子。尽管他们憋着一身闹生产的劲头，起早贪晚忙不完的活计，还是按着传统习惯，迎合着年轻人的心意，停了工，歇了活，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天。
一百八十多个门口，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大红的对联，鲜艳的门画，雕刻着各种图案的彩纸，花花绿绿地闪耀着，飘动着；出来进去的人，都穿了新衣服，戴了新帽子，换上了新鞋，拜年、访问，互相祝贺“新春之禧”。
“大哥，过年好哇？”
“好，好，长这么大，头一回过这么一个好年。”
“是呀，头一回不愁吃穿，头一回不用躲债主啦！”
“也是头一回觉着越过越有奔头呀！”
“托共产党的福啊！”
………………
“每逢佳节倍思亲”。芳草地起码有十三家人思念他们那个在北京做工的亲人。同时，想念高大泉的人最多，特别是那些活跃的青年，还有贪热闹的老人。他们说，这个节日里，高大泉在家里的话，剧团的节目早准备好了，这会儿正在搭台演戏，那有多红火呀！
农历正月初三下午，村长张金发家里的炕上摆着红漆小桌子。他坐在里边，手把着喇叭嘴的老式锡酒壶，一边往两个胡桃大的酒盅里斟着酒，一边对跨在炕沿上的堂兄滚刀肉夸口说：“你不用闷得慌，那个俱乐部、演戏团，我让它热闹起来，一句话，它就得热闹起来。大泉在家那会儿，为了操持这个，东家子说服，西家子动员，嘴皮子磨破，大腿跑酸，还是搞个不死不活的样子，真叫人憋气。当干部的，该使点威风就得使点威风，要不然哪能开展工作？二哥，喝呀。”
滚刀肉端起一盅酒，“滋”一声，就吸到嘴里去了，用手掌抹了抹两片发青的嘴唇，又拿起筷子夹着菜，说：“嘿嘿，高大泉真是个怪人。要论本事和机灵，也算是芳草地拔尖的了，又是你们党里边的人，可惜枉有其名。照他这样混下去，官也当不成，家也发不了，到时候，只能跟我一样，忍着，耐着，看着人家美着，等第二回闹土改再翻身了。”
张金发立刻一摇脑袋一摆手说：“二哥，往后不许你再把土改、土改这个话挂嘴上了。这个过季节了，不时兴了，说多了给我的工作找麻烦，也让人家瞧不起。”
滚刀肉翻白翻白眼，咧咧嘴，又唉一声：“要是不搞土改，这个年月，我可怎么混下去呢？”
张金发说：“你呀，就给我收回心来，好好奔日子。”
滚刀肉说：“长这么大，我就自在了这么大，除了吃喝嫖赌，我哪年哪月正正经经地种过庄稼？你们要是这样办，不是要我的好看吗！”
张金发说：“光棍回头气死牛。只要有奔头，就得吃苦。多苦，一咬牙，就习惯了。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嘛！我跟你说，我最近开了心窍，就是打的这个主意。旧社会我白给别人干了，没有熬上去；这回赶上新社会，我要卖把力气，过个富日子，给上级领导做脸，给晚辈孩子们闯闯路。你呢，也应当这样，决不能让别人压下去。你要是不好好干，我的脸上也没光。从明天开始，安一把镐，先刨粪……”
滚刀肉听着，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猛地把手里的筷子往桌子上一摔：“嗨，你要赶着鸭子上架怎么着？我告诉你说吧，旧社会我都没有干过活吃过苦，翻身解放了，让我干活吃苦？我凭什么拥护你们共产党？”
张金发也把筷子一摔，把眼睛一瞪：“干什么，你又要耍赖呀？告诉你，听说听道，顺溜溜的，我把你当家里人看；要跟我来歪的，我可是个铁面无私的包文正。如今是人民政府，不劳动不得食。你明儿个要不给我好好干活过日子，我要召集青年，把你当二流子抓起来，押进劳改队，一天两顿米汤，你还得干活。不信你就试试，看咱们两个谁厉害！”
滚刀肉是属于真松假刁，嘴硬腿软，一边喊着拼命，一边往后退的那种人。他听了张金发这些硬话，又斜着眼看看张金发的脸色，立刻软了，不仅又拿起了筷子，而且驯驯服服。
坐在地下凳子上的陈秀花，看他俩像演戏的样儿，忍不住地要笑，赶忙到外边端饭。
她的闺女巧桂，正扒着门帘儿朝里看，那张小脸吓得通红；见妈出来，就小声问：“咱芳草地属我二伯厉害，他怎么怕我爸爸呀？”
陈秀花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蝎子怕公鸡，谷苗就怕蝼蝼蛄。”
巧桂笑了一阵，扳着妈的脖子小声说：“初二我们给军属邓三奶奶拜年去，她给我瓜子儿嗑；朱荣媳妇也去了，她给我们讲个故事。说从前有个光棍，女的都不跟他，成不了亲，急得没办法。有一回，他雇一个小寡妇给他拆洗棉衣服。那个寡妇来了，刚上炕，那个光棍就跑到大门口，从兜里掏出一挂鞭炮点着了，噼啪噼啪一响，招来好多人。他又喊：诸位乡亲，我今个成亲，说着，跑回屋里，拉过那个寡妇就拜天地……”
陈秀花没听完，就推开闺女说：“这个人真多嘴多舌，跟孩子家折腾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干什么？怪不得人家都说她是活电报。”又嘱咐闺女，“往后不许跟别人说这个了。”
巧桂说：“你得告诉我，那个光棍真是我二伯吗？”
陈秀花说：“除了他，谁能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呀！”
巧桂还刨根：“我二大娘，就是那个小寡妇吗？”
陈秀花叹口气：“你没见她直到如今跟你二伯还不是一条心吗？三口人还分成两下过，连你二伯的衣裳都不管做。往后跟你二大娘说话留点心眼儿。听见没有？”
巧桂点点头，又问：“人家背后都说我二伯是一块剁不断，煮不烂，不能嚼又不能咽的连筋带骨滚刀肉，我爸爸怎么偏偏能够制服他呢？”
陈秀花说：“你爸爸是村长呗！”
巧桂说：“不对。那回发救济粮没有摊上我二伯的份儿，他拿着刀在高台阶闹，老区长来了他也不怕，照样吵闹，怎么说也不听。不怕区长就怕村长了？”
陈秀花觉着自己这个闺女心灵嘴巧，会动脑筋，从心里喜欢她，就在她的脑门上拍了一下说：“你呀，真能打破砂锅问到底。你爸爸他从小就跟你们一样伶俐，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什么事使什么法，从来没有吃过亏，上过当。你二伯怕他，就是因为你爸爸的手腕儿高……”
滚刀肉从里屋晃晃悠悠地出来了，差一点跌到水缸上。
张金发也随后跟出来，一边走还一边穿那件破棉坎肩。
陈秀花说：“你们光喝点酒，不吃饭啦？”
张金发说：“我吃了一些，他不吃拉倒。”又朝走到院子里的滚刀肉喊：“你先到歪嘴子家通知他一声，再到秦恺家等我。可不许扎到什么地方去死睡。误了我的事，饶不了你。听见没，啊？”
大门口那边传来滚刀肉的回答，那声，就像短了半节舌头一样：“听见了，听见了……”
这会儿，街上的人显得特别多，男的女的，一群一伙，大说大笑。那些踢球的青年们兴致很高，满场子飞跑。一群女孩子，在石碾子旁边，围在一起踢毽子。可能是冯少怀家的孩子，正在井台前抖空竹，“呜呜”作响，招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孩子。……
张金发离开家，刚走出不远，见朱铁汉和吕春江的兄弟吕春河两个人说着话儿走过来了，就朝他们问：“操持出一点眉目没有，明天能开台吗？”
朱铁汉走到他跟前，带着挺大的抱怨情绪说：“我看够呛。这个俱乐部一冬天没活动，都散心了。你们像发烧似的，想起要用了，就让一镐掘出井来，那怎么行。”
张金发用一种既是解释，又是批评的口气对朱铁汉说：“上级突然来的紧急指示，让三天里边把文艺活动开展起来，咱们又不会掐算，能不抓点瞎？有困难，找大家想想办法，事情就办成了；找谁要不来，你们就对他讲，是我让干的事儿！”
朱铁汉说：“人好办，大家都憋得难受，一吆喝就起来。最难的是节目。上级那个要求实在太高了。我们找不到新的，凑了几个旧的。春河你给张村长看看吧。”
吕春河比朱铁汉矮一些，长得很清秀；是个少言寡语、又有心数的小伙子。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了张金发。
张金发不怎么识字，形式主义地看一眼，又让吕春河给他念了一遍，眨巴着眼想想，说：“行。就是歪嘴子逼死乐二叔那个节目，得砍掉它。”
朱铁汉说：“这个节目是咱们自己编的，最拿手，群众也喜欢看，不能砍掉。”
张金发说：“这个节目是不错，可惜过时了。上次县里开会，文工团要演《白毛女》，谷县长都不让。如今正号召发家致富，你再唱斗财主，打骡子惊马的，不好。”接着，这个那个，说了一大篇理由，又搬出区委书记如何说，县里领导怎么讲，来证明他这番话的正确性。
朱铁汉有一个特点：虽然倔强，火爆，任性，对上级领导却能无条件地服从；他认为上级是代表党的，一个党员不服从上级，那就不像党员样子了。可是，今天这个事儿，实在让他不好办，就皱着眉头说：“上级让咱们利用春节开展文娱活动，多难咱也得办，这没二话可说；可是你这一关太难过啦。有好节目你不让演，没有的节目，你偏偏堵窝抠蛋，这工作我没法干，你去跟大伙说吧！”
张金发严肃起来，立刻又针对着朱铁汉的特点，指点说：“你自己掂掂分量，这像一个党员说的话吗？你没听过王书记念党章？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我是村长，又是党小组长，我就是组织，我说不能演，你一定要演，这叫啥呀？”
朱铁汉还要跟张金发分辩，吕春河担心他跟张金发争吵不休，就拦住他说：“咱们再找周丽平、秦文庆几个商量商量，也许有办法。”
张金发立刻改换了口气：“哎，这就对了，这是对组织的正确态度。”又冲着朱铁汉说：“我要召开个组长会，你这事还没安排好，算你请假吧。反正少数服从多数。”
朱铁汉不出好气地跟着吕春河走了。
不一会儿，秦恺家的炕上，开起了群众小组长会议。
因为高大泉和朱铁汉缺席，在座的小组长有好几个是村长张金发的得力人物。秦恺和周士勤就是。
民主建政之前，张金发还没有入党当村长的时候，秦恺就成了他的拥护者。这秦恺跟“小算盘”虽是一奶同胞兄弟，因为解放前，他比哥哥吃的苦多，解放后，他比哥哥参加公众活动多，所以脾气禀性很不同。他了解张金发那些不光彩的过去，却用他护村的勇敢，斗地主的坚决，对公事的热心，以及不断显露出来的精明才干，冲洗了旧日对他那种卑劣的印象和厌恶的情绪。秦恺拥护他，还说服不少人也来拥护他。张金发认识到这一点，对秦恺自然另眼看待：提议让他当群众小组长，每逢召集重要一点的小型会议，就到他家来开，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还常常在最后想着问问他有什么意见。这一切，在庄稼人看来，够体面，够光彩的了。
周士勤是另一类型的人。他比秦恺大两岁，过年四十二，个子不高，很有精神。他算是庄稼人里边头脑最聪明的那一种人。可是他从来不随便使用这种聪明，尤其不把自己的聪明用到任何跟种庄稼和过日子没关系的事情上去。他十三岁就死了父母，自己挑家过日子，春种秋收，赶集上店，人情往来，全是他一个人。自己娶了媳妇，嫁了妹妹，不仅保住了老人家给他留下的三间土屋和十亩赖地，临到解放的时候，因为地主甩卖土地，他还进了五亩。因这样长期的专心一意，他练出一手好庄稼活，这是受村里人尊敬的重要原因。他说：“好汉惜好汉”。他佩服村长张金发，是因为张金发曾经在歪嘴子那样一个刁钻刻薄的地主手下当过打头的。他认为没有点真本事，那个饭碗可是不好端的。他还认为，只有“庄稼地的通”才能当“庄稼人的头”，这样的干部说话才有根，指点才可信，跟着走才没错。所以他拥护张金发。张金发也很器重他。不过，很少像使用秦恺那样，在工作中使用他，常常是求他在过日子的事情上帮忙。张金发这种“量材调用”、“分人下菜”的方法，拴住了周士勤的心，替村长干事情特别有劲。
小组长们都坐在炕上。搂火盆的，靠被垛的，互相品尝着旱烟叶的，喝着秦家过年特意买来的好茶叶水。
张金发坐在地下靠柜边的春凳上，和颜悦色地讲着话：“今个抓空，咱们碰碰头，事情虽然不大，也得找大家商量。民主集中制嘛，啥事都得大家讨论，一块决定，集体负责，不能个人说了算。”
又像往常一样，村长讲起一些大家早就熟透了的国内国际形势，朝鲜战争的胜利消息，还重复一遍努力生产、发家致富的政策精神。不管别人注意听没有，他讲得严肃认真，好不容易才上了正题。说话的人停住声，靠着墙壁和被垛的直起身，全都聚精会神地等着下文。
张金发很郑重地接着说：“咱们研究一下，东边和北边的两个坑，究竟先从哪个坑使土合适……”
在座的人听了他这个题目，几乎没有一个不觉着奇怪的。因为先从哪个官坑使土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过去有惯例，照办就行，没什么不民主，更不会出什么漏子。为讨论这么一丁点问题，大年初三煞有介事地召集会，还正正经经地讲了那么长的一个开场白，未免有点故作玄虚了。这件事要是别的干部干的，听吧，说什么话的都得有。因为大家都尊重村长，不仅没有一个人把这个想法说破，甚至连一句有可能冲淡严肃气氛的玩笑话都没有人说，一个个依旧用郑重其事的样子，轮流着发表了意见。
三言两语，问题解决了：先从东坑使，后从北坑使，有苇子的地方不准挖。
公事完毕，只能散会。小组长们下地穿鞋。
张金发忽然站起来，说了声：“诸位等等再走。”
大伙同时发现村长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类似不好意思的表情，当然是一闪而过的。
张金发等小组长们都重新坐下之后，接着说：“趁今个咱们开会的机会，请大家帮我办一点私事……”
大伙听了这个题目，心里又猜，村长要他们帮着办什么私事呢？
张金发很为难地说下去：“转眼开春了，一出溜就是六月天；听县农林科的技术员说，今年的雨水多，还有风灾。诸位知道，我一家五口，如今还住着那三间摇摇晃晃的土窝窝。要是赶上大雨，说趴架就趴架，这可是性命关天的事情，真让人犯愁哇！”
大伙听到这里，才明白了一个大概意思。
秦恺很同情地咂咂嘴说：“你那房是够老的了。种完地就翻盖翻盖嘛。缺什么东西，大伙帮帮。”
周士勤也说：“你要动工，帮忙的人还愁？到时候你就说话吧，我家爷仨，又是木匠又是瓦匠。”
张金发顺着话茬口往下耪：“你们俩这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这个打算，可是拿不定主意。领导和群众把木头分给我了，盖几间房足够用，就是缺砖，如今实在没力量买。当然啦，这个发家创业的好社会，我要是不让这个干部拴住身子，抓挠点钱，买几千砖，费不了大力气。为人民服务嘛，不能讲价钱。我也不会像别人那样，为个人过日子就退坡。公事得顾，私事也得顾，好歹我要盖上它。要不然，我在头边站着，住不上房子，对大家，对上级的脸上都无光……”
大伙听着，又插言，又议论。有的说，买砖没钱，可以想办法凑凑，就是如今盖房的多，砖的销路快，窑上没有熟人怕不好买；有的说，县里新建了官窑，价低砖好，只要有一封村里的介绍信，马上就能买上，只是路途远一些。大伙说了一大堆关怀使劲的话，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意：怕“脸上无光”，都希望他们这个招人怜爱的村长赶紧离开那个有倒塌危险的土屋，快点住上结实、美观的新砖房。
张金发很快看到自己那番表白收到了预定的效果，摸准了大伙的心思，就又进一步说出自己的打算：“无论怎么着，我不能打肿了脸充胖子，不能干那种顾脑袋不顾屁股的事情。有多大的脚，咱们就做多大的鞋。要说打算很简单，我想买点旧砖对付对付……”
秦恺立刻支持这个有分寸的打算。他说：“这样好，量力而行，旧砖准比新砖好买。”
周士勤也赞成这个只有过日子的庄稼人才能想出的好办法。他说：“新砖旧砖垒上一个样，准省一半钱。”
张金发看着火候已到十分劲上了，立刻揭锅说：“我听别人传说，歪嘴子房后边那堵墙要卖，有人撺掇我买下来。就是歪嘴子这小子跟我记着仇疙瘩，我们两个是死对头，我得小心他一点儿，不愿意沾他。你们说对不对呢？我反过来一想，又怕歪嘴子把砖墙卖给咱们不知根底的外村人，节外生枝，闹出事儿来，也给咱芳草地找麻烦。土改完了，东西确定给他了，不让卖又不合理合法。”
在场的人谁都没有想过这类事儿，到底怎么处理妥当，一时拿不准主意。
张金发赶紧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调换一下：你们哪一位家里存着旧砖，让给我，你们再买下歪嘴子的砖。有买有卖，又不是白要；这件事放在你们身上根本不算问题。怎么样？”
在场的人谁家也没有存砖；就算存着，以旧换旧，费心费工，谁找这份麻烦事儿呢？
张金发见大伙儿都没提出别的办法，又为难地叹了口气：“要说事情不大，可挺难对付。我家孩子妈，一心要买，跟我闹了好几天气，还把老范给惊动了。”
周士勤忙问：“老范怎么说的？”
张金发说：“他认为买下来也没啥。”
周士勤说：“要我看也没啥。想买就买下得了。”
张金发立刻接上话茬：“你们要都认为没啥，我只好由着众人了。趁今个开会，请诸位帮我斟酌一下，再把歪嘴子找来，当面锣对面鼓，咱们敲响它。这样大伙清楚，我能放心，局外人提起来，你们解释几句也摸头脑。”这几句话是一口气说下来的，根本不容别人插嘴，也没等别人转过向来，他就一步跨到门口，冲着院子喊：“金寿二哥，你把歪嘴子给我带上来。”
在座的人见事情已到这个地步，不管怎么想，都不好再说别的了。
唯有秦恺，两眼盯着张金发，心里不住地叫苦：村长，村长，你这是办的啥事呀！你怎么对我们干部也来这种拐弯抹角的事儿呢？你怎么啦？
………………

继续

说实话这个小说真的是非常深刻。好些东西现在看起来，一下就看到了根上。

　　十四 奇特的发现

冯少怀买了大骡子，迈出了他那“东山再起”的第一步。这以后，他看到一些人对他流露出一种若隐若现的气愤神色，也受到一些人明来暗往的非难。经过一番左右权衡、前后考虑之后，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取得“胜利”的反映，并非是有可能失败的预兆。
他手里攥着一根榆木棍子，在槐木板的大槽里搅拌着草料，想着他的第二步应当怎么迈腿；鼻子一纵，嘴唇一撇，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看透啦，摸准啦，你们没啥本事啦，压不住我啦。你们生气的日子还在后头哪！”
这当儿，他的东邻居院子里传过来说话的声音，立刻牵动了他的耳朵。那是秦富的大儿子秦文吉跟他爸爸说话。
“爸爸，又出新事儿了！”
“啥事儿呀，瞧你慌的。”
“张村长就要盖新房啦。”
“瞎扯。没砖没瓦，他拿嘴吹，还是拿泥捏呀？”
“买的旧砖，就是歪嘴子的后院墙。”
“真的吗？”
“我刚到二叔家去，听我婶说的。”
冯少怀听到这儿，一惊一楞，随后扔下榆木棍子，锁上仓房门，提着烟袋，又慌忙地往外走。他的心里一边掂着秦家父子的那几句话，一边忍不住突突地乱跳；咧着嘴笑，接着又摇脑袋。
他觉着这个传说，是他这类人的一个天大的喜信。他想，张金发要是真能买地主歪嘴子的砖墙，上级领导真允许他这样做，这就说明：新的政策不光真让各路人都发家致富，而且土改那会儿定的成分、划的界限等等，全都一笔抹掉了。他想，要回到这样一种“世道”上去，烧香磕头都求之不得，变化可太大啦！冯少怀翻过来一想，又不大相信张金发会办这种事情；他也担心上级领导不会让张金发办这种事情。在冯少怀看来，张金发是一个心眼最多、脑瓜最活的人；如今“官星高照”，一心想往上爬的“官瘾”还没有过够，几千砖头，跟熬上个区县干部的职位比起来，实在太小了，张金发怎么会拾几个芝麻粒，丢掉大西瓜，让一个小小的枣核儿卡住嗓子，要了命呢？他想，张金发过去跟歪嘴子那种狗扯连环的关系，芳草地的人全知道，上边的人也一定听说过；歪嘴子跟共产党和翻身户是明摆着的死对头，县里边挂着号，共产党最不容许干部跟敌人划不清界限，能让张金发跟地主“拆墙平沟”吗？冯少怀想，也许是歪嘴子见张金发成了高台阶上的大人物，旧情不断，想拉亲近沾点光，故意散的风；也许是那些跟张金发面和心不和的人，想拆他的台，破坏他的名声，背地里编造的瞎话。他反过来又想，歪嘴子眼下不一定敢散这种风，在芳草地跟张金发对立到这么严重地步的人，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现一个……
冯少怀要到高台阶走一趟。据说，那里的俱乐部今天排戏了，张金发一定会在那儿指点；一些知根底的人，也得在那儿围着这位村长转，冯少怀要利用各种机会试探试探，想办法把这个传闻对证清楚。
他上了高台阶，一直奔后层的村公所办公室，院子里几个青年围在一块儿嚷嚷，他既没有注意看看都是哪些人，也没留神听他们嚷嚷什么。他到了办公室前边，瞧见门锁着，这才发觉自己来得早了点儿。他又转回前院，有意无意地走到那几个青年人跟前看看。
小青年们正全神贯注地看着高二林点汽灯，谁也没顾得跟冯少怀这个体面人打个招呼。
因为过春节，高二林穿着新做的黑市布对襟棉袄，头是刚剃过的，青白的头皮，衬托着那张跟他哥哥一样圆形俊气的脸，显得更加红亮。他把一盏大汽灯挂在院子里的小槐树杈上，一手扶灯，一手攥着一个圆形的铁把，呲呲地打足了气。随后，他从纸包里抖落出一个石棉纱罩，小心地套到灯口上，划一根火柴点着纱罩，又慢慢地开放着油门。那纱罩先是红火苗，接着又变得灰暗，让人看了误以为灭了，可是经他那粗大灵巧的手指头把那铁把一摆弄，灯头渐渐地透出金黄色，光芒越来越大，从黄变蓝，又变白，整个黑暗的院子立刻一片灯光，看热闹的人都感到刺眼，赶快避开。
小青年们高兴得拍手跳脚地呼叫起来。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冯少怀也入了神，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嗨，二林真有两下子呀！”
高二林扭过头来，一见是他，呲牙笑笑，又接着整理汽灯。
冯少怀在灯光里见到一副动人的笑容，那一口洁白的牙齿，心里边不由得一动，忽然想到五年前的一件往事。那一天，他在梨花渡口遇到给地主歪嘴子赶车的高大泉，发现那个从自己身边走掉的“无用之材”，居然变成了赶车的把式，干活的能手。当时，他心头充满了喜爱，又掠过一种懊悔，怨自己前几年不该让乐二叔把他带走，就凑上去跟高大泉打招呼，拉亲近。高大泉也像今天的高二林这样朝他呲牙一笑，扶着车辕子，甩着长鞭子，又潇洒又威武地跑过去了……
小青年们喊叫着追在提着汽灯的高二林后边，奔了北屋，窗子上立刻映出一片晃动的头影，传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冯少怀摇摇脑袋，叹一口气，慢慢地走下台阶，走到街上。
这会儿有人奔这个热闹地方来了，朝他点头，跟他说话儿，只是没有遇见一个能帮他解开谜疙瘩的人。
一阵劈木柴的声音惊动了他，这才发觉已经走到了秦恺的砖门楼的外边。他抬脚迈进门坎，绕过盘着金银藤花枯枝的影壁，看见秦恺正在院子里劈木柴。
在这黄昏后的冷飕飕的小风里，秦恺上身只穿一件小布褂，汗水已经把衣服贴在后背上。他的身边一堆被劈开的木柴棒子，还有一些被震动起来的土片和小石头子儿。
冯少怀怕被那飞溅的木屑意外地碰着，就站在影壁角上，说：“哎呀，真是个大勤俭人。你过年都不歇着，天黑了，还不收工？”
秦恺停住手，抹抹下巴上的汗珠子，说：“冻着了，心口堵得难受，想活动活动发发汗。屋里坐吧。”.
冯少怀说：“不啦，我还想到俱乐部看热闹去哪。”他朝前迈了一步，小声问：“听说歪嘴子要卖后墙？”
秦恺点点头：“有这么一档事儿。”他又笑笑，“你的耳朵真长啊！”
冯少怀打个楞，说：“纸还能包住火呀。”又朝前凑凑，“喂，我想买这堵墙，盖个牲口棚呢。哥们，你抽空给咱们搭个桥吧？”
“你晚来一步，出手啦。”
“嘿，谁的手这么快？”
“反正你买不到了。”
“有人说村长拣了这个便宜，是吗？”
“你没见村长那房子，是该翻盖翻盖了……”
“啊，真有这样的事情？”
秦恺立刻发觉自己刚才的神态语气有点失分寸了，就弯下腰，把四散着的木柴往一块儿拣拣，借这个时间，打打主意。他想，不管张金发这件事办得怎么不妥当，人家是干部，是领头的，在冯少怀这种人跟前，必须维护张金发的面子；再说，芳草地如果没有村长这么一个能压住阵脚的人，乱七八槽的事情就更难对付，应当设法保护村长的威信。他想到这儿，直起身，见冯少怀两只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他，就说：“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呢，那是买的，有卖有买嘛！”
冯少怀冷笑一声：“变戏法的瞒不了敲锣的，稀里糊涂，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呗。”
秦恺赶紧尽‘“解释”的义务，说：“可别瞎猜乱说，那是我们干部会上研究过的。”
冯少怀不放松地逼上来了：“我说秦恺，组长，咱们芳草地将近二百户人家，一天到晚有买有卖的事儿不少，宗宗件件都得经过你们干部会上讨论研究吗？”
“不能那么说。歪嘴子不是个特殊人物嘛！”
“天底下是空膛，新砖旧砖到处有，咱村长为啥非买那个特殊人物的砖不可呢？你们干部会上怎么研究的这个，又按照什么理由赞成的？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秦恺被问短了：“少怀，你呀，唉……”
冯少怀嘲笑地盯着他：“我又怎么啦？你倒说呀！”
秦恺皱皱眉头：“你呀，横着扁担推麦秸，揽得太多了。”
冯少怀咧咧嘴：“不是揽事儿多。新社会嘛，什么都得新，咱脑筋老，没经过，没见过，打听打听，学习学习，好跟着咱村长一块儿进步哇！”
秦恺听他这一套藏针带刺儿的话，实在难以对付，更没法儿“解释”，就苦笑一下说：“你这个人，精得过火了。”
冯少怀忽然收起了他那副狡狯（kuai四声）的神态，眯着眼，楞一下，又把头一摇，把手一摆，说：“你说我精？算啦，我是个头号大傻瓜！”他说完这句话，就跨出了秦家的砖门楼，走到已经被夜色笼罩的街上。
他的背后，传来俱乐部的音乐和歌唱。他也想大声地唱上几句，又觉着不合适，就紧走几步，迈进了自己的大车门。他强忍住狂喜，靠在一架打谷用的扇车上，又装起旱烟。
几只麻雀被火光惊动，从大车门顶子什么地方钻出来，吱吱叫唤，飞出去了。一片沾满灰尘谷糠的蜘蛛网，挂着一片干树叶儿，在檩子上轻轻摇摆。这个大车门，算来已经盖了十三、四年了。那时候，冯少怀雄心勃勃，要在芳草地跟歪嘴子比个高低，夺个魁首。他要拴上一挂大车，雇上几个长工，加倍地租佃土地。先是因为闹鬼子，没有得手，后来又打官司，耽搁下来。他为了逃避土地改革运动，解放前夕，先把放出去的高利贷全部转到一个叫沈义仁的商人名下，紧接着，又偷偷地把两头大牛拉到天门镇换成粮食，藏在沈家的地窖里。他当时打着这样的算盘：如果共产党把他划成富农，他也留得青山在。没想到遇见了县长谷新民高抬贵手，送给他一块“中农”的牌子，又好像从天上掉下一个“发家致富”的门路，这些粮食将要变成他实现多年梦想的资本了。从打买了骡子之后，他一会儿信心很足，对自己的一套绝妙打算十分地自我欣赏；一会儿又犯嘀咕，惟恐迈错脚步上了当。本来他正在筹划拴车，正在物色给他抱鞭杆子的人，因为反复捉摸，还没有办成。
刚才，他当着秦恺的面，骂自己是个“头号大傻瓜”，既不是气话，又不是指桑骂槐。他觉着像他这样一个有雄心大志的人物，应当看透的事情倒没有看透，实在不应该。现在他回到了自己的大门道，抽着烟，把刚才的事情，还有过去很远的事情，按照他自己的思路，仔细地一缕一顺。忽然他把脖子一伸，小眼一瞪，又用手掌拍拍自己的胖脑门，像念经似的小声嘟囔：“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闹了半天，他张金发跟我这号人是一样的心思，一样的奔头，走的是一条道儿；上级领导能把张金发的心拴住，也是因为给了他如意的奔头，让他带着走发家致富的道儿；不论什么样的社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道理总是最神圣，总是改变不了的；不管谁表面上办的事情怎么积极，嘴巴上说的怎么进步，‘财’总能吸引他们，支使他们，都得围着这个轴儿转；上级领导看准了这一点，允许人们这样干下去，上下都有好处。”他按照自己这种奇特的思路，又有了一个奇特的发现，他想：村长张金发不避嫌疑，不顾风险，跟他的老东家搭上钩，是为财；党员高大泉不喜欢穷乡村，不想种地，带上一伙人，丢下家往北京奔，也是为财；连那个被人称为进步中农的秦恺，大冷天光着膀子劈木柴这件小事情，也是为财……没错，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他又想：两个党员也迈开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步，从旁证明共产党的新政策是真的，是稳固的，这个“新民主主义”是长久的，那个“社会主义”还远着哪！好吧，我冯少怀更可以放开一点胆子干了；咱们就撒开巴掌放开腿，比一比，赛一赛吧！……
他忍不住地高兴，迈着轻快的四方步，穿过院子，进了二门。
秦富的大儿子秦文吉从北屋走出来，正好迎上他。
这小伙子二十五、六岁，没有他兄弟秦文庆长得文静好看，那头脸眉眼都随他爸爸。他的性子也特别，有时候像他爸爸，有时候又像他妈。他前年成亲，如今抱上了一个儿子。在他爸爸的教养规训之下，过早地从青年人那种无忧无虑的壳子里蜕脱出来，刚刚懂得了为人、处世、奔日子。
秦文吉先打招呼说：“我来找国柱，想搭伴到俱乐部看看热闹。”
冯少怀告诉秦文吉，他的表侄李国柱回梨花渡家里过年去了，又说：“你爸爸这几天怎么样啦？两只手还紧攥着那个小胆子哪？”
秦文吉怕他爸爸隔着墙听见，就小声说：“他光会算，不会干，一天三变，谁知他想怎么着！”
冯少怀说：“年前开发家竞赛会，我见他胆子壮了，像个要大干一场的样子呀，怎么干打雷不下雨呢？”
秦文吉说：“到会场上去的时候是挺精神，回来就发蔫。听见朱铁汉他们几个跟您在会场上吵几嘴，他又有点害怕了。”
“唉，你回去跟他讲，用不着怕。黄牛瞪眼甩尾巴，瞎虻照样儿往它身上叮；天下的好多架子挺大的东西，不一定能降住有本事的小东西。我都敢干，你们就不敢干？”
“他总想再看看别的人家……”
“别的人家？党员的架子够大的了吧？没见吗，为了发家，一个跑到外边抓钱，一个在家里操持盖房子；上级领导还给他们鼓劲儿，让他们这样干，这不是活生生的保票吗？”
“刚才他说，也想学村长的样子，先盖房子；他说这个保险，蹚蹚道儿再置买别的。我再把您的话对他说说，您有空也当着面给他鼓鼓劲儿 。”
冯少怀立刻答应了年青人的要求，把他送到二门外，又转回来，迈上两级青石的台阶，走进灰砖大屋。
续弦的女人，像往常一样，用谄媚的目光迎着他，拿烟、倒茶、端火盆。
她原来是一个地主小寡妇，长得又瘦又小的干骨人；脸是紫青色的，眼皮也是紫青色的，那两片薄薄的、叼着长杆烟袋的嘴唇，还是紫青色的；加上脑袋上稀薄的头发总抹油，梳得又平又光亮，越发显得顶圆下巴尖，人们背后都叫她紫茄子。
冯少怀在火盆上烤着手，心里边还在欣赏着，玩味着他那个奇特的发现。
紫茄子把一切礼节性的事儿办完之后，坐在男人对面的凳子上，“吧哒”着青紫的嘴唇，使劲儿抽了几口烟，小声说：“刚才天门镇的掌柜的，又托那个卖香油伙计捎话来，有空让你去一趟，商量一件事情。我估摸着，又是为那粮食的事情。你就抽空看看去吧。”
冯少怀说：“不急，我得先紧着办别的。”
紫茄子瞥了男人一眼：“闹了半天，你心里还是不踏实呀？怪不得我看你这两天又有点坐不稳立不安的。”
冯少怀说：“从今以后，咱们就坐得更稳，立得更安了。我又有个新发现，等会儿告诉你。”停停又说，“那粮食，得用，眼下还不到火候，这事往后放放吧。”
紫茄子又吧哒几口烟，说：“雇人的事呢？梨花渡的表侄想去弹棉花挣钱，没这个人，那么多土地，光靠你跟小童养媳妇可忙不过来。就是政府允许雇短工，也够咱们抓挠的，要是拴上车，那可就更够呛啦！”
冯少怀说：“这些，我都另有打算……”
紫茄子说：“你把大小子拉回来，我可受不了。咱们得把话说在前边。”
冯少怀说：“你发愁这个干啥呀？只要咱们有财有钱，用人手有的是。有钱能买鬼推磨，什么样的心也能用这东西收住他，这回我算看透了。”又用下巴指西屋，低声问：“那边怎么这么清静啊？”
紫茄子说：“我打发她趁月亮地推碾子去了。”
冯少怀知道老婆说的是他家那个小童养媳妇，就摇摇头说：“我问孩子他老姨。”
紫茄子这才明白男人问她娘家的堂妹，就叹口气说：“这孩子，空长一副俊外表、透灵心，好人没有好命。小时候，我叔不管她，我婶子不待见她，我姑姑马马虎虎地把她嫁给了那个剃头的。两口子没好好地过一天日子，寻死觅活地闹了好几年。亏了赶上解放，有了婚姻法，她才跳出火坑……”
“你没问问她，找到主没有吗？”
“唉，刚来两天，我哪能捅她这块疼地方呀？看样子还没谱儿。女人家，年轻也罢，美貌也罢，出一门入一户的不容易。谁知道，东扑西撞，再遇到个啥样的东西呀！”
冯少怀含着别有用心的微笑说：“天下这么大的地方，混不上媳妇的汉子，比找不到婆家的女人多千倍。查看着嫁呗！”
紫茄子见男人高兴，就趁机托人情说：“这事你得伸伸肩，给她拿拿主意；光靠她，光靠我，光靠我那姑姑，都是缺心少肺的女人家，有多少见识，有多宽的门路哇。”
冯少怀思索着说：“这个你放心，我不会不管她。常言说，是亲，连心……对啦，要想连心，就得是亲。她串门去了？”
紫茄子说：“她认识谁，哪串去。说不定又跟小童养媳妇推碾子去了。”
冯少怀说：“你送她到俱乐部玩玩去嘛。那儿人多，热闹，开心哪。”
紫茄子一拍大腿：“对啦，还是你脑瓜子好使，想得周到。我去找她。”　

　　十五 大闹俱乐部

操办俱乐部并不像村长吹的那么轻而易举。几个热心的积极分子，从早到晚跑跑颠颠，足足忙了三天，人没找齐全，节目也没凑出个眉目。区里偏偏在这时候来了通知，要他们早一点准备好，在农历十五闹灯节那天，到天门镇参加全区的联合会演。村长认为这是光彩的事情，越发紧抓紧催，提出要好上加好，要露一手。
心里边从来不大搁事的朱铁汉，竟然上了火，嗓子哑了，眼睛也红了，饭菜摆在跟前，都不想伸手。
妈妈催他说：“都放凉啦，快吃吧。”
朱铁汉说：“我嗓子眼都像着了火，吃不下去。”
妈妈说：“啥了不起的事，至于把你愁成这样子？”
朱铁汉说：“从我懂得了革命这个词儿，从我插手了公家的事儿，只要上级交给我的工作，不论多难多险，我没有讲过价钱，没有挑拣过肥瘦，也没有一宗一件搁在半路上。这一回要是完不成任务，我受不了。”
妈妈知道儿子的脾气，叹口气说：“该着你发愁，要是大泉在家，得替你担多大沉重。”
朱铁汉后悔地说：“我那会儿要是跟他一块儿进北京，春节工厂放假，往戏园子、电影院一坐，多美！”
妈妈把饭碗塞到儿子手里，劝他说：“到哪节说哪节，先吃，吃饱了再想主意。”
朱铁汉刚要吃饭，只见吕春河急急忙忙地进来了。
朱铁汉说：“你不带着大伙儿排练旧节目，又跑出来干什么？”
吕春河带着满脸高兴的神气说：“我来给你道喜！”
朱铁汉说：“我一肚子都是愁！”
吕春河把背在身后的手伸出来，抖了抖拿着的纸卷说：“你看，文庆这小子真行，在屋子里关了三天，小剧本编出来了。”
朱铁汉往地下一跳，乐得直跺脚，说：“好哇，这回可救命啦。能把上级的任务完成，真是天大的喜事！”
铁汉妈也替儿子高兴，连说：“谢天谢地。”
吕春河逗笑说：“您快点烧香磕头吧。”
铁汉妈一板脸，说：“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个旧事，我早不迷信了。不信天，不信地，光信共产党。”
朱铁汉这回觉着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一边嚼着一边说：“咱们先排新的，马上分派角色。”
吕春河说：“文庆等你看看稿子，商量商量再定。”
朱铁汉说：“我看管屁用，村长出的题，还给文庆指点过，他说行就演呗。”
吕春河笑笑，卷了卷手里的纸，又说：“铁汉，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可不许发火呀。”
朱铁汉打个楞：“又出啥岔子了？”
吕春河说：“女演员一个一个的都来请假……”
朱铁汉说：“让周丽平找找她们，有困难克服，一定得坚持几天。不管谁，对上级的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
吕春河说：“周丽平第一个请的假。我看着有点不对劲，就到家里找她。进门一看，好家伙，一群女的，都在她那屋里，又是说又是笑的，什么事儿没有，在一块儿玩哪！”
朱铁汉说：“没新节目，她们烦了。你没给她们报告好消息吗？一说剧本写出来了，保管她们高兴得发疯，不找也得挤上来。”
吕春河说：“头晌周丽平在二林屋里帮着文庆抄剧本，还用我报告？她那会儿抄到半节儿，放下笔就走了，刚才露面，开口就请假。你还说她们高兴得发疯了，哪有这么高兴的。”
朱铁汉说：“我估计她准是怕村长又给砍掉，没信心。我去看看都缺谁，一吆喝就得齐。”
吕春河见朱铁汉没为这个事情发脾气，放了心，就没有再说别的。他坐在一边催朱铁汉再吃点，吃饱饱的，夜里好突击任务。可是朱铁汉心急，把半碗粥放在桌子上，掰了一块饼子，捏了几条咸荣，也没对到院子里去喂猪的妈妈说一声，拉着吕春河就跑。
高二林严守职务，早早地来到俱乐部，把汽灯点着，把炉子生好，照得屋子明晃晃，烤得屋子暖烘烘。秦文庆趴在桌子上，匆匆忙忙地校改着复写得很潦草的稿子。几个小伙子挤成两堆，正津津有味地赏阅新剧本。一群女孩子，像专心等着听课的学生，挺文静地坐在两只长凳子上。屋两端的角落里和门口，挤着一些热心的观众，多数是小孩子，也有几个男女青年……比起往日那种乱乱哄哄的说笑，震耳朵的乐器声，今天这里的气氛格外庄严、安静。
朱铁汉他俩一到门口，首先发现了女演员，一个没缺，全部都在这里。吕春河楞了，朱铁汉乐了。
高二林捧着一大摞饭碗进来。他见大伙儿都高兴，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边也很高兴，
朱铁汉逗笑话说：“二林同志，你要犒劳我们演剧团是怎么？”
高二林往桌子上摆着碗，说：“犒劳是往后的事，眼下白开水管够。”
开水在一排碗里冒起热气。高二林说谁喝谁端，他自己先端了一碗，送到秦文庆跟前。
朱铁汉说：“你们瞧瞧，别看二林不说不道，心可真细。对啦嘛，白开水也得先让咱们大编剧喝头一碗。没你这一功，咱们这台戏就演不成，正月十五这日子我可没法儿过去。”他又拍拍秦文庆的肩头说，“别看了，自己写的，还看什么。抓紧时间，给大伙念叨一遍，把角色派下去，好分头背台词。急取三天排出来，先给咱庄的群众演一场，让大家热闹热闹。”
秦文庆苦战了几天，勉勉强强总算把这个新节目拼凑编造出来了。他的眼睛比朱铁汉还红，嗓子没哑，嘴角上却长出好几个大燎泡。他匆匆忙忙地把稿子的最后两页看完了，小心地用曲别针夹住，直直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才说：“我的天，总算折腾完了。太急促，写得到底怎么样，我心里也没底儿。听完了，请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吧。”
朱铁汉说：“我这会是饥不择食，有个新的，就比没有好。时间不早了，快点念吧。”
秦文庆把凳子往前拉拉，坐正了身子，喝了口水，又看看大伙都静静地等着听，就捧着稿子，说：“这是个歌剧，套《翻身乐》的曲调，题目是《小两口闹发家》……”
从女演员的席上先爆发了笑声。
朱铁汉一看标题就能逗人乐，觉着有门儿，催秦文庆：“往下念，往下念！”
秦文庆往下念的时候，不断地引起听众的笑声，念到矛盾高潮的地方，笑声变成了咂嘴和唉叹，看样子，效果很好。他越念越有劲了，一会儿装男，一会儿装女，比比划划，活灵活现。
朱铁汉听完最后一句，立刻征求大伙的意见：“同志们，提提吧，哪些地方还要改呢？有没有？”
秦文庆也谦逊地说：“咱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齐出主意，争取改好，演好，到天门镇别给咱芳草地丢脸。”
除了那些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嘁嘁喳喳，小孩子们把刚听来的词儿重复地学着念道之外，演员们没有发表意见的。
朱铁汉看看大伙，又问了几遍有没有意见之后，一拍手说：“好，没有意见，现在分派角色。我看哪，咱们来个自报吧，谁愿意演哪个，就报名。可有一件，别争着演主角，得量自己的力，能行再报。报完了，大家再评议。剧本写出来了，咱们也得演好，要不然照样会砸锅。报吧，报吧。”
男演员里边你推我，我推你地乱了一阵子。张金发的大儿子张福望跟吕春河像起哄似地吵吵起来；
“男主角有了，春河挺好的，蔫蔫糊糊，会打算，又挺能干！”
“我不行，你演吧。”
“我演男主角他爹……”
“呸！”
秦文庆插了一句：“春河太老实，演男主角不行，还是你吧。”
吕春河拍着张福望的肩膀说：“怎么样？这回该我当你爹了！”
“混蛋！”
“哈哈哈！”
男角色很快派定了，现在轮到派女角了。大家都在想：这个角色唱词多，要选个能干的。
情况非常特殊，平时咭咭喳喳的女孩子们，今天都变成了拘束、安稳的小媳妇了。她们都坐在一起，有的你看我，我看你，有的用笔在纸片上乱画什么，或是剜指甲、梳辫子、拧手绢，一概不说不笑，也不发言。
朱铁汉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愿意干的说话呀！平时顶数你们吵吵得热闹，今个用麻绳扎住嘴了？”
秦文庆更纳闷：“昨个还为没有节目排发愁，好不容易编出来了，怎么又这样？嫌这个角词多不好背吗？不能让这点困难吓住哇。”
汽灯在人们的头顶上“咝咝”地响着，火苗子在炉子里“呼呼”地冒着，深夜的寒风，鼓动着窗户纸……大屋子里挤满了人，却这样沉闷。
朱铁汉耐不住这个，他用起团支部书记的权利：“青年团员带头报名！”
没人吭声。
朱铁汉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们要是再不报，我可就指派啦。话说头边，我指派到谁身上，就得是谁。怎么着？……”
没等他把话说完，女演员群里猛然站起一个梳着两条大辫子、脸蛋又圆又红的姑娘，用高嗓门喊道：“我不同意指派，没有这么指派的。我也给你先说下，你要是指派到我的身上，反正不算数！”
朱铁汉一看是周丽平，心里火火地想：你还是青年团员，对完成上级的任务不带头报名，倒带头打退堂鼓，亏你有脸能说出口。他把眼晴一瞪说：“吵吵什么，谁指派你了？坐下，坐下！”
周丽平说：“我还没把话讲完，你干嘛打断我？”
朱铁汉说：“我没讲完，你怎么打断我啦？你特殊？”
周丽平气鼓鼓地坐下了。
朱铁汉说：“同志们，咱们要向好样的看齐，别学调皮的落后分子。你们报不报？我可要指派啦……”他的眼光落到一个剪短发的女孩子身上。
这个女孩子名叫吕春芳，是吕春河的妹妹。她见朱铁汉看她，就像按了电门一样。立刻嚷着：“不用看我。我也不演！”
朱铁汉没理她，眼光又移到她后边那个低头拧手绢的女孩子身上。
她是陈大婶的闺女小环。她发觉有人在背后捅她，就赌气地一晃膀子，一摇脑袋：“干什么？没人派我，派我也不演！”
屋里的人都奇怪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儿？
朱铁汉立刻又把虎势势的眼光转到周丽平身上，好像说：我明白了，都是你搞的鬼，平时这群黄毛丫头就看你的眼色办事儿；好哇，好哇，你串着别人凑起帮帮来给我出难题，让我不好受，哼，你真能干哪！他想着，大手攥着拳头，“嘭嘭嘭”地在桌子上猛捶几下子，那水碗跳着、响着，放凉了的水，泼洒出来。他喊着：“周丽平，是你在背后把她们嘀咕齐了，来跟我闹别扭的是不是？”
周丽平看他一眼，说：“不是什么嘀咕，是我把她们说服动员的……”
“你要干什么，啊？”
“不干什么，这个节目不能演……”
“非演不可，你们不演有人演！”
“对啦，是有人演。我提个建议吧，从外边聘请两位，他们很有‘天才’,一定能演得呱呱叫。”
朱铁汉见她很认真的样子，也不愿意再吵下去，就说：“你说谁，我得分析分析行不行。”
周丽平在屋里环视一遍，说：“放心，我选的角色准行！”她伸手指着生闷气的秦文庆，“就让他爸爸他妈，小算盘和应声虫演，多合适……”
满屋子人“轰”的一声大笑起来，前仰后翻，加上有人吼吼喊叫，房顶都快吵塌了。不论好心的高二林怎么制止，也没法平息这场大哄大闹。
朱铁汉在大家发笑的时候，自己也差一点儿笑出来，立刻又绷着脸，心想：“对这个软硬不吃的刺儿头，可怎么办呢；要不是当这个窝囊的“主管人”，要不是冲着上级的任务，我才不操这份儿心，生这份儿气呢！
秦文庆更受不住了。可是他又不习惯跟别人吵嘴，红着脸说：“周丽平，你像话吗？大家在这儿说正经事情，你拿我开什么心？”
周丽平看他一眼，不笑也不恼地回答说：“我这也是跟你公事公办，并不是拿你开心。当然啦，你要认为这是开心嘛，也可以。你编出这样的破烂货拿我们开心，我们就不可以回敬一下，拿你开开心吗？”
这句话才真正触动了秦文庆的自尊心。他那通红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了，嘴唇哆嗦着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平时我认为你挺正派大方的呀！我不想在这儿摆功劳，你应当通点人情。这剧本再不好，这几天几夜，我总算是花了一点儿心血吧？我不是为个人，我完全为工作；要为个人，我不受这份罪，更不能受这个气。我们都是团员，有什么话就该坦白地说嘛，绕这么一个大弯子整治人，这算正派吗？”越说越气，抓过稿子一卷一拧，就扔到了炉子里。
幸亏高二林手疾眼快，一把抓住那纸卷子，差点儿烧了手，又一甩，扔到墙角去了。
朱铁汉冲着周丽平吼吼地喊了起来：“你这是欺负人，你！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人家辛辛苦苦地给演剧组编新节目，你不帮人家，不鼓励人家，故意找别扭，还说人家的稿子是破烂货，你……”
周丽平也不示弱，照着样子对朱铁汉喊：“你不用呲牙瞪眼的，吃不了人。我看这个剧本就是不折不扣的破烂货！昨个我回家叨念编新节目的事儿，我爸爸就说，你别跟他们掺乎去了，说不定搞的又是歪门邪道的东西。我说，不会，两个党员加一个团员，哪能呢。今个我高高兴兴去帮着抄剧本，从头到尾地一看，差点把我气疯。这是什么剧本，满篇就是两个自私鬼、财迷精，在那儿打小算盘，不顾死活地闹发家，没有一点贫雇农的味儿。我们演它，群众看它，有什么意思呀！”她说着，又朝大伙扫一眼，“同志们哪，咱们这个俱乐部是土改工作队的罗旭光同志帮着搞起来的；俱乐部开第一个会，他就给咱们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呢，大泉哥带着咱们搞，完全照着罗旭光同志的样子做的。大家回头想想，咱们那时候演的是什么节目？都是土改斗地主、抗美援朝打鬼子、表扬模范人物，多带劲呀。咱们自己也编过节目，是揭发地主歪嘴子逼死乐二叔的故事，是表扬群众学文化的故事。那时候一边演着，心里是热的，台上台下的人一块儿掉泪，一块儿发笑。演过几天，浑身还有劲儿。如今可好，全是发财、发财，烦死人了。你们是成心拿我们闹着玩呀！……”
很多人被这番话打动了。谁也没有料到，首先被打动的却是秦文庆。他那满肚子气恼立刻变成了羞愧。他在想，为什么开头自己也觉着这类节目没办法写，对整天价闹发家也反感；后来经过村长一提头，一开路，就写下去了，又好像越写越顺手了呢？一个人多复杂呀！这会儿，不要说让秦文庆在大庭广众面前洋洋得意地再把剧本念一遍，就是让他钻到一个小黑屋子里，独自一人再看一遍，他也没有勇气了。他站起身，一边收拾纸笔，一边冲着周丽平说：“你说的全对。这个剧本是破烂货。从今以后，我洗手不干这个了……”他说着，绕过桌子和站着看热闹的人，走出气闷的屋子。
朱铁汉并没有理解这个中农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的心境，更加气怒地对周丽平喊叫：“你，你看看，上级的任务完不成，全是你给搞的，你，还像不像个团员，啊？”
周丽平一挺胸脯子：“我做的正是团员应当做的事儿！”
朱铁汉说：“你不想干就给我走！”
周丽平哼一声：“你想留也留不住我啦。”说罢，一转身，抬腿迈过长凳，推开看热闹的人，跑出去了。
一群女孩子急忙追赶周丽平，屋里和院子一片乱哄哄。
朱铁汉冲着周丽平的背后喊：“你给我站住，得说清楚，上级给的这个任务完不成，你得负责任！”
吕春河拦住朱铁汉，低声说：“你先平平火气，我觉着周丽平这个意见有道理。”
朱铁汉看他一眼，想了想说：“这个剧本是不怎么样；可是村长……唉，他怎么让搞这种玩艺呢？”他说着，往凳子上一坐，把凳子压得“吱吱”响。

　十六 老周忠挂帅

周丽平带领一伙女孩子冲出俱乐部。
她们一出二门，就把怒气变成了喜气，喊声变成了笑声；这种笑是憋了很久的，这会儿打开了闸门，一河春水似地倾泻出来啦。
“嘻嘻嘻！”
“哈哈哈！”
如同一片紧锣急鼓，轰响在街头。
周丽平突然收住了笑声，停止了脚步，朝这个伙伴身上捅一下，又在那个伙伴衣服上抻一把，张开两只胳膊，拦住了大家的去路，小声警告说：“注意，注意，那边蹲着一个人！”
伙伴们也止了笑，收了步，一个个睁大眼睛朝高台阶下边那棵大槐树的阴影里探视。
她们刚刚带给春夜街头的欢乐，又被意外的紧张气氛代替了。
那棵老槐树，大概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雨冰霜，它根深枝茂，傲然地屹立在星光和寒风之中。树下边果然蹲着一个人。身影和树影溶化在一起，一颗鲜红的火珠，在那铁青色的夜幕上一闪一闪的，如同打着信号。接着，那火珠晃耀着升起，缓缓地移动，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从树下走出来。他嘴上叼着短杆烟袋，火珠原来是旱烟的燃烧；从燃烧的映照之中，可以一隐一现地看到两只特别明亮的眼睛，两道格外浓重的眉毛，两片透露着坚韧气质的厚嘴唇。
周丽平惊喜地叫了一声“爸爸”，就扑到跟前。
女孩子们也都奔了过来，有的搂抱住老人家的胳膊，有的拉扯住老人家光板的羊皮马褂子的大襟；“嘻嘻”“哈哈”的笑声，还有青春的热气，团团地包围了他，同时争前恐后地报功：
“周忠大伯，我们干成功啦！”
“跟您事前估计的一样，半点不差！”
“铁汉和文庆让丽平姐打得落花流水！”
“真痛快，真开心哪！”
………………
老周忠看看这个人的脸儿，摸摸那个人的头，听她们把高兴的话儿讲完之后，才笑着开口：“还是这样干积极吧？比你们原来那种躲着、藏着、不沾边儿的办法有成效吧？风来得顶着走，雨到要快步行。你要是躲着它，它就把你吹倒啦，你要是怕它不敢迈步，它就把你淋湿了。干革命就得这样干；这才是干革命的样子！”
周丽平问她爸爸：“您干嘛在这儿蹲着，不进去参加呀？”
女孩子们也都惋惜地说：
“是呀，您要是往那儿一站，那两位更得狼狈！”
“要那样，咱们得更痛快，更开心啦！”
周忠摆摆手说：“办大事情，可不能图痛快图开心，要把住分寸，要掌握住火候。我们要整的是他俩背后的人，如果拳头对着他俩干，那就越线了，过火了。”
周丽平仍然带着余怒说：“他两个一点也没有认识到错误，我看火候还差得很远。”
周忠说：“天底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呀。这些日子里发生的好多事情，连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经过风雨的人，品评了这么久，才尝出一点点味道来，你想让铁汉、文庆这样的嫩芽芽，立刻对一切就大明大白，那哪成啊！我的原意也不是整他俩，让你们闹一闹，把他们搅散喽，给铁汉上边出主意的人一点颜色看，铁汉也好顺坡下驴交了差。”
周丽平说：“他们才不下坡，才不交差哪。看那样子。还得一心一意跟着村长跑，非把这件破事情办成不可。”
周忠摇摇头说：“他们跟着跑，是因为还不知道那包袱里兜的是什么玩艺儿。要是知道了，他们决不会跟着跑，这点信心得有。”
周丽平说：“我对文庆还有点信心；铁汉哪，清醒不了！”
周忠说：“文庆是个机灵人，容易变化。铁汉呢，不变是不变，一变，就是铁钉子铆在钢板上，那才结实哪。当然啦，我也想借这个事儿，让铁汉的脑瓜子撞个小钉子，疼一点。随后，他自己动手，抖落开包袱看一看，清醒清醒，往后遇到事情，多想想，并没有要求他太远太没边儿。芳草地的麻烦事情刚刚开个头，他呀，这种钉子还得多撞几个。等他撞疼了，我们这号人再跟他说话，就能往耳朵里进啦。”
周丽平又加了一句：“他顽固极啦。直到最后都彻底失败了，他还不服，还拍桌子瞪眼的，想压我们。”
周忠笑笑说：“别这么看。他不是顽固，是坚决；可惜，有时候分不清是非，免不了瞎坚决。我眼看着他长大的，知道他的老根，摸他的老底。他是一块钢，如今还没有完全使在刀刃上；将来总有一天，他会变成咱们芳草地的一把快刀，你们就等着瞧吧。”
周丽平听到这些话，情绪缓和了一些，说：“我也知道他的心是好的，一股劲儿想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就是，他那楞头楞脑、自以为是的劲儿太气人。刚才，要不是那么多看热闹的人，我真想狠狠地捶他几下子。”
女孩子们也都嘻嘻地说开了玩笑话：
“你当时要是一动手，我们一定跟着上。”
“别看他有劲儿，架不住咱们人多。”
周丽平说：“算了吧，就这样温温和和的，我爸爸还抻着线，拢着火，怕他脑袋上的疙瘩撞得太大。要是打了他，还不跟我们拼哪。”她说着，嘻嘻地笑了，又对周忠说：“我们一出门，见树底下有个人，当是村长在那儿等着我们呢。”　　
周忠说：“我就是专门在这里等着他哪。他要是一出马，我也得上阵啦。要不然，咱们那一套计划，准得让他给搞乱了。”
周丽平说：“他来了就好啦。”
女孩子们也议论起来：
“是呀，主意本来是从村长心里出的，也应当让他撞撞钉子。”
“让村长撞钉子，非得周忠大伯上阵不可，咱们几个，捆一块儿也说不过他。”
周忠仿佛被触动了心事，在星光里沉重地摇摇头，说：“他呀，看这样子，不是撞几个钉子就能清醒啦。他跟铁汉不一样，他的病重啦，得开刀动手术啦……”他说着，立刻又抖擞一下精神，改变了话题，“好哇，好哇，今个你们的表现都不错，像革命青年的样子。大功告成了，你们可以回家睡觉去了，养足精神，准备着明天再干。”
周丽平不解地问：“明天还干什么呀？”
周忠说：“铁汉的任务没完成，村长的任务没完成，你们的任务也完不了吧？想想，对不对？”他见大伙都点头，就催她们：“走吧，走吧，回去休息吧。”
周丽平又问：“不早啦，您干什么去呀？”
周忠说：“我还有大事情哪。”他又催促女孩子们回家，直到那些跳动的身影和欢乐的说笑声完全消失，才迈动沉着有力的脚步，走进通向南大街的小胡同。
他是属于老一代农民中性格坚强的那一类人。三十多年前，他是个烈性的小伙子。那一年，几个扛长活的穷伙伴，为了养活家口，跟一个老瓜把式搭股子，拿出每个人的半数工资，租了五亩地，开成了一块西瓜园。他们白天给地主卖命，夜间在瓜园里拼死。正巧遇到风调雨顺，瓜秧长得十分喜人。大家都庆幸要过一年温饱的日子。头茬熟瓜刚下来，赶上歪嘴子的爷爷孟秀才的狗生日。他傍黑的时候传下话来，让第二天早上把五百个一律红沙瓤、个头一般大小的西瓜送到府上。几个伙计打着灯笼，挨棵挨个地找了一夜，也没有凑上这个庞大的数目。孟秀才酒醉加气，大耍威风。他带上四个狗腿子，骑着五匹大马，奔到瓜地，疯狂地乱跑乱踏。老瓜把式和伙伴们苦苦哀求，好话说尽，那个孟秀才根本不理。绿油油的瓜地被翻成了一片烂泥巴。这时候，周忠再也忍不住了，跳进瓜窝棚，抽出切西瓜的大刀，就冲到坏蛋们跟前猛砍猛杀。三匹马被砍倒了，两个狗腿子被砍伤了，连孟秀才的胳膊上也挨了一刀。要不是一群坏人赶到，把周忠捉住，他们一个也不用想活着回去。烈性又勇敢的周忠，坐了八年监牢。这八年中间，他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苦罪，结识了各行各业的“犯人”，学习了各门各类的学问。当他那青春的脸上刻下了皱纹、挂起了黑胡子茬儿回到芳草地的时候，性情完全改变了。他发誓至死不跟财主们来往。二亩薄地养不了一家大小，他就春天熬硝，夏天打草，冬天到小窑上烧砖，或是进山割条子编筐织篓，对对付付地过日子。在旧社会那庞大的牢笼里，他一面经受着漫长岁月的熬煎，一面冷静地观察着社会，观察着各色各样的人，积累着智慧，增强着仇恨。在伟大的土改运动中，因为他的公正和无私，被大家推选为“保管”和农会委员；同时，他的家里住下了工作队的同志，使他和他们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革命的真理和斗争的风暴，帮助他总结了半生的经验，点亮了许多朴素的思想，在他那老年人的体魄里灌注了新的血液。他那特有的智慧，正随着时间的进程而发扬光大。在老年人中间，他接受新鲜事物之快，尤其是惊人的。
土改开始，大搞宣传活动。罗旭光组织村剧团。当时农民们的精神还没有解放，封建意识很浓厚，排戏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女角，只好由男的扮女的。老周忠自告奋勇，送自己的闺女参加剧团。有人背后劝他：“一个大姑娘，又演妈，又当媳妇，成啥体统，你不怕丢人？”周忠笑呵呵地回答：“这是搞革命工作。要是没有革命，地主压迫穷人的那个体统能改变吗？”他帮助闺女学台词，他给闺女讲剧情，为了让闺女安心工作，连烧火喂猪的家务事儿都抢着做。
反霸镇反的时候，他第一个登台揭发歪嘴子。在划定成分的时候，他又第一个支持高大泉这伙人给冯少怀戴上富农的帽子；还提供了一条追查冯少怀在天门镇放高利贷的线索。有人背后吓唬他：“你不试着步子干，万一变了天，你就没活路啦！”周忠坚定地回答：“旧社会，我们没敢斗他，没敢揭他，有活路吗？斗倒他，揭穿他，正是求活路！”他帮着儿子看守坏人，他给治安小组出主意，每天夜晚工作队的同志开会，他自动地看门守户，站岗放哨，使芳草地没发生过任何意外的事故。
宣传新婚姻法，他主动地给闺女解除婚约，而且向闺女检讨，向乡亲们介绍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教育了许多人。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他又是头一个给儿子报名，要求加入志愿军；又连夜跑到二十里外的老丈人家，帮助妻侄说服父母，使这个青年随心所愿地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斗岗位……
一切一切，使老周忠在芳草地博得了好名声，人人都承认他跟形势跟得最快最紧。他也以此自乐自慰。可惜最近，面对这个“发家致富”的竞赛运动，他有点不解，有点彷徨。开头几天，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要。冯少怀买骡子示威，张金发开会鼓吹，区里又一连串的指示，才使他受到了震动。接着，又突然出现了歪嘴子卖砖墙的事件，这一下他可吃惊了。使他认识到，再彷徨观望，再不伸手，可不行啦。于是，他忍着扭伤还没痊愈的腰疼，一面指挥闺女周丽平一伙女孩子抵制演那出坏戏，一面他亲自找张金发进行说服规劝。结果呢，第一件成功了，第二件失败了。他很清楚，成功是初步的，那场失败，不仅使他痛心，而且伤了他的自尊心。……
老周忠迈着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走出了小胡同，向西拐，又向南弯，进了一个小排子门。
小院子里非常安静，茅草屋的小窗子上亮着灯光，浮动着人影。一棵大杏树，伸展着弯曲、有力的枝桠，在春夜的寒风里，发出一种像人们忍着愤怒时候的呼吸声响。门口上坎，挂着一块红漆的牌子，上书“光荣军属”四个金字，纸花的穗子垂挂下来，轻轻地摇摆着。
他推开了门板，热腾腾的气息混和着烟草味儿，扑过来，冻麻了的两颊，立刻感到一种很舒坦的缓化。
一盆炭火，围着四个贫农老人，八只被绳索和木器磨得皮肤粗糙、指头弯扭的大手，像观赏，像比较似的，一齐伸在火苗上。那手上的折皱和老茧，是奴隶者的悲痛伤痕，也是创造者的光荣标记。如果加上刚进来的周忠，集合到这里的五个老人，共计三百多岁，三百年是十万多个日日夜夜；这十万多个日夜里，封建地主的皮鞭声，帝国主义的枪炮声，死者的鲜血，幸存者的眼泪，等等，等等，使他们总结了多少人生和命运的教训呢？这是很多很多的。
他们是实践者，最富有求实的精神。他们不用翻书，也不用考据，一切都在心里装着；将来的结果，既不著作，也不演讲，一切都要清清楚楚地表现在他们脚步上。
他们自动地到这里集合，已经三个夜晚。他们用特有的方式方法总结着经验教训。
邓三奶奶给周忠让出一块地方，拉他挤着坐下。
周忠的两只大手也伸在那喷吐的火苗上了。
邓三奶奶说：“我跟他们哥几个刚才又扯了一阵儿，找到一点门路了。”
周忠见邓三奶奶脸上有光，赶紧问：“怎么一个门路，快说给我听听。”
邓三奶奶说：“千百句话并成一句说，他们搞的这一套，就是想把我们拉回去。”
周忠立刻赞成：“你们看得准，他是想把我们拉回旧社会。”
邓三奶奶说：“对。想再让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再给地主当长工，再给资本家当老妈子，再当他们的牛马，再让他们随着性子剥削、压迫！”
周忠笑笑说：“不错，他们还真有点本领，就像黄鼠狼钻水沟，各有各的路途：歪嘴子想翻回旧社会去，冯少怀想变回旧社会去。”
邓三奶奶说：“看样子，张金发魔鬼缠身，想悄悄地跟回旧社会去。”
周忠一摆大手，高声说：“不，我们不能答应，坚决不能再回到旧社会去！”
朱占奎的老爸爸朱旺扛过四十年长活，被榨干了血汗，如今这身子很瘦弱。土改分了土地以后，他从心眼里热爱自己的地、热爱今天的好日子，他接着周忠的话音说：“旧社会那苦水我喝够了，如今还没有完全倒出来，我刚尝到新社会一点甜头，不能再喝苦的了！”
当过日本劳工的宋老五一撸棉袄袖子，露出胳膊上一块紫红的伤疤，怒气冲冲地说：“这是日本鬼子的洋刀砍的，共产党刚给我治好。难道说，老了老了，还让美国鬼子在这上边再砍一刀吗？不行！”
老寡妇陈大婶，撩起衣襟擦着那忍不住流下的眼泪。
邓三奶奶推她一把说：“老妹子，你可哭什么？歪嘴子、冯少怀这些人想让咱们回到旧社会去，咱们就顺顺当当地回去吗？没那日子，做梦去吧！”
陈大婶说：“我也是这样想，共产党把我们孤儿寡母从火坑里拉出来，决不能看着我们再掉进去。就是那个‘发家竞赛’，在我心里系着个疙瘩解不开。越看着冯少怀、歪嘴子这些人的一言一行，越让人担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朱旺说：“对，就这个让人纳闷儿。你说它不是好政策吧，又是咱们的区委书记布置的，咱们的村长传达的；说它好吧，又眼看着冯少怀这些人驾着这股风往上飘，翻身户干着急，伸手翘脚也够不着边儿。”
宋老五说：“我看哪，十有八九是张村长闹拧了。他那性子，飘飘浮浮的，见风是雨，瞎那么一咋唬，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明白里边的底细。不管怎么着，咱们的政府决不会安心让冯少怀乐，让咱们愁。不会，不会！”
邓三奶奶说：“大泉在家那会儿，专门找过王书记，王书记说，那是谷县长亲自下的指示呀。唉，唉，简直把人掉进迷魂阵里了。等开春，我非得进一趟北京，找找上级领导，讨个实底儿。”
周忠想了想说：“土改开始以后，罗旭光同志到保管股找我谈心。他对我说，分完房子分完地，要搞社会主义；还说，搞社会主义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事儿，困难少不了，得摸着干。眼下，区里领导说，新政策就是搞社会主义的工作。是不是也在摸着干呢？不管怎么着，依我看，这个‘发家竞赛’肯定有漏洞。为啥这样说呢？你们看，冯少怀憋一肚子坏水，想骑到穷人的脖子上，可是土改运动把他闹得丢魂落魄，像个要死的人；如今这一竞赛，他活了，坏水冒出来了，这不是漏洞吗？还有，歪嘴子跟张金发心里藕断丝连，总想拉拢他，土改以后咱们贫雇农的威势镇着他，他不敢，张金发也不干；可是这一竞赛，张金发想发家了，歪嘴子也就有缝下蛆了，这不是漏洞吗？咱们怎么办呢？这倒应当好好想一想。”
大伙都赞成这个看法，一致表示，只要想出了对付的好办法，把漏洞堵住，就不怕了。他们又都把想办法的希望放在周忠身上，因为他们公认周忠在追新事、跟形势上比他们又快又准。
周忠沉思地说：“这是个大事情，不能随随便便用什么办法。你们还记得，老罗临走之前，专门给咱们老贫农开的那个会吧？他嘱咐咱们，往后心里要多装革命的大事儿，要帮助党组织和村干部搞工作。我想，有三件事儿，咱们能办到，也应当办到。头一件事儿，咱们要当好党的耳目。”
邓三奶奶说：“你讲细致一点儿，怎么当耳目？”
周忠说：“咱们在芳草地住着，活动着，要多听，多看；听清了，看准了，往上汇报，让上边知道下情，领着咱们斗争。”
邓三奶奶先拍手赞成：“对！把咱们听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汇报上去了，上边知道了这个政策有漏子，就会往咱们心愿上改。”
周忠接着说：“还有第二件，咱们要想方设法地宣传，让翻身户都能长这个心，留这个神，都别上当；这中间，都要立个志，把分到的地种好，把翻身的日子过好。做到这两步，那就保险不会让坏人得逞，保险不会走回头路啦。”
陈大婶最拥护这一条：“对，对。穷人就是得连着心，合成劲，不然非上当不可。”
邓三奶奶说：“除了往上汇报，咱们也得多提醒那几个干部。”
周忠说：“不光要提醒，不合适的地方，还得批评。这是咱们应当做的第三件事儿。对朱铁汉，得让他撞撞钉子。他是米，不是土；多过水，多淘几遍，去了糠皮，除了砂粒，会更纯更好。对张金发，也不能光生气，光埋怨，也得帮助。当然啦，他得动大手术。尽着咱们的心意，可着咱们的力量，让他这块泥土变成有用的米粒儿。在这三个党员里边，我对高大泉抱的希望最大。他刚出土，还没长成材，确实是一棵有出息的苗子。人人都在变哪，看他上北京去一程子，变成啥样吧。”
邓三奶奶带着袒护的口气说：“这个你放心。他是金子，越变越会发光。”
大伙儿都赞成周忠这三条办法，谈论了一阵子，又扯到对张金发应当动什么样的大手术；因为买歪嘴子砖墙的事儿已经露出他身上的一块大病，应当早下手，免得张金发上歪嘴子的当，犯大错误。
周忠胸有成竹地说：“这会儿，他的耳朵最听不进好话去。我说的大手术，光靠咱们不行，得往区里反映反映，让领导亲自来，帮咱们一块儿给他治病。”
邓三奶奶说：”马上就应当给王书记写一封急信。”又兴高采烈地说：“咱们这么一扯，真好，眼睛明亮，心里痛快；往后，咱们要当好上级的耳目，又给翻身户出点主意，得经常聚到一块儿扯扯，不能断了。”
周忠捧起火盆。说：“对，像这盆火一样，咱们烧着，烧得旺旺的，寒风冷气就休想在芳草地成气候！”
朱旺说：“你周忠当这个盆，我们当炭块。”
宋老五说：“是呀，人无头不走嘛，你就挂帅领兵吧！”
邓三奶奶和陈大婶拍着腿，连说赞成。
人们看到，老周忠那刚毅的脸上，涌起红云，不知是火光照的，还是心头热血往上冲。……

　　十七 小雪花

傍晚，刮起了冷飕飕的小西北风，卷着尘土和炊烟，在街口流动着。杏黄色的晚霞，被聚拢着的云朵切成了无数块碎片。麻雀挤在矮墙头上，咭咭喳喳地叫唤；鸡群在牲口槽下边徘徊着，准备进窝了。小毛驴不安地打着响鼻，轮换着捣动四只蹄子。
高二林在野地里转了半天，拾一筐粪回到家。他放下粪筐，又到东边小棚子拿铁锨，迎面碰见嫂子抱着一捆高粱茬子走过来，就问：“还没做熟饭哪？”
吕瑞芬说：“熟了，在西屋做的。”
“你又抱茬子干什么？”
“我摸着你那坑有点凉，再烧点。”
“算啦，省着点吧。”
“没见天气又变啦？把你冻坏了，你哥回来。我可没法交帐。”
“你给我铺那么厚，怎么会冷呢。”
“不用你管，等天暖和了再节省着烧。”
“烧一半就够啦。”
高二林说着，从嫂子的怀抱里抽出半个茬子，扔到柴禾垛上去了。
吕瑞芬冲着他的背后，笑笑说：“你呀，男子汉，比个妇女还精细。等娶了媳妇，准受不着气。”
高二林拿铁锨回来，也笑呵呵地说：“要是遇上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娘们，我一天打她三顿！”
吕瑞芬撇撇嘴说：“我不老不小，看见了的。你要不一天给人家磕三个头才怪哪。”她笑了笑，又喊，“哎，你不吃饭，又拿铁锨干什么呀？”
高二林一边往西走一边说：“我把驴棚里的粪起出来。”
吕瑞芬说：“放下吧，一会儿我起，俱乐部挺热闹的，你快点吃了，去玩吧。”
高二林说：“俱乐部大概要垮台啦。”
吕瑞芬说：“听说今个上午村长出面找丽平她们开个会，还没说合好哇？”
高二林说：“针尖对麦芒，铜盆碰上铁刷子，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硬，怎么能好呢。”
“不是说，还让你们到天门镇会演吗？”
“就为这个，才急人哪！铁汉本来就够窝火的，村长又撒了巴掌，全推到铁汉一个人身上了。铁汉怕完不成上级的任务不好交代，说下午到雁庄找文教助理去拿节目本子，不知他去了没有，也不知得个啥结果。”
“唉，咱们庄呀，办啥事儿，总是不顺当。你快去看看吧。晚上没有汽灯，铁汉更得冒火了。”
高二林觉得嫂子说的有道理，可是他仍然坚持着起了牲口棚，给驴拌上草，这才吃饭；放下饭碗，给他的小侄子擦干净手脸，最后，朝外走的时候，顺手又替嫂子堵上了鸡窝。
劳动是他的习惯。他酷爱庄稼院琐碎的操劳，或是野地里繁重的体力活动，就如同他的哥迷恋工作，秦文庆喜欢书本，滚刀肉贪吃烧酒，张金发追求地位，等等，是一个样的，但又是那么不同。他在一个以吝啬出名的小客店主人手下当过几年伙计，实际上是一个最苦的苦力。他恨那个人。可是，有时候，他又不知不觉地惋惜自己的身上缺少那个人的一套过日子的本领。他喜欢这个“平平安安”的新社会，迷恋就要发展起来的小日子，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他来到了高台阶，往日的热心观众，早就来到锁着的门口，香椿树下，或是民校教室里等候着了。他赶忙点了汽灯，生上了炉子，摆好了桌凳。
接着，男演员们一个个地来了。他们议论起昨天晚上吵嘴的事儿，还有朱铁汉今天找文教助理的事儿。因为没有个领头的，大家乱乱嘈嘈地说笑打闹了一通，又觉着有点没意思，有的走了，有的一边等着一边看开了书，或是写开了字儿。
夜已深了，没有等到朱铁汉，吕春河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对大伙说：“今个不排练了，都回家休息吧。”
大家围上他，问朱铁汉回来没有。
吕春河说：“我从傍晚一直在他家等到现在，不知他是到谁家去了，还是没回来，怕你们着急，来说一声。”
大伙又问，要不要找村长说一声。
吕春河说：“我刚才走在路上，听说周丽平她们几个在村长家吵嘴。她们还要演过去的节目，村长不答应。我得马上看看去，要不又吵起来没个完。”
大伙听了都很扫兴，嘟嘟囔囔地跟着吕春河走出高台阶，又四散着回家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高二林一个人。别人呆够了抬腿就走，他得在离开这儿之前，把一切东西收拾干净，特别是汽灯和火炉子，一个要熄灭，一个要封住；别人替他干他不放心，今天也没人顾上抢着替他干了。
他本想立刻办这些事情，又打算等等朱铁汉。他跟朱铁汉是比较要好的。自己缺少点痛快劲儿，倒很喜爱朱铁汉这个痛快人。昨天俱乐部的人闹别扭，他自然站到朱铁汉一边。当然，他是无能为力的，既不会解劝，也不想管那么宽。他希望俱乐部再热闹起来。尽管他一天到晚把全部心力都投放到劳动和过日子上，毕竟是个年华正茂的青年，还有不少余下的精力；而俱乐部恰好是消耗这些精力的场所。俱乐部要是垮台了，晚上回到家，除了逗逗小侄子玩，再没有别的事情做，那可太使人发闷了。他独自坐了一会儿，仍不见朱铁汉到来，就站起身，伸伸坐得发酸的腰，舒了一口气；朝门口外边一看，忽然发现下起了小雪花，飘飘洒洒，院子、墙头、高台阶都显出一种白光光的颜色了。他赶忙转回身，收拾东西；先把水碗拣到一块儿，接着扫地。他是个细心的人，干什么都细心认真。这点事儿要是放在别的小伙子身上，三下两下就毛毛草草地弄完了，他却收拾了好大工夫。
他扫净地，盖住火，把铜锁攥在手心，刚要熄灯，忽听外边台阶上有人跺脚。
他冲着外边问：“谁呀？”
没人应。
他又喊一声：“谁？”
还是没人应。
他一步跨到门口，只见屋檐下边站着一个人。借着从窗户纸透出的灯光，他看到那个人是女的，头上戴着一条鲜红的围巾，小雪花像成群的密蜂，在那上边飞舞。
他改用温和的口气问：“怎么还没走哇？”
那个女人动了一下。
高二林又说：“走吧，我要熄灯锁门了。”
那个女人突然“咯咯”地笑起来。
高二林简直被闹得莫名其妙，傻楞楞地站在那儿，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好，同时又有点为难：一男一女，在这儿呆着不方便；硬要熄灯锁门也不太合适。
沉默了一阵儿，那个女人又跺跺脚，开口了：“真冷。炉子里的火灭了吗？”
高二林机械地回答：“没。”
那个女人说：“让我烤烤吧。”她说着，从高二林身边走过，进了屋，拉过一只凳子，坐在火炉子跟前；又不慌不忙地解下围巾，放在桌子上，烤着手。
高二林朝屋里边瞟一眼。他看出她是一个二十多岁青年妇女，两道弯细的眉毛，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剪到齐脖子根；素花布的棉衣服，裹着丰满健壮的身体……他立刻认出来了，这妇女是紫茄子的堂妹、冯少怀的小姨子钱彩凤，从香云寺到芳草地串亲过节。这几天钱彩凤常到俱乐部看热闹，总是早来晚去。他们没有打过招呼说过话。
钱彩凤从桌子上拿过一个揉了许多褶子的剧本，小心地舒展着，说：“我昨晚上听那个叫文庆的念这个节目，编的不赖嘛。我要是芳草地的人哪，我就演。你觉着这剧本不好吗？”
高二林应付着说：“挺热闹的。”
钱彩凤随便掀着纸页，说：“为啥把它说得一钱不值呢？那闺女的嘴茬子真厉害。她的文化挺高吧？”
高二林说：“没正式进过学校，在家里学的。”
“她爸爸是文化人？”
“穷庄稼人。”
“她可不像从庄稼院出来的，眼里没有人，满嘴新名词。”
“她是团员。土改工作队的一个女同志跟她睡一个炕，净给他们一家子人讲道理；他们家里，不分老小，都像她这个样子。”
“噢，跟着啥人近，就学啥人，一点不假呀！”
“那是。”
“你跟你哥也学了不少道理吧？”
“我笨……”
“嘻，你这个人真有意思。谁都怕人家说自己笨，你自己倒承认。快进来吧，外边站着多冷啊。”
“行。”
“我得在这儿等我姐夫，他说来接我。你要急着回家，就先走吧，把锁放下，我给你锁上。保证不会不扣铞儿就上锁。”
“我锁吧。平常都是我锁。”
“怪不得我姐夫说你是个老实厚道人，真不假。”
高二林没有好意思再抬眼看钱彩凤，他却感到钱彩凤的两只眼睛正盯着自己，浑身像让火烤着似的不自在，赶忙跨进门坎儿，脸朝外地靠在门框上。
汽灯“咝咝”的响声，好像三伏天从野外传来的蝉鸣；火苗呼呼地飘动，好像调皮的小孩子吐舌头；一朵雪花，乘驾着小风，飞了进来，落到高二林那件新棉袄的袖口上，化成了水珠，立刻又消失了。
“身上穿的衣服是谁给你做的？”
“我嫂子。”
“鞋呢？”
“也是。”
“你嫂子手挺巧，做得多合身。”
“炕上地下够她忙的。”
“她待你好吗？”
“一块儿过日子还能不好？不好哪能在一块儿过呢。”
“你哥哥还没有回来吗？”
“大概快啦。”
“他准得留下当工人了。”
“来信说，人家要留他，他急着回来。”
“听别人说他的脾气不像你，有点怪，是吗？唉，这穷乡村可有什么恋头。”
“家里离开他也不行。”　　
“你呢？你不是从来不出门吗？”
“我没本事挑家过日子。”
“你就一辈子拉着人家的衣襟过了？要我看，多好的弟兄，也不能总走一个门口。”
高二林不说什么了，也不想多扯下去了，因为跟一个妇女这样聊天很不自在。呆在迎风的门口，他感到有点冷，就看着外面的小雪花飞扬，轻轻地跺着脚。
钱彩凤也朝外看看，不见姐夫来接，也觉着时间不早了，就把稿子丢到桌子上，拿过围巾，一边围着，一边说：“光听别人讲，我还没到你家去呢。你们的门口我知道。院子不小，房子可不怎么样。听说你们一家人都很有本事，要盖上一层大瓦房没啥难处。笑什么？真的。你们家的事我都清楚，你小时候的事我也听别人讲过。”她说着，叹了口气，又低声说：“可怜的人哪，一年一年地长到这个岁数，可真不容易。我也是个命不好的。从小没妈，我爸爸给我续了个后娘，对我可坏啦。他们往东北搬，我没跟去，谁跟他们去受罪呀。我有个寡妇姑姑，对我好，我就留下跟她过了几年。住别人家，再怎么好，那日子也不是什么蜜罐子。以后呢……唉，没有亲爹亲妈，没人疼啊！真的，我见着没爹妈的人，就觉着可怜，我知道这种人过日子的滋味……”
高二林听到这儿，不由自主地看了钱彩凤一眼，心里想：听别人讲，这个女人聪明伶俐，手巧能干；没想到她过去的生活过得这么不顺心，又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
钱彩凤说着话儿，叹息着，站起身，又问高二林：“你平时也不串串门儿？”
“串。”
“为啥不到你表姐夫家去串呢？”
“表姐夫？唔，冯少怀家呀？没事去干什么呀。”
“串门，呆着，还有什么事儿呢？我知道你们的心思。过去那点疙瘩，都八百年了，钉也糟，木也烂了，还系着它有什么意思……”
“我倒没系什么疙瘩。”
“那你往后去串门吧。找我呆着。我在这儿还要住个把月呢。我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沾不上你，不用怕……”
“这你说到哪儿去了。”
钱彩凤已经走到院子里，又小心地在那铺着一层白雪的台阶上试探着脚步。
高二林忽然来了机灵劲儿，冲着钱彩凤的后背大声说：“等等，我带着手电，送你一节儿吧。”
钱彩凤推辞说：“不麻烦你了。”
高二林有一股子实在劲儿，说话就是真的，赶紧解释：“你离这儿远，道上又滑，不好走。”
钱彩凤推辞是假的，两腿已经停在大门口，回过头来说：“那就谢谢你了。”
高二林急忙熄了灯，锁了门，打着手电，伴随着钱彩凤，匆忙地走下高台阶，朝灰暗的方向拐过去……

好

　　十八 “赶快办”

短短二十二年的不幸命运，像玩皮球似的，把钱彩凤踢来踢去。
她八岁死了妈，爸爸是个厨师，一年到头在外边耍手艺顾不上家，后妈把她当个小童养媳妇那么使唤，受尽了窝囊气。她十二岁跟上姑姑，姑夫搁不下这个白吃饭的，接着受窝囊气。十七岁那年，她马马虎虎地嫁了人。那男的名义上是个剃头的，实际上是个“二流子”，吃喝嫖赌，没一点人样儿；平时，不顾她，不养她，等到在外边输了钱，或是喝醉了酒，回家就打她、骂她，这种窝囊气就更加难受。
解放了，土改了，她跳出了火坑，要自己给自己做主，重新安排命运，另走道路了。
正因为她受尽了折磨，受尽了苦，所以，她对幸福怀有一种渴望的又是小心的追求。她羡慕身边那些自由美满的婚姻，眼馋周围那些发达富足的小日子。她希望找一个最老实、最厚道、最能干，尤其最疼她、爱她、忠实于她的丈夫。她希望这个丈夫能够让她吃不愁，穿不愁，要什么有什么，阔阔气气地过生活，从此以后，不使她再吃苦，再受气。
她手巧，能干，很会保护自己的利益。扯一块只能做一件小褂子的布料，她不仅能剪出一件棉袄，还能省出一双鞋面。一团旧羊绒，她可以捻成线，经过染、织以后，围在头上，邻居女人会误认为是从城里买来的新围巾。她把离婚书拿到手，不少人替她说媒，不少人向她求爱，她都冷漠相对，宣称她不打算找主，实际上却在千方百计地物色着如意的对象。
她本来是跑到芳草地躲避媒人的，不料想她的堂姐夫冯少怀却用一只无形的手，把她推到了高二林的跟前。七个夜晚的观察，七个晌午的访问，特别是经过那个雪夜，两个人对面交谈了几句话之后，她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很合心意的小伙子。
起大早，她到街上推碾子，遇上了拾粪的高二林。她主动地招呼他：“真勤快呀。”
高二林朝她笑笑：“我还当是秦文吉家的呢，她总是起得这么早。”
钱彩凤说：“习惯啦。睡懒觉，算哪号庄稼人哪？”
高二林又笑笑：“就是，就是。”
钱彩凤说：“放下你的粪筐，帮我推推吧。”
高二林左右看看没行人，就听从了指挥。
傍黑天，钱彩凤在井台上洗衣服，又碰见高二林去挑水。她大大方方地跟他搭话：“真闲不住啊。”
因为街上有人来往，高二林没好意思看她，摇着辘轳把，说：“你那两只手也没停过。”
钱彩凤说：“要想嘴不停，就得手不停；不动弹，靠什么吃饭。”
高二林提上水桶，连连点头：“很对，很对！”
钱彩凤说：“我这手上都是肥皂沫子，替我打一桶吧。”
高二林悄悄地把一桶水倒在她的洗衣盆里了。
………………
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有了感情。
可是，这件事儿，跟高二林最接近的朱铁汉没有发觉，消息最灵通的“活电报”没有听说，只有暗地里牵着线的冯少怀两口子完完全全地摸了底。
冯少怀对女人说：“赶快办吧！”
紫茄子说：“忙啥，刚三天，哪有一定。”
冯少怀说：“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了。不看办晚了，彩凤一走，香云寺那边出故障。你看这丫头多能干，留在芳草地，缝缝洗洗，不是你个好帮手？”
紫茄子故意问：“不能剃头担子一头热，那边呢？”
冯少怀说：“那边更得热上加热。媳妇送上门儿，还不把他乐疯了哇。”
紫茄子说：“我是问，高大泉那个人，能因为这么一结亲，就跟你重归旧好不？”
冯少怀说：“是亲三分向，是火热成灰；联了亲，必连心，这是人之常情，古之常理，没错。”
紫茄子说：“不是这个意思。你原来打算成全这件事儿，要从高家哥俩挑一个车把式，人家能给你干吗？”
冯少怀说：“这还成问题呀。他百八十里，挟着行李去挣钱，我的钱不是纸印的？还是迭没折，揉没响，买柴禾不着，买面吃不香，怎么的？我没跟你说我那个新发现吗？我这半辈子，就是追钱、奔钱、抓钱，为钱活着。所以得出一条经验：有钱能买鬼推磨，什么人也围着一个‘财’字儿打转转，何况又成了新亲加旧亲，亲上加亲呢？哈哈哈！”
紫茄子也咧着发紫的嘴唇乐了，想想，又说：“听别人讲，高大泉这个人性子特别，跟张金发两道劲儿，不好收买；再说，你也撞过他的墙呀！”
冯少怀说：“要我看，他土改那会儿想整我，照样是为了财，想捞个积极分子，多分点东西；如今土改一完，时过境迁，闹起‘发家竞赛’，人心都得大变，你没见那个一村之长嘛！”
紫茄子被说服，连着点头：“好好好，那就赶快办吧。”
冯少怀到苇坑边上遛骡子，忽见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匆匆地走过来了。他心里立刻想：正缺个桥，马上来个扛板子的；要是让这个老家伙当当大媒，既稳又准，还免去了请客送礼破费钱，一举两得，实在难找的好窍门。于是，他停在道上，笑容可掬地迎着范克明，老远就打招呼：“老范，放假啦？”
范克明也笑笑回答：“歇两天，顺便给村长捎个信儿。”又问：“这骡子怎么样，吃头还不错吧？”
冯少怀得意地说：“挺好。”
范克明赞美：“真是人畜两旺啊！”
冯少怀故意唱高调儿：“全托共产党的福！”
范克明听到这句，看他一眼，又笑笑说：“是呀，所以我说，无论你贫农也罢，中农也罢，什么也罢，都应当拥护党，大小事儿都要按照党的政策迈步子。”
冯少怀立刻把自己脸上的每个部分都动员起来，做出一副十二分诚恳、热烈的表情，说：“老范你算说到我心坎上了。解放这两年，各方面都看出了眉目，谁要是再对党三心二意，那就是瞎了眼，没有丁点儿良心；不光是我拥护党，连我的亲戚朋友，我都说服他们拥护党，都往党员、干部的身上靠近点儿。”
范克明见冯少怀说得那么认真，以至于血往上冲撞，使得脖子上的青筋都一鼓一鼓的，就也给他打气说：“这就对啦，我敢保险，共产党亏待不了你，不用犯嘀咕。”
冯少怀继续顺着竿子爬，往正题上引，假装表白地说：“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呀。老范，你看行动：政府一号召发家，别人都还犹豫不定，我先干了；政府号召婚姻自由，我老婆的娘家妹子跟高二林有那么一点意思，我就赶快成全……”
这句话果然引起了范克明的注意，截断他的话问：“哎，你那小姨子跟高大泉的兄弟搞对象啦？”
冯少怀立刻又装得挺神秘地左右看看，压低声音说：“刚有那么一点影子。开头我也没有留神，倒是我屋里人给我点破的；看他们两个人那一举一动，像有心有意，八九不离十了。”
范克明好奇地又问一句：“你真想成全吗？”
冯少怀连忙点头：“那还用说呀。只要他们两家都满意，我添点搭点东西，也应该。”
范克明说：“你这主意好，见识高，应当这样往党员身上靠近，决没有亏吃。”
冯少怀还要遮掩一下：“谈不上吃亏占便宜，图的是人。二林这个小伙子有出息，让人看着从心里喜欢。”
范克明说：“一村住着，都联上亲戚，和和气气，对大家奔日子都方便哪。”
冯少怀觉着范克明仍然把他的行动看成是巴结，也不想解释了，就接着往前推进，说：“老范，你要是看着这门亲事可以做，也得帮这两个年轻人一把呀。”
范克明说：“凡是好事情，我都帮一把。行，等见了大泉，我提一提。我看没问题，这喜酒十有九成是喝上啦，哈，哈！”
冯少怀说：“受人之托，办终身之事，要办，你可赶快办！”

过一会儿，范克明走进了村长张金发的家，又商讨起另外几件“赶快办”的大事。
范克明这个人有个特点，行动脚步轻，走得快；还有个习惯，不论到谁家，从不先打个招呼送个信，总是悄悄地进来，站在窗户前边听听，等你发现他的时候，早已经立在你跟前了。
正坐在炕上数钱的张金发被他吓了一跳，稳稳神，笑着问：“老范，你啥时候回来的？”
范克明说：“刚到，我专为你的事儿请一天假。”
张金发没听明白：“为我啥事儿？”
范克明说：“你把歪嘴子那墙买下了，怎么还不拆呀？”
张金发说：“我计划先找木匠，把木工活干完，把这旧房子拆了，把新房子的地基打好了，那墙一边拆，一边运，同时就垒上用了，省得费两遍手，少花一笔钱。”
范克明说：“你这个计划倒不赖，就怕夜长梦多。这几天村子里没人对这件事情说啥吗？”
张金发说：“有。就是那个老军属邓三奶奶，鼓动别人找过我，劝我把砖墙退掉。一个个都让我给顶回去了。这两天没有人敢再跟我提这个事。”
范克明小声说：“我告诉你，咱芳草地已经有人把这个事儿反映到区里去了。”
张金发一翻白眼，接着又把手里的票子往炕上一摔：“反映到省里我也不怕！他娘的，怎么我干点好事，这么多的人都看着红眼呢？”
范克明劝他说：“这个气我看你用不着闹它。将来咱们的日子上升了，红眼的人还得多哪。”
张金发虽然发火，那是给他的朋友做做样子，实际上，他的心里很虚，一听有人反映到区里，胸口早就“嘭嘭”打起鼓来。过一会儿，他又故作镇静地问范克明：“你知道谁反映的？反映到谁手了？”
范克明打个沉，说：“本来，这种话，我不应当传，也没啥必要传。可是，咱俩是过心的人，也清楚你是个心里能盛下事情、肩上能担沉重的人，……”
“你就说吧，我一定要知道他。”
“我说给你听，你可只能肚子有数，嘴上不能吐一个字儿，脸上不能露一点颜色呀！”
“我保证能做到。”
“说实话，我都没想到他会办这种事儿，你猜谁？周——忠！”
“啊！他这几天到处串，满街转，没离村，也没赶集去呀，你看准了是他吗？” 　　
“人没有去，是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
“他给我走了黑信？信到谁手里了？”
“王书记从乡下回来，我给他往屋送饭，看到桌子上有个信；对啦，我不识字儿，周忠那名我还认识。那字写得大大的，一篇纸上满满的。”
“你怎么知道那上边的内容是告我的呢？”
“我放下饭菜，站着不走，王书记就问我：你常回家，听没听说金发买了砖哪？我含糊其辞，说我不清楚。他就把那信收起来了。连起来一看，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儿？”
“王书记说啥了？”
“当时他没说什么。过一会我去收拾碗筷，见他正跟老区长说这个事儿。老区长对你挺不满意，还要找你到区里去当面谈，王书记直劝他消气，说，只要不是白要的，买卖交易的事情，区里管不了。别的我没听见。”
“你看王书记那样子，不像生气吧？”
“不像。”
张金发听到这里，讨到了实底儿，又来了神气，用手掌拍打着炕席说：“咱芳草地不出金银财宝，专门出产头上长角、嘴上安刀、软硬都不吃的人，真叫奇怪！”
范克明似有同感，说：“草深虫子密，林大鸟儿多，什么样的全都有哇。”
张金发说：“高大泉在家那会儿，就是这个样子。对上边布置下来的发家致富这件大事情，他不带着干，不帮着干，别人干了，他还站在一边挑鼻子挑眼，专门跟你找别扭。闹得我手上干着工作，心里边不痛快。他这一走，我想这回干净了，没想到走一个婆婆，又起来一群公公。那几个上年纪的人，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凑到一块儿嘀嘀咕咕，一会儿这个找你提意见，一会儿那个找你摆问题，闹得你心头烦，脑皮疼。”
范克明嘱咐一句：“所以你要格外小心。”
张金发说：“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捻多少钉，小心这一大群，我小心得过来吗？唉，过去，我对周忠是敬着的、捧着的，觉着他不错，没想到他比高大泉还加了十二分劲儿！高大泉这个人，碰上你办了什么事儿不顺他的心思了，就当面跟你顶撞，跟你争论，从来没见过他躲到背后朝你来一棍子；这个周忠，可不得了，一伸手，就给我耍硬的，串通一些老头老太太，挨门走，专讲那些对当前贯彻发家致富不利的坏话。他们煽动一伙半大丫头，大闹俱乐部，搞得烟火腾腾，人心不安。你看，明儿个就是十四，后天就要全区文艺会演，芳草地的剧团还是四分五裂、不上不下，上边一个通知让集合，我可怎么答复呀！”
范克明忽然想起什么大事儿，一拍手说：“嗨，金发，我今个就是打着这个官差来的。王书记亲口通知，让我告诉你，芳草地的剧团一定在明天中午赶到天门，区领导先把节目审查一下，第二天就登台；还说，这台戏就指望芳草地唱了，因为你们是土改搞起的剧团，有基础……”
张金发又叫苦连天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嘛！你看看，上边压，下边挤，我哪还有活路可走？”
范克明对村长的苦衷深表同情，同时，他也热心指点，说：“要我看，事在人为。遇上困难了，不能光着急，光发火，得静下心来想办法。”
“软的硬的全用遍，办法全用绝，让周忠他们给搅和得我的威力减一半。再不像过去那样：只要我一声令，就一齐喊；一挥手，就一齐跑啦！”
“那得分啥事啥办法。你是村长，不是打杂的，原则上一指示，轰着别人干。比如像演剧这事儿，放着铁汉，你不让他抓挠，留着干啥使？”
“我是推给他了。周忠照样顶他。他找文教助理要节目材料，也照样把他推了回来。”
“你应当把他往上推。这回，让他带队，带不起来呀，让他跟王书记交代；他是主管、没话说，别人也说不出啥来。你看对不对？”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张金发听到这儿，一拍大腿，说：“对，对，对，这几天买砖的事儿把我闹得有点晕头转向，真是当局者迷，局外人清。让铁汉跟王书记汇报，王书记怎么指示，让他回来执行——这个同志对上级的指示还是坚决执行的。这样，就可以让他带着上级的令，由他出面，压一压闹事的人，给开展中心工作扫扫道儿。”
范克明说：“要这样，事不宜迟，你赶快去找铁汉，就说区里开会，让他去；我头前一步回去看看，顺便先跟王书记透透情况，让王书记心里边有个底数……”
张金发立即领会了范克明的意思，又感激，又佩服，立刻打起精神长了劲儿；下地穿鞋，就要动身。
范克明拉住他说：“还有你买那砖的事儿，怎么办？”
张金发说：“王书记没生气，我也放了心；他就是生气了，我也有话说，我犯什么法啦？”
范克明说：“不管怎么样，既然有人暗地告了你，不如小心一点好。依我看，把砖弄到这个大门口里边堆起来，才姓张，才属于你。我劝你赶快办！”
张金发点点头，把“赶快办”三个字记在心上了。

十九 浑身是劲

河冰开，雁归来，酣睡的土地正苏醒，已经到了准备春耕生产的季节。
高大泉率领着十二个伙伴，告别了首都北京，回到大草甸子，回到他们的家乡。
临动身之前，他们都剃了头，刮了脸，一个个容光焕发。车站领导送给每人一条雪白的羊肚手巾作纪念，上边印着大红的“奖”字，像围巾似的系在脖子上，格外精神。他们还把行李卷打成像军队的背包那样，方方正正，显得整齐美观。
他们在天门镇下了公共汽车，正赶上大集日。腰里装着工钱的伙伴们，都急着想到街上逛逛，买一些生产上需要的东西。只有高大泉顾不上这些。他跟大伙约定了碰头的时间、地点，就急忙奔区公所。
区公所是当年日伪大乡占用过的那个酒烧锅旧址。如今，一些房屋重新翻盖，门口也经过修理，完全变了样子。也许是集日的关系，到这儿来往的人相当多，门口拴着驴，停着车，院子里一群一伙等待着办事情的人。民政助理办公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一片吵吵嚷嚷。
高大泉直奔后院，只见王友清和老区长的屋门都上着锁，就又转回来，推开李培林的房门。
李培林正跟女文书油印材料，两手都是黑油墨。他见高大泉突然进来，高兴地说：“我估计你一听到大雁叫，就在北京呆不住了。坐吧。我这还有一点就印完了，咱们得好好聊聊。”
高大泉坐在床边上，朝那一摞子材料看一眼，见那字头标题是“加强领导，做好春耕准备，打好土改后的生产第一仗”，就告诉李培林，他们刚下车，还没回家，想找领导汇报汇报情况。
李培林说：“车站上的党支部给咱们写来两次表扬信，你们干得不错。前几天镇上搞会演，老区长还在戏台上宣传了这件事儿。”又问，“这回走一趟北京，收获不小吧？”
高大泉说：“开了眼界，跟工人老大哥学习好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农民最缺的。这回我们得想尽办法，搞好宣传工作，让庄稼人为建设新中国，为打美国鬼子增加生产，不能光为自己奔日子。这是我得到的一条最大最大的收获。”
李培林说：“你这个收获挺重要。听老区长说，县委梁书记又布置了新任务：等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到咱们县之后，开展一个大张旗鼓的爱国主义宣传运动。你这个想法，跟领导上想的完全合调门儿。”
高大泉又告诉他，除了想找区领导汇报之外，还希望得到指示。
李培林说：“这几天把他们忙得够呛，不一定顾上跟你谈什么。上次县里开会，梁书记批评了城关区的领导；说他们缺少远见，盲目乐观，对土改分了地的农民撒手不管，有一个村发生了放高利贷、卖房卖地的事儿。梁书记说，他正试验阻止发生这种问题的好办法，这办法是过去在老解放区传下来的；他说，因为农民讲究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等搞出一点成效的时候再推广。梁书记还说，眼下要加强领导，搞好春耕，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我们几个人私下议论，觉着这个问题提得高，提得重要。王书记传达的时候说，咱们区对工作抓得紧，没有撒手不管，有成绩；又说，因为是谷县长抓的重点区，防止万一出漏子，就把干部都放到各片搞检查，老区长也带病下去了。”
高大泉听到这些，特别是关于县委书记的只言片语，觉得很受鼓舞，就说：“我自己有些新的想法，又拿不准，听你这一传达，我心里有点谱了。我先回去干，过几天再找他们吧。”
李培林印完材料，又跟高大泉谈了一些本区的新闻，详细问问芳草地的人在北京的生活情形。高大泉见投进屋里的太阳光已经移到约定跟伙伴们碰头的时间，就告辞了。
伙伴们大部分都已经办完了事儿，在西街的木匠铺门前说说笑笑，等候着还没有到的人。
高大泉立刻发现两种新气象：一是大家的喜悦心情比刚才分手的时候更浓烈了，一是差不多每个人都增加了装备：有的买了新铁锨，有的买了新锄板，有的在粮食市上碰上自己心爱的良种，也买上了一斗。
吕春江扯住高大泉的袖子：“大泉哥，来，来，你看看我这个玩艺儿。”
高大泉转身一看，见地下放着一条新扁担；扁担的一头吊着行李，另一头，小线绳拴着一件旧褂子的四角，像个网兜子，那兜子两端露出两个黑胖胖的小脑袋。他不由得一乐：“嗨，你买了小猪？”
吕春江喜幸地用粗手指头抹着下巴颏，说：“你忘了，去年刚分了地，我就告诉你，想买只小猪，好多造粪，那会儿办不到，馋得难受。这会儿，我一下子办了双份的。遂心了！” .
高大泉蹲下身，正高兴地端详着小猪崽，忽听伙伴们喊叫起来，扭头一看，周永振红涨着脸从人流里朝这边挤过来。
吕春江先闹明白伙伴们喊叫的原因了，也跟着欢呼：“这小子，买了牛！”
高大泉赶紧撇下猪崽，跟在吕春江后边迎上周永振。
周永振牵来一头小牛犊。这牛犊，方方的脑袋，长长的腰身，高高的蹄腿，金黄的脊背，雪白的肚皮，像一颗大蚕茧似的，又胖又光亮。
伙伴们围上了他和那牛犊，像遇上了他们所有喜事中的最大的喜事儿，品评着，议论着。
“别看它这会儿幼小，从骨架看，有出息，将来一定是一头大壮牛。”
“永振，你这小子真有计算，花一条牛腿的钱，弄了一个全身子到手了。”
周永振看着来往行人投过来的羡慕眼光，听着伙伴们的夸赞，把他兴奋得那只牵牛的手不住抖动。他擦了擦脑门上边因为过度紧张冒出的汗水，憨笑地说：“当时好几个人围着看，都有心要它，我也顾不上回来找你们当当参谋再定准，一咬牙，就买下了。”
“放心吧，保险你没有上当。”
周永振说：“临出门那会儿，我爸爸说过，眼下买大牲口凑不足钱，先买个小的养着，可是没说这回就买。”
“他呀，只能高兴，不会埋怨你。”
周永振说：“这一下子，我把攒下的全部工资，都掏出来了……”
吕春江打断他的话说：“别高兴得不知道说啥好了。就算你把行李卷都搭上，也值得。等我把两口猪喂肥了，也学你的样子，买一头牲口使。”
刘祥接着说：“对呀，如今种自己的土地了，一定得自己有牲口才行。”
周永振在买到小牛犊的喜悦之中，本来还有一点不安定，这会儿己经全部消失了。忽然，他的两眼又盯住高大泉。别人都说都笑，唯独高大泉光看不吭声。周永振心里又犯嘀咕，就问：“大泉哥，你呢，你还没发表意见，我这事儿办得好不好呀？”
高大泉把凝视的眼神，从小牛犊身上移开，把伙伴们扫了一眼，这才望着周永振，回答说：“大伙儿都说了，说得对，我都赞成。”他说着，又加重口气，“我看还有一条最重要，你今天把这小牛犊拉回芳草地，比去年冯少怀拉回的那头黑骡子正大、威风、有前途！”
这句话，说到了每一个人的心坎上了。
芳草地的这几个庄稼人，急着往家奔。他们说着，笑着，往前走着，一派兴高采烈、威风凛凛的气势。
高大泉是他们中间最激动的一个。他跨着大步走在前边，遥望着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那上边的丛林，村庄，升降的鸟群，奔跑的牲畜；远远地看到了芳草地，那儿是用树木的枝条和房屋的瓦脊组成的像墨迹般的轮廓，高台阶的一角灰色的墙壁，官井沿一棵高大的白杨。这里的一切都是他最熟悉的，不知为什么，却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新鲜感，奇特的诱惑力，无声无形的鼓动和召唤。
尽管他留恋北京，想念车站，惜别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先进的一伙人；可是，他明确地认为：只有大草甸子这块土地，才是他的用武之地，才是他大显身手、发挥作用的战场。他是怀着一种战士投向战场的心情回来了。
他想着，回到芳草地之后，怎样尽快地把他们在北京的见闻、感受，特别是提高了的思想认识，传达给伙伴们；用什么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新中国的农民，不能光为糊口劳动，不能光为养活老婆孩子劳动，不能光为个人奔日子劳动，这是旧思想，是“农民意识”；要把劳动跟国家、跟革命联在一块儿，要为抗美援朝劳动，为工业建设劳动，为建设新中国，为发展社会主义劳动。他想，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得把朱铁汉鼓动起来，让他重视组织农民增加生产；同时，想办法解决跟张金发的严重分歧，使他回心转意，和翻身农民站到一条线上来。他想，只有这样，庄稼人才能把共产党分给自己的土地种好，保住土改的胜利果实。他想，用新的思想认识把人们发动起来之后，芳草地将会出现一种怎样蓬蓬勃勃的欢乐景象，将会掀起一场如何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将会取得一个多么巨大而有意义的胜利成果？到了那个时候，金子一样的粮食，银子一般的棉花，把大车小辆装得满满的，结成大队，举着红旗，浩浩荡荡地开到国家仓库，多有气魄呀！他想，那时候，就可以代表芳草地的人给火车站的工人老大哥写信，就说：我们学着你们的样子做了，我们还要往前奔！
忽然，牵着牛犊的周永振喊叫起来了：“嗨，久宽哥，你忙往前边跑啥呀？好几个月都忍了，这一会儿工夫就耐不住啦？”
吕春江立即帮腔：“是呀，你甭急，大嫂子丢不了，跑不掉，这会儿正依着门框，盼着你，等着你哪！”
邓久宽回过头来，怒冲冲地朝他两个瞪一眼，瓮声瓮气地说：“谁像你们年轻的，心窝里除了媳妇，不装别的东西呀！”他说着，继续急步往前闯。
他的神态，他的语调，实在可笑，所有的人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高大泉立刻收住了他的畅想，看着邓久宽，又对身边的刘祥说：“刚才我没有留神久宽哥，他一直高高兴兴的，怎么一会儿的工夫变得沉闷了？”
刘祥说：“他跟我到集市上逛逛，什么都看一眼，什么都没买。别人买回东西，他翻过来倒过去地瞧，不说好，也不说坏，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闹不明白。”
周永振又喊起来了：“哎，他要干什么？你们瞧这个人！”他喊着，吃惊地望着前面那个破砖瓦窑的方向。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在他们说笑之间，邓久宽已经跨出小路，斜插着往北边拐过去了。
同伴们停下来，奇怪地议论和猜测，加上批评周永振：
“永振你高兴大发啦，净胡说八道，久宽生气了！”
“他的脾气可犟啦，从今以后，十天里边也别想他再理你！”
“我看他不像生气的样子，他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真是个怪家伙，你们看，他要干什么呀？”
邓久宽已经走进了正在苏醒的土地上，开始挺快，接着慢下来；跳过一条小沟，蹲下了身子，又在地上扒了一阵儿，抓起一把土，在手心里掂着，如呆如痴地看起来了。
金色的太阳，把沟边的树影子投进垅沟里，筛漏下条条缕缕的光点，在他那宽圆的肩膀上涂抹着；小风徐徐地摇摆着垅沟里的绵软的枯草，又把一片红色的叶子，缓缓地托起来，围着他打个转，又升腾到高爽碧蓝的天空。
人们停在路上，看着陶醉了的邓久宽，也跟着陶醉了；就连周永振和吕春江，脸上的神色都从嘻笑变成惊奇，接着，又深情地望着邓久宽。
沉寂一会儿之后，大个子刘祥忽然另有所悟，第一个小声说：“那是他家分的地。”
高大泉点点头：“不错，划地块那天，是我给他插的牌子。”
刘祥接着说：“那块地头上埋着他的两个老人……”
高大泉打个楞：“噢，怪不得在评议会上，他一定要挑这块地。”
伙伴们的陶醉又被庄严的感触代替了。
一个听来的故事，带着隐痛，响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那是二十年前，一个阴雨连绵的六月天，要饭的邓老六饿死在小土炕上了。
穷哥们都跑来帮忙。大家把一条破柜的隔板锯掉，当棺材；把一领破炕席一卷，当装裹；在一只小瓷瓶里倒上几滴油，代替了长明灯。十岁的孤儿邓久宽，跪在灵前，哭哑了嗓子，哭肿了双眼。
正要起灵下葬，乐二叔浑身水淋淋地跑进来了。他告诉大伙儿：官坟地泡上了水，浅地方没腰，深地方够不着底儿，没法挖坑子。怎么办哪？邓老六受一辈子罪，死了不能泡在水里，更不能烂在炕上呀！
为了给邓家的死人借一块下葬的地方，把芳草地所有肯帮忙的人都搬动了，去请求歪嘴子的堂兄弟。因为这个地主念过“洋书”，大家都叫他“洋财主”。这个地主故意摆阵势：第一天，死不赏脸，第二天，吐了个活话，第三天，勉强地答应了，算是租借。三尺宽六尺长的一块地方，年租一石棒子，还只能占地头一个土沟边上。明知是吃人，也得让他吃。死人下了地狱，活着的儿子进了“洋财主”的大院，当了小半活。
第一年，官坟地压着水，不能迁坟；第二年，又积上新水，还不能迁坟；第三年，那里的旧水新水成了一片死水的芦苇坑。邓久宽一连气给“洋财主”白干了八年；从第九年开始，成了长工，每年还要从工钱里扣出那一石棒子的地租。同时，每年清明节，“洋财主”还不许邓久宽挖他几锨土。邓久宽总是含着泪从一里远的苇坑边上背一筐土，压在他爹那荒草丛丛的矮坟头上。
这笔阎王债，一直到土地改革，才永远结束！
………………
刘祥看看周永振和吕春江，感慨万端地说：“你们年轻啊，不知道在旧社会里，穷人想有一块地方、几锨黄土，比登天还难，也就不知道久宽的心。庄稼人哪，最亲近、最惦念的，是土地，是几辈子梦想不到手，如今到了手的土地呀！”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蹲下了身子，从路边的土地上抓起一把黄土，捧在手里沉思起来。他们一个个都回想起自己的家世，每个人的遭遇都是各种各样的，但不管千变万化，宗宗件件都跟土地问题联系到一块儿。
他们像是自语，又像对伙伴表白地说着：
“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
“有了土地，我们就有了一切啦！”
高大泉把手里的黄土攥热了，忽然朝空中一扬，望着那金黄色的烟雾，精神抖擞地说：“土地，土地，它如同是工人身边的机器，它如同是战士手里的钢枪；有了它，我们才有了根，才能站住脚，才能为了巩固政权、保卫政权、让人民永远坐江山贡献力量，这回，我把这一点看清楚了！”
刘祥也挺有劲地说：“上一趟北京，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心膛宽了，腰杆硬了，浑身是劲了！”
邓久宽又走回伙伴们中间。他的手里仍然揉搓着泥土，细面面儿从他那粗大的指头中间流下来。
大伙儿停住热烈的谈话，都一齐望着他。
他眯着眼，紧闭着厚嘴唇，也在望着大伙儿，这个，那个，看了一阵子，忽然郑重地说：“我眼下什么也不买，得把粮食准备足。人是铁，饭是钢，吃饱肚子才有劲儿闹生产、伺候地，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浑身有劲儿？哼！”说着，一挺胸脯子，“我从分到地那天起就鼓足了劲儿。我这劲儿，从我爷爷、我爸爸那辈子就憋着，一直憋到我身上，又憋了三十来年，足着哪！这一回，在北京又开了眼，加了新劲儿，我是足上足，足极啦。我呀，我这回要把命交给土地啦！”
高大泉说：“应当说把命交给党。只有下了这个决心，才能够种好土地，才能够保住土地。”
邓久宽又咧嘴一笑：“用你常说的话，就是把这一百多斤交出来了！”
高大泉又深情地看着这兴奋异常的一伙，对于在芳草地实现自己的新计划，更加充满信心。他舞动着大手说：“同志们，我们这趟北京没白去，都有了劲儿啦。好哇，我再说一遍：咱们都是从北京来的，都是跟工人老大哥一块儿并着肩头干过，受了很大教育的，咱们回到芳草地，各方面都做个好样子。大家能不能办到哇？”
众口同声回答：“能办到！”
高大泉满意地喊：“好，咱们回家啦，家里的人，家里的事儿，都等着咱们哪。”
于是，人们又说说笑笑地在家乡小路上迈开了大步。

二十 满载而归

从首都北京回来的那些浑身是劲的人们，在高台阶前边的三岔路口上分散了，各自投奔常常想、常常盼的家里去了。
他们这种不约而至，突然地推开门，站立在媳妇、孩子和父母面前的时候，会给这些亲人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怎样的欢乐呢？他们的第一句话要说什么？他们的第一件事要办什么？他们怎么能够满足那些没有机会逛逛首都的人们的好奇心，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呢？他们又怎样把自己那么多的见闻和感想，一宗一件地传达给这些人呢？……这一切，实在有意思。
高大泉站在原地，心里这样想着；连他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要想这些，又是这样很有兴致地想着；同时，他笑嘻嘻地眯着眼，望着四散去的背影，望着有人在跟邻居打招呼，有的人背上的东西被自己的孩子接过去，直到最后一个伙伴进了朝南去的胡同口，他才转身往东走。
芳草地还保留着过春节时候的喜庆气氛。高台阶空场子上那个用四个大车轱辘搭成的戏台还没有拆除，场子上散乱地扔着人们当座位用的砖头石块。贴挂在家家门口的对联，还很鲜艳，新糊的窗户还挺白净，小孩子们身上的新衣服也是整洁的。街道两旁的粪堆和土堆增多了。有两家的破土屋拆掉，还有几处搭着脚手架，正在盖新房；虽是吃午饭的时候，远远的还能看到东坑沿有好几伙人，有刨坑泥的，有用筐子往外挑的，都干得很欢。好多人家的院墙、寨笆也都修理过了……
高大泉观看着这个离开两个多月的家乡，想着他翻来复去想了许多遍的问题，计划着等安定下来之后，怎样一点一点地推广实现自己的打算。他走着，看着，忽见冯少怀家的大车门旁边的墙下，站着一个穿蓝色棉布大衣的人，一手提着灰桶，一手拿着刷子，弯着腰，往墙壁上刷写大标语。从那细高的个子、大衣下边的两只黑皮鞋，还有那副缓慢文雅的动作，他立刻认出是小学校的教师于宝宗，就招呼一声：“嗨！于老师嘛。”
于宝宗听到声音，慢慢地转过头，用那只拿着刷子的手背把他的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朝鼻梁上推推，仔细地看了看，才笑着回答：“大泉同志，从北京回来啦？”
高大泉说：“刚到。”
“过年好哇？”
“这个年过得非常有意义呀。”
“传说你们在火车站上长期工作不回来了。”
“不回来还行。农民的任务就是搞好农业生产嘛。”
于宝宗温和地笑笑，随口说了句：“有空到学校玩吧。”
高大泉却认真地回答说：“明天或是后天，我找你们几位老师呆一会儿，咱们一块商量个事儿吧。”说着，就一条条地观看刚刷写完的标语。
标语字是用白灰泡水，刷在那些黄土墙和灰砖墙上边的，字写得很大，格外显眼。这边一条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抓紧春耕夺丰收”，那边一条是“努力增产，发家致富”，接着是“要发家，种棉花”……
他走着，看着，用这些标语跟他这几个月在首都北京耳闻眼见的一切对照，跟他亲眼看到工人老大哥的英雄行为对照，跟许多老革命同志的教导对照，同时跟自己想的一些问题对照。他觉得这些字刺眼，这些话很别扭，很不对味儿。他立刻看出，这一连串的话，归结成的一个总奋斗方向，跟他离家前那个群众会是一致的，可是跟工人阶级干的，跟老干部指点的，跟他经过苦思苦想理解到的完全拧着劲儿。　　
他急急忙忙地踅回来了，很焦急地朝已经走到远处刷写的于宝宗喊：“喂，于老师！”
于宝宗一边写着，一边想着什么事儿，被这喊声吓了一跳，手里的小灰桶差一点儿掉到地上。灰水一摇，溅在他的大衣襟上了。
高大泉停在他的跟前，问：“这标语，您写了多少啦？”
于宝宗观察着高大泉的脸色说：“前街、后街都写完了，就剩下西头，下午也就差不多了……”
高大泉使劲一摆手：“这不行啊！”
于宝宗打个楞：“不行，字写错啦？”
“字没有错。”
“那，字体写得不好看吗？”
“标语在内容，不在字好看不好看。”
于宝宗这才缓口气，心里立刻又升起一种蔑视的情绪，暗想：你一个庄稼人，上几天民校，字都不准能认全，还能深究什么内容呢？真是笑话。可是他嘴上说：“我只管照着底稿写，没研究内容。”
高大泉干脆地说：“这标语的政治内容不好。”
于宝宗对这个农民竟品评起这种高不可攀的学问，态度又如此武断，有点吃惊了：“怎么不好？”
高大泉说：“起码不全面。写标语，就是对群众发号召，就是对群众搞宣传；号召群众干什么，宣传我们党的主张，不是随随便便地一涂一写的事情。应当写增产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巩固工农联盟；应当写多产爱国粮，支援志愿军，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
于宝宗听了这片话，倒是真吃惊了。他摘下眼镜，放在嘴边哈哈热气，用手掌擦擦，戴上，又仔细地观察着面前这个讨过饭、逃过荒、扛过长活的庄稼人，注意地思考着他的这番议论。
高大泉把自己的想法讲完之后，语气缓和下来，说：“于老师，麻烦你一下，按着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再编几条新的，往下写，好不好呢？”
于宝宗连忙说：“大泉同志，你刚才说了，标语口号可不是随便往墙上写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编的，我可不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高大泉说：“按我说的意思编写，不会有错。”
于宝宗说：“没错也不行。张村长亲自交给我的，嘱咐我一个字也别错，全部照着抄，乱改还行吗？”
高大泉想了想说：“那你就先休息一会儿，我去找村长商量商量；怎么改，回头我再告诉你。”
于宝宗说：“这倒可以。”
高大泉要马上办好这件重要事情，一刻也不能耽搁。他从肩上卸下背包，放在墙边的一块青石上，求于宝宗照看一下，如果见到东街的人从这儿路过，替他捎到家里去。随后，他就一直往后街走，想到张金发的家里去。他刚迈出几步，远远地看见一个老太太从对面走过来了。
这老太太大骨架，满头银丝一样的白发，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杖，穿一件打到膝盖头的蓝布的罩衫，好像要办什么急事儿，又走不动，挪挪擦擦地迈着步子。
高大泉认出是老军属、邓久宽的大娘邓三奶奶，就紧走几步，迎到跟前，伸手扶住了她的胳膊，亲热地说：“三奶奶，您好哇？”
邓三奶奶停住步，仰起脸，把一只粗筋突露的手举到眉头上，遮着中午强烈的阳光，两只眼睛使劲往一块儿挤着，看了半天，忽然咧开缺牙的嘴巴乐了：“大泉，是你呀。没想到你这会儿回来，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有人往我们耳朵里边吹风，说什么高大泉走的是另一条发家致富的道儿，留在北京当长期工人了。我跟老周忠两个人给大伙开心解说：不会的，眼下芳草地这个样子，大泉他不会把大伙扔个不上不下就自己走喽。我们猜的不错吧？”
高大泉微笑着说：“要在芳草地搞的任务还没有开头，更不用说成功，哪能离开这儿呢。”
邓三奶奶点着头：“是呀，是呀，我们信得住你。别人爱编啥瞎话，让他们编去吧。”
高大泉上下打量着老人家，说：“看样子，您的身子骨倒挺结实了。”
邓三奶奶一只手轻轻地拍着高大泉的胸脯子说：“我死不了，又活了，活得更结实了。我想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福，还得亲眼看看芳草地变成个啥样子，那时候死也安心了。说一遭儿，亏了你捎那药灵验，吃下去立地生效，一天比着一天好。你久宽哥硬说他买的那药跟你买的那药是一个牌子，我不信。我活七十岁，走南闯北，谁能骗我？你有人家大泉的精明才份，你能买来这样的灵丹妙药哇。”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
高大泉陪着笑笑，又问：“您晌午没歇着，到北街干什么去啦？”
邓三奶奶左右瞧瞧没人，叹口气：“别提了，我又干一件管闲事落不是的事儿哪。唉，只要见着不合咱们贫雇农心意的事儿，不管就受不了哇。告诉你，还是为金发。如今是咱们共产党掌大权的天下，咱芳草地，就你们三个眼珠儿似的党员，大事小事都得朝你们说哪，怎么不叫人心疼珍贵呀！”她缓口气，说：“还是年头里的事儿，我听朱荣媳妇说，金发要盖房，买了歪嘴子房后边的砖墙……”
高大泉听到这儿打个楞：“他要买歪嘴子的后砖墙？这是怎么回事？”
邓三奶奶说，“是呀，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他急着盖房，也不能急得什么都不顾哇。有钱哪儿买不出砖来，何必沾地主？他过去跟歪嘴子不清不浑，后来裂开了，这多好。这回要是办了这事儿，旁人看着，没私也有弊，好说不好听。我开始没敢露面，我知道他烦我。我先找铁汉，这孩子，还是不往心上放事，硬说这没啥了不起，让我给骂了一顿。他没办法，勉勉强强地去找金发说去了，大概是三言两语给顶回来了。我又找老周忠，他是老年人，是有头有脸说话占地方的，让他出面，劝一劝，总得听吧？没想到也碰了个软钉子。过几天，我又让孩子把秦恺叫到家，跟他说说，托他劝劝金发退了这个买卖。人家秦恺是心里有坎面上平，明知说也不顶用，也不去找这种没趣儿。这个门不行了，我想起范克明。他跟金发对劲儿，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好朋友，他劝劝保险顶用。我还没动身，又听万淑华说。买墙的钱就是范克明借给金发的。你瞧，他住大北头子，我要是去了，不也照样白走一趟吗？”
高大泉想：范克明是个精细人，在区里工作，受的教育多，同时对张金发也很要好，张金发对他更不错，怎么能想不到办这事儿不妥当，反而支持他呢？张金发过去跟歪嘴子的关系，他没见到，不会没有听说过吧？
邓三奶奶拍拍蓝布褂子大襟，接着说：“万般无奈，我只好亲自出马了。早起我好歹吃口东西，就出了门。我下了个决心，打算今个跟他掏心窝子说，哪怕是求求他，也得求他听我的话。我好不容易挪到他家。陈秀花说，他上村公所了。我又挪到村公所，那儿锁着门，根本没有一个人影子。我还不死心，接着又把金发常串门的几家，都找遍了，还是没见着。没想到这个可恶的东西，安心耍我这个老太太，哼！”
高大泉听着老人的述诉，心里很受感动。他的脑海立刻出现了一幕动人的情景：白发苍苍的老人，怀着满肚子热情，冒着初春寒风，踏着残留着冰雪的道路，在芳草地的大街小巷艰难地奔走……同时，他想起去年冬天，当冯少怀买了骡子搞示威，老人家抱着病，大黑天找他，给他提醒的那件事。他的心里泛起一股热流，通遍周身。他想，一个干革命的人，上边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掌握全盘、指引道路，身边有这样一些老年人，爱护你，心疼你，指点你，真幸福哇！他想，有这样的条件干工作，不管多难多险，走着，闯着，也会特别有劲，格外踏实。他想到这里，两只大手一齐扳着老人的两条胳膊，深情地望着老人家那皱纹纵横的脸，好久才说：“我全明白了。我送您回家吧。我马上代表您和大家去找金发。我把您的心意告诉他，把我的心意告诉他，无论怎么样，我要劝他把砖墙退掉，他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他。”
邓三奶奶说：“我找到他了。”
高大泉心里一亮：“您把他劝好了？”
邓三奶奶摇摇头：“不行啦……”
“不行也得行。我去找他！”
“你去也晚了。”
“怎么？”
“生米做成了熟饭，金发这会儿正领着人拆墙哪！”
高大泉感到胸口一阵难忍的绞痛；他车过脸去，两眼发呆地望着对面的墙壁。土墙壁上的白字，像针一样刺他的眼睛。
路的另一边是一家门口，里边有一盘露天的石碾台，几个妇女正在那儿轧粮食。一会儿嘁嘁喳喳，一会儿又大说大笑，同时棒子粒儿在碾盘子上响着“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隔壁的短墙上出现一个女人的头，那是朱荣的媳妇万淑华。她朝妇女们喊：“喂，谁在最后边，给我占个地方，你轧完了，我轧点儿。”
妇女们叫她：“过来呀。”
“我还忙着收拾家伙哪。”
“这么晚吃饭？”
“串门去啦。”
“又有啥新闻哪？”
“上北京做小工的都回来了。”
“是吗？”
“一个个肥头大耳，威威武武，都练得能说了，一套一套的。都发财了。老吕家买了猪，老周家牵来了牛，真不得了。高大泉也回来了，挣回一大包子洋钱票！”
妇女们都看见高大泉就在门口站着跟邓三奶奶说话儿，没听她报告完，就都大笑起来了。　　
万淑华被笑得莫名其妙，大声喊：“笑什么，一点没错，他们是满载回来的嘛。”
高大泉振作一下搭腔嚷着：“嫂子，你这回的电报可没报准哪。我是满载回来的，可不是金银财宝洋钱票，这些比那个宝贵，将来大伙一块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