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大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会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若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这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如果说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了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问题是能办的到吗？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解决）。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开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二万公里，×××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几个月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你真是思想解放了。对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没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因为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有人说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但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间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飘”，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是否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好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针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哪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母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元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做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不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秦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云南省委报告的批语：《一个教训》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像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毛泽东的讲话一般都是即席发挥，提前没有手稿或仅有个标题提纲，所以从记录稿来看口语化很重）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会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钢），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为好？因为（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说的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